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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日志 第1972章 技術分析
“步幅大概60厘米,步態很穩,沒有拖拽重物的痕跡。”楊林用標尺仔細測量著,“嫌疑人身高應該在175厘米左右,體型中等,作案時狀態很鎮定。”
楊森從勘查箱里取出紅色的足跡固定劑,均勻地噴灑在足跡上
城南出租屋的現場比預想中復雜。門框邊緣有一道新鮮刮痕,像是金屬物件蹭過留下的,王帥蹲下身用手電照了照,眉頭微皺。“煤氣中毒?可這扇門……昨晚有人動過。”他說著,指尖輕輕撫過那道劃痕,“不是自然磨損,是強行撬動后又試圖復原。”
楊林站在門口,正用相機拍攝整體環境。房間不大,一張鐵架床、一個舊衣柜、角落里堆著幾箱泡面和礦泉水瓶。空氣里彌漫著淡淡的煤氣味,但并不濃烈,說明通風口曾被打開過一段時間。
“房東說死者叫李衛東,四十一歲,單身,在附近物流公司做夜班搬運工。”楊林翻看筆錄本,“昨天早上同事發現他沒去上班,打電話沒人接,才聯系房東過來查看。門是從里面反鎖的,破門時發現他已經沒了呼吸。”
法醫初步判斷死亡時間在前天夜里十一點到凌晨兩點之間,體表無外傷,面部呈櫻桃紅色,符合一氧化碳中毒特征。然而,當技術員對煤氣管道進行檢測時,卻發現了一個異常細節閥門關閉方式不符合常規操作習慣。
“正常人睡覺前關煤氣,會順時針擰到底。”技術人員指著接口處的螺紋,“但這兒有回旋痕跡,像是先擰緊,再被人逆時針松了半圈,然后再重新擰回去。這種動作不像是無意為之,更像是為了制造‘使用中意外泄漏’的假象。”
王帥盯著那截銹跡斑斑的管道,沉默片刻,轉身走向廚房。灶臺上放著一只空酒瓶,玻璃杯底殘留著些許褐色液體。他戴上手套,小心地將杯子放進證物袋。
“死者生前飲酒?”他問。
“從血液檢測來看,酒精濃度不高,屬于少量飲用。”法醫補充道,“而且胃內容物顯示他晚餐吃得很少,只有半碗方便面,進食時間大約在晚上八點左右。”
王帥踱步到窗邊。窗戶緊閉,但窗臺上積了一層薄灰,唯獨靠近把手的位置有一小塊明顯擦拭過的痕跡。他伸手摸了摸,指腹傳來一絲潮濕感。
“這扇窗,最近開過。”他說,“外面下雨兩天了,如果一直關著,不可能留下濕印。”
就在這時,楊林從臥室出來,手里拿著一部老舊智能手機。“手機電量耗盡自動關機,si卡還在,號碼登記信息確實是李衛東本人。不過……”他頓了頓,“通話記錄顯示,案發當晚十點零七分,他曾撥打過一個未實名登記的虛擬號,通話時長約三分鐘。而這個號碼,在過去一個月內共接到過五次來自他的來電,每次間隔三到五天。”
“定期聯系?”王帥接過手機,瞇起眼,“查不到對方身份?”
“暫時不能,運營商需要法院協查函才能提供詳細數據。”楊林搖頭,“但我們可以推測,這個人對他很重要,或者至少是他遇到麻煩時第一個想到的人。”
兩人走出出租屋,雨已經停了,街角路燈昏黃。王帥點燃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家屬為什么懷疑人為作案?”
“據他們說,李衛東雖然生活拮據,但從不拖欠房租,也沒聽說有什么仇家。”楊林遞上一份家屬提供的材料,“他姐姐提到,弟弟最近情緒低落,常說自己‘被人盯上了’,還幾次半夜驚醒,說是聽見門外有人走動。她勸他報警,但他只說‘說了也沒用’。”
王帥吐出一口煙霧,目光落在對面樓棟黑漆漆的窗口。“他說這話的時候,是不是已經知道自己處境危險?”
回到支隊,調查迅速展開。通過調取周邊監控,警方鎖定了一輛可疑摩托車案發當晚十一點四十二分,一名戴頭盔男子曾在出租屋樓下短暫停留,停留時間僅六分鐘,隨后疾馳而去。盡管畫面模糊,但其騎行姿勢與身材輪廓被ai系統初步比對為一名三十歲左右男性。
與此同時,財務核查有了突破。李衛東名下一張銀行卡顯示,三個月前開始每月固定收到一筆三千元轉賬,來源標注為“勞務補貼”,但實際上并無對應公司注冊信息。更奇怪的是,這筆錢每次都通過at現金提取,從未用于消費或轉賬。
“像是某種報酬。”楊林分析,“而且付款方有意規避追蹤。三千塊不多不少,剛好夠維持基本生活,又不至于引起注意。”
王帥盯著屏幕上的交易記錄,忽然想起什么。“查一下這些取款地點附近的監控,看看有沒有重復出現的身影。”
指令下達不到兩小時,結果反饋回來:三次取款過程中,同一輛藍色電動車出現在背景中,駕駛者身穿灰色夾克,戴著口罩。雖無法看清面部,但左車把上纏繞的綠色膠帶極為顯眼。
“又是它。”楊林調出另一段視頻,“這是趙志國被抓那天騎的電動車!他在審訊中交代,車子修好后借給了表弟陳建平,說是幫忙跑腿送貨。”
“陳建平?”王帥眼神一凜,“那個長期在外打零工、沒有固定住址的家伙?”
“正是。”楊林點頭,“而且我們當時沒深究這段關系,因為他不在張德海案的關鍵證據鏈上。”
線索瞬間串聯起來。王帥立即下令傳喚陳建平,同時派人搜查其臨時租住的車庫。搜查行動持續三個小時,最終在一輛廢棄貨車后備箱中找到一部燒毀的手機主板和一件沾有煤油味的灰色夾克。
更重要的是,在夾克內袋中發現一張手寫便條,上面寫著:“老李不肯再干了,說要退出。老板意思,處理干凈,別留尾巴。”
字跡經筆跡鑒定,確認與陳建平小學時期作業本樣本一致。
當晚九點,陳建平在火車站試圖購票離市時被抓獲。面對鐵證,他起初矢口否認,直到看到那張便條照片,臉色驟然慘白。
審訊室燈光如刀。他低頭搓著手,聲音顫抖:“我不是殺人犯……我只是個跑腿的……真正下命令的是別人!”
“誰?”王帥直視著他。
“我……我不知道真名。”陳建平咽了口唾沫,“大家都叫他‘劉總’。他在城北有個廢品回收站,表面上收銅鐵塑料,其實……其實是洗錢的窩點。半年前找上我,讓我發展幾個可靠的人進物流園當搬運工,專門負責轉運某些‘特殊貨物’。”
“毒品?”楊林追問。
“不全是。”陳建平搖頭,“還有走私電子產品、偷逃稅的進口零件……甚至包括一些化工原料。李衛東就是他安排進去的,因為物流公司安檢松,夜班人少。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夾帶貨品出廠,每趟給兩千到五千不等。”
王帥冷笑:“所以他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內應’。”
“可前段時間風聲太緊,海關查得嚴。”陳建平繼續道,“有批貨在路上被截了,損失幾十萬。‘劉總’懷疑內部泄密,就開始清理可能暴露的人。李衛東知道太多,又鬧著要退出,就成了目標。”
“所以你去關閥門,制造煤氣中毒假象?”楊林語氣冷峻。
“我沒動手!”陳建平猛地抬頭,“我只是按指示去確認現場!那天晚上我確實去了,但我到的時候他人已經不行了!地上倒著酒瓶,煤氣開著,我就……我就照著吩咐把閥門弄成那樣,然后離開……我真的沒殺他!”
王帥盯著他良久,忽然問:“那你為什么刪掉通話記錄?為什么要燒手機?”
陳建平啞然。
“你以為銷毀證據就能脫身?”王帥緩緩站起身,“可你忘了,每一次犯罪都會留下痕跡。哪怕你以為擦得很干凈,也會有一根纖維、一滴汗液、一句無心的話,把你拖回這里。”
最終,陳建平承認受雇于“劉總”,負責監視并協助清除風險人員,雖未直接行兇,但在明知后果的情況下參與掩蓋真相,涉嫌故意殺人共犯及妨礙司法公正。
案件并未就此終結。根據其供述,專案組順藤摸瓜,對城北廢品回收站實施全天候布控。三天后,一名自稱“劉經理”的男子駕車進入站點,被當場控制。在其車內查獲大量虛假合同、境外賬戶流水單以及一份手寫名單上面赫然寫著李衛東、張德海等七個名字,每人旁邊標注著“已處理”或“待跟進”。
令人震驚的是,名單末尾竟還有兩個新名字,其中一個正是趙志國。
“他們連自己人都不放過。”楊林看著文件,聲音低沉,“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或者可能成為隱患,就會被清除。”
王帥握緊拳頭。他知道,這不是一起孤立的命案,而是一張隱藏在城市底層的利益網絡,悄然吞噬著一個個掙扎求生的靈魂。張德海因舉報違規被排擠,退休后被迫參與倒賣;李衛東為賺快錢淪為運貨工具;趙志國因債務淪為人質;陳建平則在貧困與恐懼中成了執行者……每個人都在泥潭中掙扎,最終卻被更大的黑暗吞沒。
結案會上,局長神情凝重:“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個系統性腐敗滋生的惡果。我們必須向上級建議,全面整頓物流園區、危化品管理、廢舊物資回收等行業監管漏洞。”
王帥站在會議室角落,望著窗外陰沉的天空。他想起李衛東姐姐抱著骨灰盒痛哭的模樣,也想起趙志國孩子在校門口踮腳張望父親歸來的樣子。
正義或許遲到了,但它終究來了。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呢?那些破碎的家庭呢?誰來補償?
幾天后,匿名舉報通道再次收到一封信。信紙泛黃,字跡歪斜:
“警察同志:
我是化肥廠的老鉗工,干了三十年。
我知道的事不敢當面說。
但我想告訴你們當年張德海舉報的車間事故,根本不是意外。
是有人故意關閉安全閥,導致反應釜超壓爆炸。
死了兩個人,廠里賠錢私了。
張德海堅持要查,結果被逼提前退休。
現在他死了,可真相還在地下埋著。
求你們,別讓它爛在土里。”
王帥讀完,久久未語。他將信小心翼翼折好,放入檔案袋,封面上寫下:“關于勝利化肥廠2015年爆炸事故復查建議”。
他知道,這封信可能會石沉大海,也可能掀起一場風暴。但他必須遞交。因為有些事,不能因為難就不去做;有些人,不該因為沉默就被遺忘。
夜深了,辦公室只剩他一人。臺燈下,刑警日志翻開新的一頁。他提筆寫道:
“今日結案兩起,立案一起。死者三人,嫌疑人四名,破獲非法經營團伙一個。看似尋常,卻皆由生存所迫。我們抓的是罪犯,但也不能忽視背后的困局。法律之外,還有人心;破案之后,仍需反思。愿我不忘初心,不負職責,哪怕前路荊棘遍布,亦當步步前行。”
合上本子,他熄燈離開。走廊盡頭,月光灑落,像一條通往遠方的銀色小徑。
第二天清晨,新的警情通報響起:郊區水庫發現一具浮尸,疑似失蹤多日的網約車司機。
王帥披上外套,對楊林說:“走吧,去看看水底藏著什么秘密。”
腳步聲回蕩在清晨的樓道里,堅定而清晰。
他們又一次出發了,迎著晨光,走向未知的迷霧。
在這座永不眠息的城市里,罪惡如同野草,春風吹又生。但也總有那么一群人,手持利刃,俯身割除;肩扛燈火,穿行于暗巷。
他們是沉默的守望者,是亡魂的代言人,是光明與黑暗交界處的哨兵。
只要還有一個疑問未解,只要還有一絲冤屈未雪,他們的腳步就不會停下。
因為他們知道,每一個案件背后,都不只是一個名字、一段記錄,而是一段人生,一場悲歡,一次對公平最后的呼喊。
而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讓那呼喊,終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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