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五章 紹圣元年

眉山蘇氏，蘇允最賢 第四百一十五章 紹圣元年

趙煦通過了一場并不光彩的政變，奪回屬于他的權力，但朝堂局勢錯綜復雜，恰似一盤亂局亟待他來梳理。

高太后此前長期把控朝政，他雖貴為天子，卻在很長時間里處于權力邊緣，空有其位而難施其政。

高太后的統治手段強硬且專斷，朝堂之上諸多決策皆出自她手，趙煦不過是個被擱置一旁的看客。

然而，隨著趙煦年歲漸長，以及蘇允在西北的快速發展，趙煦對權力的渴望如熊熊烈火般在心底燃燒。

他不甘心再做那有名無實的皇帝，奪回屬于自己的權力成為他內心最為迫切的訴求。

在這一場暗流涌動、充滿驚險與博弈的政治較量中，趙煦成功地以一種近乎“造反”的不光彩方式，打破了高太后對朝政的嚴密掌控，一舉奪回了本就屬于自己的權力。

當權力重新回到趙煦手中，他深知朝堂之上各方勢力盤根錯節，要想穩固統治，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用人一事至關重要，且必須慎之又慎。

章惇與蘇氏兄弟等人，因與蘇允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趙煦對他們心存顧慮，不敢輕易任用。

蘇允在朝堂上曾有諸多復雜糾葛，其相關勢力也因此變得敏感。

章惇雖有一定才能，但趙煦忌憚其與蘇允的關聯，擔心任用他會引發朝堂上一系列不可控的連鎖反應，對自己的統治造成潛在威脅。

蘇氏兄弟，蘇軾與蘇轍，他們在文壇聲名遠揚，在朝堂也頗具影響力，可同樣因蘇允的緣故，趙煦在是否啟用他們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最終選擇了擱置。

至于呂大防與劉摯等人，在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猶如墻頭之草。

他們在高太后掌權時期，為求自保，在諸多政策和事務上迎合高太后，而對于趙煦這位皇帝的態度卻顯得曖昧不明。

趙煦親政后，對他們的忠誠度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在趙煦看來，朝堂大臣必須對自己絕對忠誠，方能委以重任，而呂大防、劉摯等人的立場問題，讓趙煦果斷地將他們排除在核心權力圈之外。

而呂惠卿其人，野心勃勃，猶如一只時刻覬覦著更大權力的猛虎。

他在過往的政治生涯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行事風格與趙煦所期望的臣子形象大相徑庭。

而且在趙煦派出程頤求助之時，呂惠卿的態度還是十分曖昧，所以趙煦深知，若任用呂惠卿，極有可能引狼入室，讓朝堂陷入無休止的權力爭斗之中。

因此，盡管呂惠卿有一定的能力和政治經驗，趙煦也只能忍痛割愛，將其棄用。

在對這些朝堂舊臣進行一番審視與考量后，趙煦深知，要想真正掌控朝政，打造屬于自己的權力班底，必須啟用一批新人。

而此時，程門的年輕人進入了他的視野。

程門有八子，個個才華橫溢，在當時的學界和士林之中頗具聲名，可謂是一時之選。

趙煦認為，這些年輕人尚未被朝堂上的腐朽風氣所沾染，且他們對程門學術的尊崇，使得他們有著相對一致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易于掌控和引導。

于是，趙煦開始有條不紊地對程門八子委以重任。

倪詠志被授予樞密院都承旨這一關鍵職位，成為樞密院首席事務官。

樞密院作為掌管全國軍政機要的核心機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倪詠志負責軍政機要文書的傳遞，在樞密院內部各個部門之間協調內外事務，并且常常能夠參與到軍事決策的討論之中。

他直接對接樞密使這一最高軍事長官，掌握著大量的軍情機密。

趙煦通過任用倪詠志，成功地在樞密院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得以對樞密院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從而牢牢把控住國家的軍事大權。

薛嘉怡則被授為三司判官，分管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的具體事務。

三司主管著國家的財政經濟命脈，鹽鐵關乎國家重要資源的管控與收益，度支負責統籌國家的財政收支，戶部掌管著全國的戶籍、土地和賦稅等事務。

薛嘉怡憑借這一職位，實際上操控著國家的財政收支和賦稅政策。

趙煦任用薛嘉怡，讓自己對國家財政有了直接的掌控力，為后續推行各項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尹之賢被任命為首都開封府推官，擔任開封府的司法、行政副手這一要職。

開封府作為北宋的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特殊且重要。

尹之賢主管開封府的司法審判工作，負責審理各類重大要案，同時還肩負著管理京畿地區事務的重任。

趙煦將尹之賢安排在這個位置上，既能確保首都地區的司法公正和社會穩定，又能通過他及時了解首都及周邊地區的民情政情，加強對京畿地區的管控。

除了以上三人，程門八子中的另外幾人也分別被授予重要職位。

有的被授為御史，御史作為監察百官的重要力量，能夠對朝堂上的官員行為進行監督和彈劾，確保官員們奉公守法，維護朝堂的清正廉潔。

還有的被任命為走馬承受，他們負責向皇帝直接匯報地方上的軍事、民政等重要事務，成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就這樣，趙煦通過對程門八子的精心任用，逐步在朝堂的各個關鍵部門安插了自己的勢力，成功地組建起了屬于自己的權力班底，為他親政后的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推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便在趙煦緊鑼密鼓鞏固自己的權力之時，此時的高太后被強行奪回權力之后，又是驚懼又是懊惱，竟是第二天便臥病不起了，而且在半月之后便去世了。

這一消息如巨石投入平靜湖面，在朝堂上下激起層層漣漪。

雖說高太后掌權時手段強硬專斷，可她畢竟主政多達七八年時間，在朝中也不乏舊部。

這些人聽聞太后去世，心中五味雜陳，既有對往昔權勢的追思，又對未來局勢充滿迷茫。

趙煦得知高太后離世，表面上維持著天子的莊重肅穆，可內心深處，那壓抑許久的復雜情緒悄然涌動。

高太后長期壓制，曾讓他備受煎熬，如今太后逝去，他既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又隱隱擔憂太后舊部趁機生事。

朝堂之上，大臣們對高太后的離世反應各異。

那些曾在高太后羽翼下獲得利益的官員，紛紛收斂神色，生怕因情緒表露不當而觸怒新掌權的趙煦。

而一些曾被高太后打壓，或是一心擁護趙煦親政的臣子，則暗自欣喜，期待著新皇能大刀闊斧改革，開啟全新的政治局面。

與此同時，關于高太后的死因，坊間開始流傳起各種小道消息。

有人私下議論，說太后是因權力被奪，心中郁憤難平，才一病不起；也有人猜測，太后之死或許與宮廷斗爭中的隱秘手段有關。

這些流言蜚語，像無形的風，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肆意傳播，攪得人心惶惶。

趙煦深知，此時必須盡快穩定局面，否則流言越傳越廣，極有可能引發朝堂動蕩。

于是，他迅速下詔，以國喪之禮厚葬高太后，喪葬規格極盡隆重。

在葬禮上，趙煦帶領滿朝文武，身著素服，神情哀傷，盡顯孝子賢孫之態。

他的這一舉動，一方面是向天下彰顯皇家的孝道與寬厚，另一方面，也是借葬禮之機，向朝堂上下表明，即便與高太后曾有權力之爭，但他始終敬重太后的身份地位，以此安撫太后舊部。

葬禮結束后，趙煦并沒有放松警惕。

他深知，要想徹底消除高太后舊部可能帶來的隱患，還需從長計議。

于是，他開始不動聲色地對朝堂官員進行新一輪的調整。

對于那些高太后舊部中，有明顯反抗跡象或是心懷不軌之人，趙煦巧妙地找借口將他們調離京城，外放至偏遠之地任職，削弱其在朝中的影響力。

而對于一些愿意歸服自己，且有真才實學的原太后舊臣，趙煦則選擇恩威并施，加以籠絡，使其逐漸融入自己的權力體系。

在處理完這些朝堂事務的同時，趙煦也沒有忘記繼續鞏固自己新組建的權力班底。

程門八子在各自的崗位上，逐漸發揮出重要作用，他們對趙煦忠心耿耿，積極為其出謀劃策。

倪詠志在樞密院，將軍政機要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為趙煦提供了諸多有價值的軍事建議；

薛嘉怡在三司，通過一系列合理的財政舉措，充實了國庫，為趙煦后續的改革計劃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

尹之賢在開封府，公正執法，將京城治理得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

隨后趙煦重用程頤、曾布，并且召回蔡京兩兄弟委以重任，在將政事堂、樞密院徹底掌握之后，趙煦對高太后的態度終于真實顯現出來。

他很快將呂大防等后黨貶謫出京城，并且展現出對高太后政治清算以及情感疏離。

隨后，他立即更改年號，恢復青苗法、免役法等熙寧新政，甚至要廢掉高太后“宣仁”謚號。

朝堂之上，這一系列舉措如同一場劇烈的風暴，瞬間將原本就波譎云詭的政治局勢攪得更加混亂不堪。

呂大防等后黨骨干被逐出京城，他們多年經營的勢力網絡在趙煦的雷霆手段下開始土崩瓦解。

這些被貶謫之人，心中滿是憤懣與不甘，卻又無力反抗，只能在凄風苦雨中踏上前往偏遠之地的路途。

而對于恢復熙寧新政，朝堂大臣們的反應截然不同。

那些支持變法的官員，心中卻是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們認為，趙煦此舉是撥亂反正，有望讓國家重新走上富強之路。

程頤、曾布等人積極響應，在朝堂上慷慨陳詞，力陳新政對國家的諸多益處，主張大力推行，盡快讓新政的成效惠及四方。

然而，反對者也不在少數。

他們擔憂新政的恢復會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一些保守派官員紛紛上書，言辭懇切地勸諫趙煦，歷數新政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懇請皇帝三思而后行。

但此時的趙煦，改革的決心已如磐石般堅定，對這些反對之聲置若罔聞。

在是否廢掉高太后“宣仁”謚號一事上，朝堂更是陷入了激烈的爭論。

部分臣子認為，高太后雖曾長期攬權，但畢竟對皇室有養育之恩，且主政期間也并非毫無建樹，廢掉謚號此舉過于決絕，恐寒了天下人之心。

然而，趙煦心意已決，在他看來，高太后多年來對他的壓制，是他心中難以磨滅的傷痛，如今他大權在握，勢必要將這份壓抑多年的怨憤宣泄出來。

就在朝堂上圍繞著謚號問題爭論不休時，宮外的民間輿論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起初，百姓們對趙煦親政后的一系列舉措多持觀望態度。但隨著新政的逐步推行，一些實惠開始顯現出來。

青苗法的恢復，讓許多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能夠獲得官府的低息貸款，解決了燃眉之急；

免役法的重新實施，使得百姓不必再為繁重的勞役所累，可以安心從事生產。

漸漸地，民間對趙煦的贊譽之聲開始多了起來，百姓們對這位年輕皇帝的改革充滿了期待。

到得紹圣元年春節時候，大宋朝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祐年間的執政大臣在朝堂上已全然不見蹤影。

趙煦端坐在那巍峨的龍椅之上，俯瞰著煥然一新的朝堂，心中滿是壯志豪情。

此時的他，手中緊握大權，身邊圍繞著自己精心挑選、培養的心腹，已然準備好要在這大宋的歷史長卷上，揮毫潑墨，書寫屬于自己的輝煌篇章。

春節的京城，張燈結彩，熱鬧非凡。

然而，在這喜慶祥和的氛圍之下，卻暗藏著諸多政治暗流。

趙煦趁著這佳節之際，也并未放松對局勢的把控。

他在宮中頻繁地召見程門八子、程頤、曾布以及蔡京兄弟等人，與他們深入探討新政的進一步推行策略以及朝堂的后續布局。

程頤，作為理學大家，時常從儒家經典和道德倫理的角度出發，為趙煦分析治國理政的要義，強調新政推行過程中應注重教化與民生，以仁義為本，讓百姓在享受新政實惠的同時，也能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

程學儼然有了當年蘇學在京城之中流行的盛況，尤其是在程頤被召入政事堂之后更是如此。

曾布則憑借其豐富的政治經驗，為趙煦梳理朝堂各方勢力的潛在關系，建言在繼續打壓舊黨殘余勢力的同時，也要巧妙地平衡新黨內部的權力分配，防止出現權力過度集中而引發的內部矛盾。

蔡京兄弟在此時充分展現出了他們的長袖善舞與辦事能力。

蔡京對新政的條款爛熟于心，能夠迅速且精準地制定出詳細的推行計劃，從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到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考核，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蔡卞則利用自己在文壇和官場的人脈關系，積極為新政進行宣傳造勢，將新政描繪成拯救大宋于積弊之中的良方，在士大夫階層和民間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到得此時，趙煦終于能夠騰出手將眼光看向西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