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六十九章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八百六十九章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大明贏學是典型的績效贏學，這也是五步蛇自我修養里，將第二個規矩，換成了第一個的原因。

一定要做出成績，只要做出公認的成績，上司一定會看得見。

考成法其實就是要把大明官場變成績效贏學的實踐現場，將大明官吏變成績效人，做不成事，你就下下評滾蛋，做得成，你是吏員也能當官，飛黃騰達。

貪、奸、佞、諂、忠、直，無論什么，只要無能，在萬歷維新中，就沒有生存的可能。

這種目的性極強并且從考成法遴選出來的都是循吏，這樣選出來的官員，十分能干，但這樣的選法，無法篩選人渣，有些人又貪、又腐、姑息包庇、以權謀私，但依舊活躍在朝堂上，王崇古就是典型。

大明贏學的構建有兩個基礎，一個是大明本身就存在的華夷之辯，為了保證大明人始終處于優勢地位，大明始終處于天朝上國地位；

第二個則是矛盾說，大明的贏不僅僅要真的贏，東征九勝，還要深入梳理解決矛盾。

大明贏學和大明現狀，即權力、暴力、利益、階級、務實、矛盾不可切割。

戚繼光占領了對馬島、長門、石見、出云三國，再加上長崎總督府，形成了高墻，將倭寇圈在了倭國的范圍之內，保證倭寇不能再襲擾大明疆域，與此同時，斷絕了倭寇的根本。

婁虎駱尚志，殺了一個毛利輝元的一名大將，村上武吉，他爹村上義忠搞出了倭國的私掠許可證，再加上倭國內部內戰頻繁，倭人顛沛流離，一看做海寇可以賺錢，立刻成為了倭寇的一份子。

倭國同樣飽受倭患之亂。

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都下過海盜禁止令，但都沒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收效甚微。

因為倭寇出現的誘因仍在，一份政令，解決不了問題，直到倭國大名們打累了，再無力征戰了，德川家康開始閉關鎖國，直接禁掉了所有的港口，只留下了長崎一個窗口，倭寇才徹底消停下來。

村上義忠干的活兒，就是私掠許可證。

倭寇搶來的東西，可以在他的地盤上銷贓，只要給十分之一的帆別錢就可以了，他允許任何海寇在他的地界銷贓，包括紅毛番，紅毛番劫掠商船后在石見城換成白銀，搖身一變成為了合法商人，在大明的濠境（澳門）購買足夠的貨物起運回泰西。

而且村上義忠、村上武吉都帶著村上水軍，四處走私、燒殺搶掠，他們父子二人，不僅縱容海寇在自己地界銷贓，還親自劫掠。

而村上武吉的藩主毛利輝元，對此不聞不問不說，還刻意縱容，因為村上水軍，是他手里對抗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樣毛利輝元也獲得了大量的財貨，支撐他的討伐。

至于多少人死于倭患肆虐，毛利輝元并不在意。

大明軍通過征伐，控制了對馬島，控制了瀨戶內海的關鍵港口，就把倭寇出現的誘因，消滅掉了一個，消滅了以村上武吉為首的倭人海寇集團，終結了帆別錢，消滅了倭國的私掠許可證，并且完成了對倭寇船只的管控。

倭寇出現的另外一個誘因，就是彼此內戰不休，飽受戰亂之苦的倭人，只能走上成為倭寇這一條路，這個誘因也解決了。

現在倭國各大名，在朝鮮戰場上，損失慘重，再也無力發動征伐了，現在都只能靜靜的舔舐傷口，靜靜的等待下一次機會。

但已經沒有機會了，大明不會再給倭國機會了。

倭國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被迫開始閉關鎖國了，因為港口、海船、造船廠、礦山都已經被大明所掌控，完全控制礦山，就可以鎖住文明的進程。

倭人現在想做倭寇也沒有門路了，關上了一扇門，必然打開一扇窗，走投無路不能做倭寇，可以做倭奴。

不僅要軍事勝利，還要政治勝利，經濟勝利，還要根本上解決矛盾，完全勝利，也是大明贏學的另外一個特征。

“嘖嘖，這也太奇怪了，將領們居然紛紛上奏，為高啟愚請功，戚繼光、李如松、祖承訓、馬林、麻貴等等，有意思。”朱翊鈞在動身前往天津州之前，收到了大明軍前線的奏報。

戚繼光告訴皇帝，大明軍已經動身了，計劃在三月十日抵達天津州塘沽港，比較吊詭的是：一堆武將，為文官請功，簡直是怪事一樁。

馮保將一本本奏疏擺開說道：“陛下，高啟愚前往京都和倭寇談判，把自己的命都賭進去了，索要了比戰場上更多的好處，如果將領們不為他請功，這日后，文臣出使，恐怕不僅不會保護戰場的勝利，還要吐回去。”

“以前都是這樣的。”

大明朝堂存在著文武之間的矛盾，大多數情況下，武將們贏回來的，都會因為精算之風，原封不動的送回去，武將在邊方打了勝仗，朝中的文臣大多數都是先質疑，如果是事實，就否定。

這種一團亂糟糟的景象，是興文匽武帶來的影響，大明振武后，余毒未消，終于在高啟愚這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種風氣由來已久。

王安石振武，熙河開邊兩千里，司馬光以‘竊人之財，既為所執，猶不與之可乎’為由，就把打下來的兩千里地一厘不要的送了回去。

在司馬光看來，熙河開邊，就是王安石在偷了別人的財物，既然已經被抓住了，豈有不還回去的道理？

熙河開邊的將領沒有為王相公說話，后來大宋武備徹底松弛，天下傾頹。

類似的事兒，在大明也多次發生，精算棄地，有一個算一個，全都是這樣放棄的，在大明文臣的眼里，大明武夫太猖狂，把你的功績廢掉，你還如何榮耀？

高啟愚此次出使不僅僅保住了既定成果，還逼迫倭國交出礦山，京都條約九條，大明軍打下了一半，高啟愚談下來一半。

當然高啟愚還是扯了塊遮羞布，大明會用倭國通行寶鈔購買這些礦產出產，倭國通行寶鈔不能和大明寶鈔進行互換，制作工藝極差，面值很大，出了倭國一文不值。

戚繼光在奏疏里非常明確的說明了請功的原因，要讓高啟愚榮耀，要把高啟愚捧得高高的，就是要讓天下讀書人看到，讓后來者循道而行，文武之間也不是必須要彼此針鋒相對，也可以互相配合。

自宋重文輕武之后，文武大臣之間的相處模式，遠不如漢唐時候的互相配合，武將在前線打仗，要小心后方的出賣。

戚繼光覺得十分可笑，張居正收武將的錢，就是貪得無厭的象征，就是值得恥笑的事兒，那時候沒有張居正作保，戚繼光都不敢想象平倭拒虜這兩次大仗，得打成什么樣。

馮保想了想解釋道：“陛下，戚帥不僅要軍事勝利，還要政治勝利，不僅要在戰場上贏，還要在朝堂上贏，讓文武一心，團結在陛下身邊，為王驅使。”

朱翊鈞想了想說道：“那就讓高啟愚榮耀！東征英豪錄里專門給他加一篇，謁者天官。”

謁者天官，為傳達王命、引導賓客的星官，在太微垣之中。

這已經是極大的榮耀了，歷史上文臣入武廟的只有諸葛孔明，再無他人，高啟愚一個文進士，能混到英豪錄上單開一頁，這是極大的殊榮，這是皇帝的肯定。

朱翊鈞想了想解釋道：“已經發出的就不必追回了，追加一卷，將京都之戰死難軍兵的名冊，一起記錄在上，就叫京都之戰，以紀念京都之戰中犧牲的軍兵們。”

“他們的犧牲應該要被銘記。”

這么做就是額外殊榮，在東征英豪錄中的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沒有一個是只打了一場京都之戰的人，高啟愚是唯一一個。

京都之戰朱翊鈞非常不理解，為什么不把神火飛鴉放平！

神火飛鴉放平，豐臣秀吉的武士絕對會因為死傷慘重，而不得不撤退。

后來朱翊鈞和前線溝通后，才了解到，當時在京都迎恩館駐守的大明軍兵，根本沒打算活著回來。

那時候的大明軍面臨著一個二選一，放火燒京都和神火飛鴉放平擊退倭寇，擊退倭寇就沒辦法放火了，神火飛鴉數量足夠，但用于放飛神火飛鴉的車弩、弩弦不夠用了。

當時前線指揮李誠立，判斷迎恩館明軍必敗無疑，因為豐臣秀吉帶領的倭寇已經將大明軍兵團團圍困，密密麻麻不計其數，李誠立判斷局面，選擇了放火燒了京都，這就是拼著玉石俱焚。

只是李誠立沒想到，豐臣秀吉在這場勇敢者的游戲里，選擇了膽怯。

豐臣秀吉因為后方大火，不得不選擇了撤退。

大明軍這種向死而生的選擇，就是宣示態度，最終逼迫倭人徹底投降，徹底打碎倭人的膽氣。

大明深入倭國腹地京都的軍兵們，很清楚他們的目的，這是一支孤軍，沒有后勤、沒有補給，就是昭示大明態度，還不肯降，就打到倭寇肯投降、完全臣服于大明意志為止。

“陛下，大宗伯說，郊勞臺可能出了點問題。”馮保將一本奏疏小心的鋪在了皇帝面前。

朱翊鈞有些驚訝的說道：“郊勞臺是王次輔主持營造的，怎么還沒完工？王次輔領了這么多年鼎工大建，次次都是提前完成，這次怎么延后了？”

很不對勁兒。

皇帝從去年十二月就已經表示要降階郊勞，這就是個小活兒，一個小廣場，一個八角亭，一個石碑，三級月臺，結果居然建了三個月還沒建完。

馮保低聲說道：“降階之禮許久未行，禮部查舊典，查的有點多了，出了點狀況，這讓工期有些延緩了。”

郊勞臺修建很快，大明有著十分豐富的產業工匠，鼎工大建歷史悠久，修個郊勞臺，十分簡單，是降階的禮法出現了問題。

上一次皇帝去城外迎接大將軍回朝，還要追溯到漢代去了，這不是一種常見的做法，那一次還是漢武帝去接衛青凱旋，衛青跟匈奴作戰的戰場實在是太遠了，戰報傳遞不及時，導致朝中出現了一些分歧。

“以后這種事兒，查不到舊典，就按咱們自己的想法來就是。”朱翊鈞也知道禮部難，這么多年，根本沒有什么參考。

沒有標準就制定大明標準，并且成為禮法的一部分。

朱翊鈞看完了奏疏，才知道禮部難在了哪里。

因為禮部發現了一個大漏洞，萬士和因為不讀書不專業闖的禍，埋了十七年終于露出了全貌。

這個漏洞就是皇帝從探望病重的成國公朱希忠開始，皇帝那時候就已經在降階了，臣子病重探望、皇帝去全楚會館蹭飯，都屬于降階。

萬士和是個不讀史書的諂臣，在皇帝公然違背禮法的情況下，萬士和并不知道違背禮法。

禮部尚書不懂《禮記》，看起來有點離譜，但非常正常，不要讓專業人士管他們擅長的事，是官場的慣例。

通常懂農業的不能管理農業，不懂法律的管理法務。

因為官僚體系的第一原則，維護自身權力，維護自身權力的重要性遠高于專業事務管理。

一旦專業人士若掌控實權部門，可能會形成技術權威，削弱官僚系統的政治操控空間。

比如，萬士和接受了圣訓開始多讀書，他后來真的擅長禮法，動輒祖宗成法，萬士和成為專業人士后，很快就形成了技術權威，全面推動了禮部改革，而不是服從文官體系的穩定訴求。

最終弄得禮部這個清貴的衙門，變得‘腌臜媚上’了起來。

外行的大臣，更依賴已經根深蒂固的下屬，依賴下屬的建議，實際決策權就掌控在了官僚的手中。

不僅僅是禮部，連文華殿也是如此，皇帝不夠專業，就只能聽從廷臣們的建議，實際決策權掌握在了廷臣的手里，但皇帝足夠專業，就會推動全面改革，來掌控權力。

而官僚體系的第二原則，穩定大于一切。

對于官僚體系而言，這個群體最大的癥狀，就是越拖延越高效，越費錢越便宜，越秘密越公開。

專業人士掌控了實權部門，就會傾向解決問題，而不是追求流程上的正確。

這樣一來，就違背了越拖延越高效，拖字訣可是官場上的大殺器，只要我不處置，我就不會犯錯，對于官僚而言，這就是對自己的高效，不犯錯的高效與穩定。

只要拖著不辦，就是對自己的穩定，對自己的高效。至于問題？那是公共問題，跟我個人有什么關系？

頂頭上司十分的專業，對各種事情十分了解，總是一針見血的找到問題，催促做事，做的越多，錯的就越多，不如拖，拖一次，十次，拖到所有人都筋疲力盡，不再關注為止。

專業人士對于成本的掌控有基本了解，就沒有了油水的空間，做任何事都不能‘越費錢越便宜’了。

王崇古領的鼎工大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對土木之事極為了解，他從揚州知府開始就修城墻，到了宣府大同修關隘、營堡、邊城、長城，對于土木的成本，包括貪腐成本就了解，總是將油水控制在底線范圍內。

比如馮保就不敢把一個雞蛋作價十兩銀子一個賣給皇帝，大興縣的縣令，也沒辦法用一畝地產三萬斤番薯糊弄皇帝，這都是專業人士對事實的掌控，讓官僚體系無法利用各種漏洞，合理合法的侵吞。

越費錢的鼎工大建，對于參與其中的任何人，都是可以占到便宜的。

而越秘密越公開，其實就更好理解了，只要不公開，甚至不記錄，就會穩定，穩如泰山，大明中書舍人，總是去入廁，實在是躲不了，就挑挑揀揀、顛倒順序，讓事情變得有利于自己的穩定。

每一個中書舍人記錄萬歷起居注，都奉行這一金科律例，從沒有改變過。

官僚體系的第三原則，無責任化流程。

通過繁瑣的、精巧的制度設計，將不合法、不合規、不符合公序良俗的事情，通過流程，變得合法合規，最終達到‘沒有人需要為禍患負責’的效果，你皇帝想追責？全都是無辜的，你追究誰的責任？

而專業人士掌控部門，這種精巧制度設計，就會失效了，因為哪里出現了問題，專業人士一目了然，知道誰在搗鬼，即便是這次不說，下次也不會再用了，這樣權力就會在績效之下失去，自己被取而代之。

所以，官僚體系，非常抗拒專業人士的出現，外行領導內行就逐漸成了常態。

萬士和起初不懂禮法，他也不知道皇帝親自探望成國公朱希忠是在降階，也不知道全楚會館蹭飯是一種極高的禮遇，也不知道皇帝以大將軍府黃公子身份行走違背禮法，他全以為陛下孩子心性、不拘小節，紆尊降貴，長大了自然不會做了。

可后來萬士和讀書讀得多了，知道了違背禮法，卻不糾正，因為糾正就是自己失職，也沒人說，萬士和自己當然不會跳出來，告訴所有人，我這個禮部尚書不合格，連最基本的禮法都不懂，下屬們都在等著看我笑話，就這么拖來拖去，拖到萬士和人都走了。

新任禮部尚書沈鯉，在營造郊勞臺查舊典，才發現，萬士和留下了這么一個大坑。

“糾正還是不糾正，這是一個問題。”朱翊鈞看完了沈鯉的奏疏，笑的前俯后仰。

沈鯉不糾正就是違背職業道德、專業素養、骨鯁心性，糾正就是逆上，最終沈鯉還是選擇了逆上，上奏說皇帝的行為，不符合禮法。

“難得糊涂吧。”朱翊鈞給出了批示，這種情況不是禮部的錯，也不需要禮部尚書背負責任。

道爺修仙、先帝神隱、朱翊鈞主少國疑，這么多年來，皇帝是不太活躍的，所以這些細節，禮部官員自己都忘干凈了，這降階的禮法之爭，早就沒人研究了，這也是萬士和能糊弄這么多年的原因。

他知道別人不知道，他就可以糊弄。

這是個巨坑，無論沈鯉糾正還是不糾正，一個弄不好，就是個萬歷大禮議之爭，為了禮法的事兒，攪的整個大明朝野上下不得安寧。

而皇帝降階郊勞的曲禮，引發了對降階之禮的鉆研，朱翊鈞在糾正還是不糾正之間，選擇了‘還是’。

朱翊鈞是不在意萬士和這種程度的糊弄，因為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發的，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為什么要這么做，他如此活躍，就為了一件事，站著當皇帝。

他的活動，都是為了皇權的延展，相比較早已經失效的禮法，皇權的延展更加重要。

朱翊鈞從沒忘記過自己獲得軍權控制的困難，他把自己訓練成了一個銳卒，身體力行、十七年如一日，風雨不輟才擁有了掀桌子的能力，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放棄。

皇帝給出了具體的批示，禮部就好干活了，皇帝的意思是非常明確的，循跡而行，不過多的討論和關注，不引起更多的爭論。

萬歷十七年三月初九，大明皇帝的車駕，隨著東風，終于向著天津州而去，這是皇帝十七年來，第四次前往天津州，第一次是接俞大猷回京，第二次是閱艦式，第三次是南巡，這次是接大明軍凱旋。

天津州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這是大明京師海上的門戶，而天津州的發展，也是日新月異，朱翊鈞第一次去的時候，天津州還是天津衛，衛城圍不過十里，民九萬三千余，不足十萬，而現如今，天津州作為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丁口已過百萬，房舍綿延不絕。

因為渤海灣結冰的緣故，塘沽港算不上良港，但解凍之后，仍然是千帆竟過，來自大明北方的商品，在港口和碼頭集散。

天津州沒有城墻，一切城防，都是圍繞著交通展開，道路、橋梁、閘口等等。

戚繼光在戰爭論中講：

火器對城墻的破壞力極其強大，要建設新的城鎮防御體系，即就以城區為依托，與廣大的附郭民舍等外圍地區相結合，組成立體的、多地帶的、多體系的環形的防御體系，以增強防御的韌性和穩定性，這是火炮時代的必然。

大明天津州、膠州灣、青島城、松江府、寧波、廣州，再到海外總督府的仁川、漢城、長崎、琉球、淡水鎮、興隆莊、密雁、呂宋、達沃、椰海城、舊港、馬六甲城、大小金池、大鐵嶺等等港口城鎮的城防建設，都是遵循戚繼光戰爭論而營造。

理論上，在同等火力之下，如此營造的港口，是永不陷落的，鋼筋水泥營造的罐頭，爭奪每一間房舍，都要付出巨大的傷亡才能推進。

當然戚繼光也十分明確的表示，還有一種會陷落的方式，百姓給敵人指路。

這種城防體系是極其依賴軍民協同的，一旦百姓不再支持，那這套看起來四處漏風的城防體系，就得不到足夠的后勤支持，軍兵不能久戰，不過到了百姓不再支持的地步，這都是小問題了。

百姓都不支持的朝廷，泥沙俱下，甚至連軍兵都難以招募了。

比如五代十國的前蜀國投降北宋的時候，花蕊夫人有詩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宋滅后蜀這個回旋鏢，飛了167年后，正中宋徽宗、宋欽宗的眉心，等到金人鐵蹄南下的時候，這汴梁城內，再無人愿意為大宋的統治階級賣命了，最終靖康之恥，兩個皇帝被俘北狩。

大多數情況之下，堅固的堡壘，往往都是從內部攻破。

朱翊鈞看著天津州的種種變化，對著坐在同一節車廂里的張居正說道：“先生，等回到京師，就給天津州升府吧，地位等同于松江府。”

“臣遵旨。”張居正看著窗外也是十分感慨，他嚴重的低估了大明的發展速度，萬歷維新的發展，比他想象的還要瘋狂，萬民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速度，超出了預期。

戶部也有這種困境，每年實際歲收都要遠超預期，各種增長，讓王國光、張學顏都直呼不可能。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給百姓增加賦稅，而國朝財政依舊充盈，這種政治幻想，從漢代時候就已經有了，但從來沒有實現過，即便是說這句話的桑弘羊，后來的王安石，都沒做到，張居正其實也沒做到。

清丈，清出了天下鄉賢縉紳的隱田，朝廷增加了田賦的收入，鄉賢縉紳的確開始交稅了，但他們一定會把這些增稅變本加厲的攤派給大明的窮民苦力，朝廷每多收一兩銀子，百姓可能要承擔上千兩銀子的負擔。

朝廷一直在堅定不移的降低田賦歲收和比例，每年都在穩定的下降之中，只要還田、營莊法推行的地方，大明都有田賦上的極大減免。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萬歷維新居然做到了，代價就是大明上下都鮮有人提到的倭奴、夷奴、黑番。

這些年，大明向南洋輸送了近百萬的倭奴、倭女、南洋姐，還有本地征伐的夷奴，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紅毛番商人販賣到南洋的黑番。

即便如此，大明皇帝對倭國的報復還沒停止，按照皇帝的思路，東南倭患三十年，受倭患影響的大明百姓少數三千萬丁口，倭國要還三千萬的血債，才是對等報復。

倭國現在滿打滿算不到七百萬丁口了，不僅還不起，還要倒欠皇帝兩千三百萬丁口。

至于大明內部矛盾引發的種種問題，皇帝也一股腦全都扣在了倭國的頭上，對此鄉賢縉紳、勢要豪右、官選官、世襲官都保持了絕對的沉默。

如果不讓皇帝把罪責扣在倭人的頭上，那皇帝一定會把這筆血債扣在他們的頭上，那還不如苦一苦倭人，罵名皇帝來擔。

“陛下，大明現在日新月異，陛下提出的萬歷維新五事，真的能實現嗎？”張居正略顯出神的問道。

皇帝提出了萬歷維新的五間大瓦房，不蓋好，絕不停止維新，這是一個莊嚴的承諾，但這個承諾有點像理想國的幻夢。

但張居正居然升起了一種，真的有可能實現的錯覺，這看起來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正在一步步的變成現實。

朱翊鈞笑著說道：“那是自然，一定可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