124、傲慢大罪維克多·雨果

我在俄國當文豪 124、傲慢大罪維克多·雨果

當屠格涅夫終于想到要幫米哈伊爾忙活關于作品的事情的時候，他才驚覺他已經出國了好一段時間，而看看時間的話，1844年也即將進入末尾，無論如何，屠格涅夫也都要在年末的重要節日前趕回去，不然的話，他很可能會面臨被斷絕生活費的風險。

時間這種東西，對于這年頭的俄國貴族來說，其實并不怎么值錢，往往是隨隨便便打打獵，參加參加舞會，再漫不經心地做一些別的事情，一年時間其實也就這么過去了。

只是今年的話，屠格涅夫只覺得這一年格外的漫長，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在這一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太多事，不過這些事大部分都跟米哈伊爾有關，誰也不曾想一位原本一文不名的青年的處境竟然會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

屠格涅夫跟米哈伊爾關系很近，因此也感受的更為真切。

而按照屠格涅夫的想法，按理說米哈伊爾已經到了這一步，那么剩下的應該就是享受人生才是，至少不用再像之前那樣一樁接一樁事的忙活。

但是不知為何，米哈伊爾雖然心態很好，平日里做事也還算穩重，但屠格涅夫隱隱約約間還是能夠感受到米哈伊爾身上的那點緊迫感。

不過換個角度想想，屠格涅夫覺得米哈伊爾身上的壓力是不小，一方面針對他作品的負面聲音一直都有，甚至一些大人物都對他的作品有點反感，另一方面，米哈伊爾的感情生活估計也會因為他的身份面臨很大的問題。

想到這里，屠格涅夫不禁憐憫起自己的這位朋友了，而倘若他要是知道米哈伊爾腦中的其它一些事的話，他估計真的會覺得自己這位隨和的朋友擁有鋼鐵般的意志了.

總之既然已經想起米哈伊爾的事情，那么當了好一陣子舔狗的屠格涅夫自然是打起精神開始為米哈伊爾的事情奔波。

當然，這里面也有屠格涅夫的私心在，他這人在如今這個年紀就喜歡往人們口中的上流社會鉆，然后結識各種權威人士，再加上法國在現在仍然是歐洲的文化中心，能在這里的文學界露個臉對于一位俄國人來說可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屠格涅夫也能為自己的未來鋪路。

于是屠格涅夫便通過自己喜歡的歌唱家的丈夫，開始參加巴黎大大小小的沙龍活動。

在這個過程中，屠格涅夫一方面為巴黎文化產業的興盛而感到驚訝，另一方面則是也見識到了巴黎的文人們到底有著怎樣的攻擊性。

先說前者，毫無疑問，巴黎是這座城市無疑是這個時代最為發達同時也是最為進步的幾個地區之一。

首先盡管印刷技術的變革帶來了書籍價格的下降，出現了一些經典作品的廉價版本，但對于大眾而言，書籍在19世紀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依然是昂貴的，普通大眾難以承受。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報紙都是采取預訂制，三月或是整年起訂，不單期零售。

于是這一時期的法國民眾往往在公共空間中閱讀書籍和報刊，閱讀室、小酒館和大眾圖書館成為重要的大眾閱讀場所。

而在1830到1848年的七月王朝時期，法國閱讀室的數量達到頂峰，僅在巴黎就有超過500家獲得官方許可的閱讀室，絕大多數設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與此同時，對于19世紀的法國成年男子，尤其是男性工人而言，下班之后的重要娛樂和社交方式就是前往小酒館。在1860年時，法國足足有50萬家小酒館。

可以說，老巴黎的很多罷工和革命運動就是在小酒館里醞釀出來的。

由此可見，后來小胡子想在啤酒館里搞事也是有深厚歷史傳統的。

而說到后者，屠格涅夫只能說他在參加各種沙龍了之后真是大開眼界。

由于專制外加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夠充分的緣故，俄國的文化產業遠沒有巴黎這么發達，再加上如今俄國的作家們大多都是貴族出身，身上大多還都帶著貴族的那股子傲慢和自尊，很多時候甚至以自己文學家的身份為恥。

可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法國，冷酷的市場和利益已經逐漸開始撕碎過往的一切，在巴黎，頂級的報刊的銷量甚至高達十萬以上。

如此巨額的利潤再加上能夠順理成章地進入上流社會，巴黎的作家們也是演都不演了，互相仇恨和攻擊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因此在如今的巴黎，投身于文學就意味著要面臨失望、嘲笑、流言蜚語，仇恨如同洪水猛獸一樣從四面八方涌來，龔古爾兄弟就說道：“如果讀者們能了解到那一點點名氣是用何種代價換來的，要忍受多少侮辱、詆毀和誹謗，他們肯定會可憐我們的”

而這種攻擊要么是攻擊作品，如多爾維利認為雨果的《沉思集》“它簡直冗長不堪！”

他又評價左拉為“左拉就是大便一樣的米開朗琪羅。”

人身攻擊更是常有的事，他們在批評對手時，一切都可以用來當作借口，即使有失公允也在所不惜，并且這樣的攻擊往往是粗俗和卑劣的。

如勒納爾將一位女作家稱為“文學界的布列塔尼母牛”，龔古爾兄弟又評價一位年邁的作家為“一個掉進糞桶的、失敗的機靈鬼，一頭沒精打采的河馬”。

至于虛榮與傲慢，對于這一時期的作家來說那更是常見的不能再常見的癥狀，一方面浪漫主義就是要宣揚自我的精神和個人的功績，另一方面，大概很少有比藝術家和作家更為意識過剩的群體。

而在傲慢和自我這一塊，雨果可謂是登峰造極，就像他曾經回應別人攻擊他傲慢的話一樣：“有人指責我傲慢，沒錯。傲慢就是我的力量！”

以上這些，基本上就是屠格涅夫參加巴黎沙龍的這段日子里了解到的事情，而在了解之余，屠格涅夫也是充分運用自己的貴族身份和社交能力，一步一步地在巴黎的沙龍當中攀爬。

當然，主要還是請人吃飯。

到了現在，努力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屠格涅夫也總算是摸到了巴黎最為頂級的沙龍的邊緣。

說起來這一切著實不易，畢竟就按上述所說的巴黎文壇的風氣，屠格涅夫這種在本國都遠未真正成名的俄國作家可謂是受了一肚子的窩囊氣，尋常的漠視和排擠也就算了，最不能讓他忍受的還是地道老巴黎人對俄國以及俄國文學的偏見。

大致意思就是你們那旮沓能出什么好玩意？就算是其它東西先不說了，單說文學這一塊，你們俄國文學界算有人捆一塊都不配給我們老巴黎人提鞋！

對此屠格涅夫是真的恨不得指著對方的鼻子罵上一句：“你放屁！老一輩人就先不說了，論新人我們俄國文學界可是已經有了米哈伊爾！”

想歸想，但終究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屠格涅夫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說一說俄國如今有些作家已經如何如何。

盡管別人依舊不當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說，屠格涅夫總算是一步一步地跟巴黎有些作家混得越來越熟，在機緣巧合之下，這才有了屠格涅夫今天的行程。

就在這個不同尋常的一天，屠格涅夫從自己在巴黎的住所里出發，一路來到了巴黎孚日廣場六號樓，他來的其實已經算早的，但確實有不少人來的比屠格涅夫還要早。

而這些人，大多都是如今在法國文壇舉足輕重的大文豪維克多·雨果的狂熱崇拜者。

在1844年，雨果已經四十二歲，而早在1827年，他便為自己的劇本《克倫威爾》寫了長篇序言，即浪漫派文藝宣言，提出了浪漫主義的文學主張，并一舉成為了浪漫主義派別的重要人物，等到了1831年他寫出《巴黎圣母院》的時候，他也算是在鞏固自己地位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

直至1841年，雨果正式入選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到這一步為止，那么至少在明面上，很難再在法國找到一位比他更加具有影響力的作家。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有一大批年輕人自覺地圍繞在雨果左右，而且還有大把的人擠破頭都想要擠進雨果的小圈子，但其實嚴格來說，跟雨果交往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位傲慢大罪相當看重自己的威嚴，他圈子里面的所有人都得遵守他訂立的規矩。

這些規矩包括但不限于：1.每次朗讀完雨果作品都要鼓掌。

2.背叛雨果是要付出代價的，雨果的追隨者們嘴皮子一個比一個利索。

3.雨果朗誦完后全場一片寂靜，接著，大家仰望天空，拉著雨果的手高呼“大教堂！”“穹窿！”“埃及金字塔！”以此表達對天才的贊美。

除卻這些規矩以外，假如你是雨果的追隨者的話，那么有那么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你每周都得陪雨果爬一次巴黎圣母院，并在巴黎圣母院上欣賞落日。

這件事當然是個苦差事，但雨果本人就是樂此不疲，因為在他眼中，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外形就像一個大寫的H，與雨果的Hugo是一樣的，他聲稱這樣能夠給他帶來靈感。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自戀的表現，在十八十九世紀，有相當一批作家都喜歡將自己神圣化，雨果同樣有這樣一個愛好，而他身邊也總有追捧他的人，以至于當時有這么一個笑話：

一天，雨果寫下一個“我”字，接著點下一個句號。周圍人驚呼：太有思想了！

不過有不少毛病歸有不少毛病，但雨果那對人民不可抑制的同情心，以及他對追求自由和民主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所有的這些也都是真的。

因此也就有了這樣的評價：“雨果就是浪漫主義本身，既崇高又荒誕。”

而盡管后來的屠格涅夫暗地里沒少譏諷雨果的這些毛病，但至少在現在，屠格涅夫跟他身邊這些狂熱崇拜雨果的人的心情，差的也不算遠。

雖說他對這位法國文壇的權威人士還不夠了解，但他身上的一系列榮譽頭銜足以讓每一個文學界的年輕人望而生畏。

哦對，米哈伊爾可能除外，但是屠格涅夫卻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抑制自己激動的心情，畢竟對于他這樣一個才在巴黎文化界混跡沒多久的外國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而這次沙龍的內容那就更加寶貴了，除了正常沙龍有的談論文學和政治的環節以外，那位仿佛端坐在云端的大文豪也將難得地彎一彎腰，去聽一聽年輕人們的詩歌和。

盡管他可能非常漫不經心，乃至只顧著跟人談話而全然聽不見年輕人念了什么，但這依舊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甚至屠格涅夫都想將自己的作品拿出來了。

可他剛這么想，米哈伊爾那張云淡風輕的臉就浮現在了他的腦海，于是屠格涅夫便很快就放棄了朗讀自己作品的想法。

而除了米哈伊爾的為人在屠格涅夫這里實在太硬了以外，屠格涅夫的心中多多少少還憋著一股氣。

說實話，像他的作品，拿出來或許就是還不錯，遠遠達不到能讓這群高傲的法國佬刮目相看的地步，但是如果是米哈伊爾的作品，那一切可都有點說不準了.

雖說屠格涅夫只是代米哈伊爾來巴黎這邊尋找投稿的路子，但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它身旁的天體又怎么可能沐浴不到它的光輝呢？

懷揣著這樣的想法，屠格涅夫跟門外其他的年輕人一起等了許久，直到時間終于差不多的時候，一扇某種程度上象征著如今法國文學界最為權威的大門，終于是向這些年輕人敞開了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