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紀一在會議上的發言稿

柯南：我真覺得米花町是天堂 番外 紀一在會議上的發言稿

感謝各位給予這次發言的機會。2

霓虹金的傳統藝能不要丟啊！那一堆敬語先摞起來

按照我的理解，現在正在討論的是一種新的辦案機制。

過去一段時間，我有幸參與了發生在全國數個地區的大型惡性案件，其中也包括了在新年當天足球決賽日出現的人質威脅事件。在那之后，我不斷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處理這種事態的能力？1

我并非在批評現有的制度模式，也并非懷疑地方刑事部門的處理能力。1

但現實是，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很多案件已經逐漸脫離了傳統刑事事件的范疇。它們具備幾個共同特征：突發性極強、跨地域流動明顯、對社會秩序構成高度影響，并且在黃金時間內要求高度集中指揮與快速響應。

比如連環殺手案件，其軌跡常常跨縣甚至跨道府縣移動；兒童綁架事件，容錯空間極小，需在數小時內完成信息建模與搜索包圍；大型人質威脅與公眾場所劫持案，若無高等級指揮權限，各地響應將極度混亂；而當案件涉及政界、財界、宗教或媒體等高影響力人物時，更需要的是一支具備‘協調、壓制、切割’能力的行動單位，以避免案件調查受到過多外界因素干擾。

這類事件不是常態，但一旦發生，就必須以最高等級資源、在最短時間內出動、以最專業方式應對。

我認為這正是設立‘廣域重大案件對策班’的基礎邏輯。

我明白，這不是一個輕率的設想。改變現有的運行模式以應對隨社會發展進化的犯罪，尤其是跨越行政邊界的組織調整，勢必會帶來資源分配、權限協調、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現實問題。

但正因為此，我希望能夠就幾個關鍵環節，提出明確而可操作的初步請求。

接下來，我將從人員編成、信息系統、出動方式與待遇機制四個方面，闡述對本班制度設計的基本構想。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關于本班的人員構成。

既然我們面對的是全國性、突發性、非定型的惡性案件，那我們就不能再依賴過去那種“就地抽調”或“臨時成立小組”式的編制思路。很多時候，案發地的人力并不具備對應的經驗，調派又常常滯后于案情變化。

因此，我的提案是：給予對策班從全國范圍內自由挑選核心成員的權限。無論出身道府縣、所屬課別、現任警銜，只看適配度與執行力。

這不是為了突破組織框架，而是為了確保對策班能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一支真正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執行任務的精銳小組。

另外，我必須強調一點，那就是一旦進入任務狀態，案件當地警署必須服從本班的統一指揮與部署。否則，這支班組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第二項是關于設備與信息系統的問題。

在偵辦案件的過程中，我切身體會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所依賴的作業系統與記錄手段，嚴重滯后于任務需求。

當前，許多重要信息仍以紙質筆錄、傳真傳送、軟盤存儲等形式處理，這種方式在面對緊急、高速、復雜的信息交互時，存在明顯的效率瓶頸。

若‘對策班’要真正發揮快速應對的職能，就必須具備一套獨立而高效的信息工作系統。

我的請求是：本班應配發高性能攜行終端設備，用于現場數據記錄、圖像處理、結構化建檔與內部作業分析，并配套建立一套與警察廳主系統之間的定期數據對接與權限同步機制，確保重要信息能夠在權限范圍內及時查閱、導入、整理。

鑒于當前技術條件，我并不要求實現完全的遠程實時共享，但希望在制度上預留接口與權限支持，隨著未來技術發展，逐步向移動化、數字化過渡。

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絕不僅僅是為了提升記錄效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隨著技術發展，我們所面對的犯人也會改變，連環殺手，綁架犯仍將制造重大傷害，但他們或許將不再依賴現場踩點、跟蹤目標，而是通過網絡社交平臺、匿名通信等手段，在互聯網上篩選獵物，引誘接觸，從而實施綁架或殺人。

這類案件的作案手法與蹤跡，將與傳統模式下的兇手截然不同。如果我們的數據系統仍停留在手工錄入與滯后傳遞階段，那即便對策班的成員再精銳，也無法及時建模、分析與鎖定嫌疑目標。

此外，我還希望提出一個附加建議：考慮到部分技術工作在專業性上超出傳統警務訓練范疇，我建議設立少數非編制的技術支援崗位，以長期協力或項目參與形式，為對策班在圖像建模、通信協議、數據檢索等方面提供后方支持。

這些人員不介入調查鏈、不觸及現場，僅在信息系統層面配合，并接受嚴格身份審查與保密義務。

我明白這項請求可能會在制度審查上引發顧慮，但請諸位一定要相信：我們正站在刑事案件演變的分界線上。如果不提前構建起與未來相適配的系統結構，那么等下一起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甚至可能無法進入追查階段。

第三項，我想我們需要確定關于出動與通勤機制的問題。

既然本班的設定是跨地域處理全國性重大惡性案件，那么在制度設計上就必須事先建立起快速部署能力。

我們不能等案件發生后，再依靠常規訂票或轉乘方式去協調人員移動，更不能讓成員因交通問題而被迫滯留于中轉或延誤點，這對于人命、時效乃至指揮系統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延遲。

因此，我在初步構想中，曾考慮為本班預留待命航空通勤方案，即在必要時，可直接調用自衛隊或警察廳調度的公務機資源，實現從本廳直達全國主要道府縣的應急移動。1

我并不是要求通過這項制度獲取特殊待遇。

但我也認為，如果我們設立一個用于快速響應全國重案的班組，卻不能讓它在案件發生后的黃金期內抵達戰場，那它存在的意義也將大打折扣。

最后，我想還需要確認對策班成員的待遇問題。

我明白，提到‘待遇’二字，在任何討論中都容易引發敏感聯想。

但我必須強調：這一請求，并非基于對本班成員個人利益的考慮，而是出于維持戰斗力與吸引力的制度邏輯。

本班將面對的任務，往往具有長時間、高壓強、跨地域作戰，常規節假日不能保證，晝夜調度頻繁，與惡性事件、高社會沖擊性案情持續接觸，并需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調查、協調與決策。

這類任務的心理與生理負荷，將會遠遠高于常規刑事崗位。

如果我們希望從全國范圍內調集最有經驗、最具判斷力的警部與警部補級別成員加入，如果我們希望這些人愿意放棄原有課組晉升路徑與穩定職位，那么就必須提供與之等價的制度保障。

對于這項要求，我認為可以根據對策班的預算進行調整，但我希望‘廣域重大案件對策班’，不是一支以熱情驅動的臨時小隊，而是一支可以長期存在、穩定運轉的應變單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