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關中富饒

三國：王業不偏安 第321章 關中富饒

六月關中，暑氣大盛。

然而于關中百姓而言，比起過往夏日畏旱搶水，比起去歲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對蝗禍的憂懼，這個酷暑過得酣暢非常。

家中十幾乃至幾十石麥子，地里新種的幾十畝豆、糜，總算讓他們生出某種踏實之感。

大河左近的臨晉，乃是蝗禍最先顯跡之地，五月蝗蟲大起之時，此縣仍舊受了影響，但百姓晝夜誘蝗捕蝗嫻熟不已，蝗群終究沒成氣候，絕大多數麥田得以保全。

類似總算活下去了的感嘆，在馮翊幾十個農莊間口耳相傳，百姓逢人便問吃了嗎，幾乎成了一種新的風尚。

田間地頭，村舍樹下，不乏丞相恩德、大漢恩德這般話語，無不發自肺腑。

畢竟祖祖輩輩，何曾聽說過蝗禍將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即便是鄉間最年長的耆老，翻遍記憶，也只有蝗蟲過境后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慘狀而已。

而如今，大漢來了，丞相來了，他們活下來了，竟連蝗禍都止住了。

如此這般，民間感恩戴德，竟有人提議，欲給大漢天子、大漢丞相立生祠供奉。

對于這些飽歷戰亂，難捱嚴冬，在餓死邊緣苦苦掙扎的黎庶而言，地里的收成便是天，誰讓他們活命，他們便認誰。

但立生祠還是太過逾禮，郭攸之跟陳祗二人與百姓好說歹說，終于還是把這事給壓了下去。

關中百姓麥收結束，豪強富戶田里的粟卻正在最關鍵的灌漿期，關中各地塢堡莊園，無數族長耆老在確認蝗災已被朝廷控制，不會波及到自家田產后，私下亦是感慨萬千。

面對此等天災，以往朝廷官府不過天子減膳，罷黜三公，又或徒勞祈禳，推諉塞責而已，如大漢這般，以雷霆手段動員全境，務實滅蝗，且當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來都可謂獨一份的存在了。

這份擔當與魄力及腳踏實地的務實舉措，終究為大漢贏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輕士子的由衷嘆服。

唯獨那些原本囤積了大量粟米，準備待蝗災大起、糧價飛漲時大發橫財的糧商，

望著倉庫里堆積如山的陳糧和市面上相對平穩、甚至在麥收后略有下挫的糧價，捶胸頓足，將怨氣咽回肚里，暗罵幾句官家多事。

十余萬關東俘虜組成的官屯，安定南遷的羌漢之民，幾千府兵，以及農莊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墾的生地，夾以本就貧瘠的劣田。

畝產核算下來，平均在一石二斗出頭，差些的不過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這個數字，與關中、蜀中畝產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時關中秩序混亂，作為大漢主要稅基的大部分自耕農，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種，加上良田多被豪強大宗占據，本就只有貧瘠的田地，更沒有什么科學管理可言，畝產同樣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謂的熟地，也就是兩石上下的畝產。

所以說，一石二斗的平均產糧，對關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種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輪，那么兩季收成加起來，甚至能超過他們原來兩石上下的畝產了。

至此，種麥的好處才無人質疑。

常理而言，在慣性及對未知的恐懼下，想要實現以麥代粟，往往需要幾十年、上百年時間的普及。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極度依賴祖輩相傳的經驗，任何輕微的改變都可能被視為滅頂之災，類似于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廣闊的民間就是難以普及。

好在關中一片廢墟，百姓連糧種都匱乏，餓死的威脅近在眼前，朝廷以強勢手段推行，借貸的是麥種，使得農莊與俘虜官屯不得不種麥。

且在官屯、農莊體制下，朝廷還向百姓們提供農具、租借官牛，典農官、典農吏與屯內、莊內耆老還負責傳授屯民以積肥、選種、深耕、輪作之法。

一歲以來頗有成效，百姓樂之。

可以想見，只要這般下去，待生地兩三年后養成熟田，鐵制農具與耕作技術進一步普及，那么關中百姓戶有余財、家有余糧是必然之事。

正因如此，麥收過后，原本對加入農莊持觀望態度的自耕農，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強大宗塢堡莊園內的佃戶、蔭戶，紛紛找到就近的農莊懇請加入。

朝廷對此來者不拒，迅速將這一千余戶新附之民編入現有農莊。

有了左馮翊的經驗，加上太學生一年以來又出了不少典農官，朝廷便在京兆尹、右扶風，先后設下了十余座農莊。

二郡零散的自耕農，以及那些自愿依附于豪強大宗的蔭戶、佃戶，眼看著朝廷分田分地，提供種種實惠政策，哪里還不識好歹？

十幾座農莊，得戶四千余戶，一萬八千余口，其中近三千戶都是不曾在籍的蔭戶。

蔭戶向來是民不舉、官不究的老大難問題，為了爭取民心，朝廷不可能剛入主關中就施雷霆手段，而如今蔭戶主動脫離豪強大宗，豪強大宗自是無敢言語。

所謂灰色地帶就是如此了，你隱蔽戶口我暫時不管，但是隱蔽的戶口想要從你塢堡里脫離出來，你卻不許他們脫離，這是漢科明令禁止的法條，你已知曉并認可，敢攔就拿你開刀。

剛剛奪下關中之時，整個關中的在籍戶口不過兩萬四千戶，十二萬四千八百余口。

而在種種遷民、府兵、農莊政策落實之后，今年六月中旬，在籍戶口竟直接翻了個倍。

五萬二千余戶，二十八萬余口。

其中原依附于豪強大宗的蔭戶、佃戶兩千余戶，一萬余口，不可謂不多，而很顯然，這兩千余戶恐也只是蔭戶的十之一二。

要是所有蔭戶全部清出，幾乎能獲得相當于一個關中的稅基，可惜關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關中麥收的喜悅之后，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將堅硬的小麥變為飯羹？

與易于脫殼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麥的加工要繁瑣得多。

好在這一點朝廷早有準備。

早在去年夏日，關中初定，丞相便已從隴右等地，以高薪征募了一百余名石匠，專門制造石磨。

至今年五月，設在長安腳下渭水之濱的官營匠作石坊，已晝夜不停制出石磨四千余具。

在司工主事馬鈞主持下，匠作監還于鄭國渠、成國渠、漕渠等水流豐沛處建造了幾十座水磨坊，供周圍府兵、農莊百姓使用。

磨坊在這年頭，相當于一座流水線工廠，是大家族的重資產，財富的象征，如今這些水磨坊，連同那些依靠官牛、官驢驅動的畜力磨坊，大多設在了各處集體農莊及麥作區，是為大漢官營磨坊。

百姓們可將自家收獲的麥子送至磨坊，以麥子或麥糠向坊吏支付少許加工費，便能磨麥成粉。

而為了在引領風氣的官吏及豪強富戶間推廣麥食，進而帶動整個關中飲食結構的轉變，

朝廷早在去歲還都長安后，便以官營的形式，在長安東西兩市開設了數家專營面食的食肆。

這些食肆售賣之物，對于此時的關中堪稱新奇。

暄軟香甜的白面饅頭，皮厚餡大的肉包，勁道的湯餅（面條），烙得兩面焦黃的麥餅……種種色香味俱全的麥面迅速便征服了往來長安的豪商巨賈、世家子弟。

他們何曾想過，這些植于涼隴，素來難以下咽的麥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饈？

不過半年光景，往來皇商食肆，品嘗一碗熱騰騰的湯餅，或幾只白胖的包子饅頭，便已成為京兆豪富及商賈間一種新的風尚。

甚至不少軍中將領、鷹揚府兵，在領了賞賜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長安，擠在食肆里，就為吃上一碗扎實的湯餅，幾個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過癮。

其中，那開花饅頭因制作工藝最為復雜，色澤雪白，形態美觀，每日限量供應幾十份，直接價比金帛，成為身份與財力的象征。

這股食麥面的風潮，自然也影響到了家中本就擁有田莊、塢堡的豪強大戶。

去年十月，他們眼見朝廷在大力推廣種麥之事，便也跟風在自家水澆地旁種了不少。

今歲麥收后，一些眼光敏銳的豪強大宗，便開始效仿官家，在自家莊園臨近溪流處興建小型水磨，或購置大型畜力石磨。

這些磨坊不僅是加工自家產的麥子，同樣做起了替人磨面、乃至直接售賣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藝，也在需求驅動下開始了發展。

有經驗的磨工開始通過控制磨眼進料的速度，讓麥粒在磨齒間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韌性較強的麩皮盡可能形成大片，而麥實則被磨成細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細密的羅。

羅底或用細紗、馬尾，甚至絲綢制成，將磨碎的麥子倒入羅中，反復搖篩。

最細膩、最雪白的頭羅面，透過羅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爭相求購的上等精粉，價格不菲。

篩剩下的麩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過羅，得到次一等的二羅面、三羅面，顏色漸次加深，麩皮含量也更高些，價格則逐級下降。

最后剩余的純粹麩皮，則多用作牲畜飼料，或流入市場，成為貧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餅、湯餅、蒸餅，其口感滋味，遠非粗糙的粟米飯、麥飯所能比擬。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驅動力，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場，開始有豪強大戶于長安設立食肆，朝廷見此，也樂得放手，不與民爭利。

只要向市掾吏繳納一筆定額的市租，取得許可，便可合法在長安經營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間，長安城內，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了數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館、餅鋪，市面為之愈發熱鬧繁華。

今年麥收之后，那些自家田莊未曾種麥，或是種了仍覺不足的富戶豪商，紛紛遣人攜粟米前往各農莊，希望能夠換購新麥。

起初，兌換比率頗為混亂，有一石粟換一石麥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換一石麥的，甚至還有部分奸商跟少許吃不慣麥子的百姓以低價換麥。

混亂持續了不到半月，左馮翊太守郭攸之與臨晉令陳祗便會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農莊：

凡以粟易麥者，須依一石六斗粟米換一石麥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則不予兌換。

此令一出，那些意圖低價收購的商賈固然怨聲載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數人還是接受了這個價格。

無他，若是要從相對安穩、麥作更為普及的隴右地區千里迢迢運麥至關中，其間人力、物力、損耗折算下來，成本遠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雖高，卻省去了轉運的麻煩與風險，且能立刻得到關中本地出產的新麥，算來仍是劃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糧，自然也樂得兌換，更盼著十月繼續種麥。

而就在關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種的忙碌與喜悅之時，來自東南方向的流民，一開始三三兩兩、最后成群結隊地來到了關中。

毫無疑問，這群饑民來自受蝗禍蹂躪的武關周邊。

一開始，他們沿著均水河谷掙扎著向北，進入伏牛山層巒疊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線生機。

武關守將王凌見此無能為力，雖明知這批饑民可能流入關中，亦是不加阻攔。

據說初離鄉井時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饑餓、疾病、勞累以及山林險阻等種種原因，待他們走出商山古道抵達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鎮守商雒的魏延、王平、句扶諸將遇上這群饑民，立即開灶施粥，暫且穩住這些難民性命，隨后便安排軍士，指引他們繼續向西，往長安方向行去。

這些人，又經過一番顛沛折損，到達長安城下時，已不足三千之數。

消息報入相府，丞相當即下令，開倉放糧，妥善安置。

最后，這近三千南陽難民，被引至長安城東、灞水之濱的白鹿原上。

朝廷撥發了大量軍中使用的帳篷，作為他們臨時的棲身之所，又發放了斧頭、鐮刀、鋤頭等鐵制工具，令他們在此定居。

最后依據左馮翊農莊的成功經驗，直接以這近三千難民為基礎，在白鹿原上下設立了四個千人規模的農莊。

白鹿原上，本有零星百來戶原有居民耕作于塬上坪地，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蔥郁、草莽叢生，兼有鹿獐諸獸可為饑民之食，荊峪溝的溪流穿原而過，又為饑民將來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饑民們自朝廷領了工具，便在劃定區域內伐木開荒，砍下的木材正好用來建造屋舍。

下旬一日，丞相在尚書令陳震、相府長史楊儀、倉曹掾姜維，以及那位因《渭渠論》而名動長安的太學上舍生杜機的陪同下，親臨白鹿原，視察新農莊的安置情況。

杜機這名京兆杜氏的翹楚，在太學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去年關中初定時便被舉為孝廉，按常例，外放一縣縣長歷練亦屬尋常。

而丞相卻將他安排到了這白鹿原上，負責安置數千難民、籌建新農莊等基層事務。

此舉在不少人看來，或有些大材小用，委屈了這位新銳，而那杜氏子卻不如年輕的蔣琬一般以此為惡，反明丞相深意。

若連這數千逃荒饑民的安置都能處置得井井有條，展現出過人的治理才能，那么將來放為一縣令長，乃至再為一部太守，安能不游刃有余？

站在剛剛扎下的營寨前，望著遠處有序伐木、清理土地的難民，丞相緩聲詢問身旁的青年：

“安置此數千百姓，千頭萬緒，君將如何著手？”

杜機聞言，整了整衣冠，便將自己一腹方略與丞相娓娓道來。

先從穩定人心、保障食宿醫藥說起，再談到如何依戶分地、組織生產，如何利用荊峪溝水源規劃灌溉，如何借鑒臨晉等地農莊的獎懲之制以激勵墾荒，甚至提及將來莊內蒙學、耆老議事等長遠規劃。

他一番言語條理分明，既遵循朝廷設立農莊的基本框架，又針對白鹿原的實地情況，提出了幾條因地制宜的細則。

譬如利用原上的林、坪資源，為朝廷養牛、放馬，種植果木，作為莊內副業等。

丞相靜靜聽著，不時微微頷首。

待杜機離去，丞相撫須良久，最后才對隨行的陳震、楊儀等人笑著贊了一聲：“此子非百里之才，乃有一州之器量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