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一百七十九章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張居正的漕糧箱為何會被使用，因為眼下大明的漕糧會經過陸運海運陸運的方式，這樣就減少了稱重的麻煩，過往的漕運，往往會因為稱重的原因，鬧出不少的糾紛，新糧舊糧，蒸干，車馬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隨著度數旁通的標準化得到了改善。

同樣這個問題還涉及到了監察追責的問題。

這些漕糧箱每過一次手，都會貼上封條，經過了哪個衙門就過誰的手，一旦漕糧出現了問題，就追查到哪里，這也是押箱不押貨的基本監察原理，這是張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環，如果可以推而廣之，甚至在商業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責機制，目前大明毛呢官廠已經用上了這種法子。

封條一貼，蓋章的地方撕下一個角來，是洪武年間空印案之后形成的祖宗成法。

大明的齊縫書押和印章、在貴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為堪合憑證，是大明兩百年的管理方法。

為了確保這二十萬糧食能夠順利抵達海港，還將啟用大明最先進的船，五根桅桿21帆面，長二十丈，寬為四丈，長寬比為5比1，主桅的高度為三丈二尺的五桅過洋船進行運輸。

這也是五桅過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一艘船可以裝1.2萬石漕糧，剩下的由隨行六十六艘松江鎮軍兵率領的三桅夾板船負責，同時還有二十名海防巡檢，駕駛水翼帆船居中傳信護航。

一支浩浩蕩蕩的船隊正在松江府集結，他們不是在準備出海商貿，而是將南糧送往北衙。

這是王國光初步設計的大明銀糧對流體系，大明將白銀帶到北方，而后讓商賈從南方運糧到北方，這也是當年京杭大運河的具體作用，北方土地貧瘠，多征戰，糧食供應總是短缺，稍有風吹草動，糧食的價格直接飛速攀升。

當年的鹽糧對流體系，也是這樣的道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大明官場鹽丁的逐漸流失以及大明開中法的系統性、結構性遭到了破壞，最終讓鹽糧對流完全失衡，時至今日，鹽引之所以仍然擁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因為合法。

這鹽引是合法的鹽政，大明的商賈不總是大膽包天，最近朝廷稽稅房如火如荼的稽稅、追欠，讓合法鹽引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得到了一個快速的提升，過去一小鹽引價值1.5銀，一大鹽引價值5兩銀子，最近飆升了大約15，一小鹽引（120斤）價格增長到1.725銀，大鹽引（400斤）價值飆升到5.75銀。

鹽引不需要在官廠兌換，鹽引只代表著販鹽生意的合法，萬歷元年到萬歷三年，朝廷一共就發行了3963270引，每年大約為一百三十二萬引，而且這個需求量還在不斷的增長，根據鹽引數量，王國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數量在一個億左右。

這種估計是非常粗糙的，并不是作為四差銀征收依據，大明的正賦和勞役的唯一數據依據是黃冊和魚鱗冊。

凌云翼這個從江西調往兩廣的總督，權豪們終于忍不住要彈劾了，兩廣的縉紳們以為來了個不貪不腐的總督，那就是青天大老爺來了，沒想到還真的是青天大老爺，他凌云翼還不如貪一點！

朝臣們都有點繃不住，但是凌云翼真的一點商量的余地都沒有，任何拒絕朝廷命令的縉紳權豪，一律被打為謀逆，予以物理消滅的懲罰。

凌云翼說到做到，比如在萬歷三年四月份，凌云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羅旁山瑤民商貿往來，不得販鹽入山，違者重懲，與逆民往來、鼓噪、參與民亂，一律等同謀逆坐罪。

萬歷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準后，張榜公告，在萬歷四年正月起實行，萬歷四年正月，凌云翼就轟破了兩家權豪戶的大門，將家主兩人，附逆作亂的家人等十數人，坐罪論斬，奏疏已經送到了刑部衙門。

是真的轟破，推著大將軍炮就把人家大門給炸開了，而后一擁而上，將全家人都抓了。

現在終極決策權，來到了文華殿內。

一方面是凌云翼的蕩寇平定民亂，一方面是權豪戶們請求朝廷手下留情，衡量的準繩就是，這電白林氏、廣州伍氏是否要處斬。

凌云翼的證據確鑿，從萬歷三年正月起，就開始收集對方的罪證，一直等到萬歷四年正月，對方在朝廷明旨的情況下，仍然抗旨往羅旁山瑤民處送鹽，關鍵是這兩家還參與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亂，凌云翼械送這些案犯入京，那是鐵證如山。

權豪縉紳們叫苦連天，爭相求情，理由也還算充分，說兩廣總督殷部堂在的時候，大家也都跟匪寇做買賣，殷部堂就不管，殷部堂也是平倭蕩寇，短短四年就將倭寇剿滅一空，殷部堂要的錢糧確實要的多了點，大家都不樂意，但殷部堂從來如此苛求，朝廷若是吹求過急，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

刑部尚書王崇古終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職工作，開口說道：“此案入京之后，我部對卷宗進行了核查，人證物證書證，歷歷可循，刑部認為該殺，坐罪輪斬，抗朝廷明旨為謀大逆，若不治罪，朝廷威嚴何在？”

群臣開始討論該不該殺。

殷正茂在兩廣因為缺少糧餉，廣攤派，把名單上的權豪縉紳一劃拉，直接核算，不給就拆門，還不給就搬床，方式和方法雖然不溫和，但兩廣縉紳權豪，的的確確提供了糧餉助軍蕩寇平倭。

在討論中，萬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說道：“禮部經查，兩家并無三品以上官員，不在八議之列。”

朝堂風向標萬士和的這個風向，代表著討論的風向已經徹底倒向了殺的方向轉變了。

“大司寇和大宗伯，是不是太激進了些？”朱翊鈞的傾向很奇怪，他覺得王崇古有些激進了。

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說道：“陛下，大明會典未曾修纂完成，這刑名混亂，臣這司寇也剛做沒多久，對刑名不熟悉，還請陛下朱筆御斷。”

當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見產生了分歧的時候，以大明皇帝的意見為準。

王崇古從來不認為大明存在法律這種東西，這也是他對張居正重用循吏不認同的分歧源頭之一，守法循理的官吏，大明哪有什么律法？

他這個思路是邏輯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

從身份上講，君子，治人者也；小人，被治者也；

大明的律法小民們壓根就不懂，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在遇到了事兒的時候，第一時間是托庇于權豪，請權豪為自己游說一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體體現。

而大明的律法對于肉食者而言，根本就是白紙一張，無法有效約束肉食者，因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所以大明的律法，上不能約束肉食者，下不能約束小民，這律法可不就是白紙？說大明律，刑部尚書只覺得可笑，大明只有一個法律，那就是王法，陛下的金口玉言。

對于循吏，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能做成事的人，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

王崇古的這個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踐履之實，世宗皇帝有一本《欽明大獄錄》，首輔張璁編纂，里面就寫了幾個案件，全都是皇帝欽定干涉司法的鐵證，李福達案、長沙豪民李鑒行劫殺人案、光源陳洸居鄉不法案、京師張福殺母案等等。

尤其是李福達案，在大禮儀的黨爭之中，牽連甚廣，李福達和曾光一樣的妖人，這妖人化名張寅，因為捐糧納輸成為了太原衛指揮使，本來李福達已經被坐罪論斬，因為牽連到了武定侯郭勛，而武定侯郭勛只用一句話，就讓這個案子翻案了。

武定侯郭勛說：陛下啊，我因為贊同為皇帝親生父母親上尊號而觸犯了大家，所以他們才要剝皮見骨置我于死地。

嘉靖皇帝立刻下旨開始重新審定，最終李福達被無罪釋放，官復原職還是太原指揮使。

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大寇蔡伯貫被捕，事情才真相大白，李福達就是張寅，張寅就是李福達，一場波及數年的冤案終于沉冤昭雪。

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嗎？不重要。

高拱和張居正因為改革的政治立場，高度贊同當年張璁和桂萼的判定，在明穆宗實錄中，將李福達案仍然認定為誣告，將李福達和張寅二人混為一談的誣告，而非妖人案。

所以，李福達案究竟是不是冤案，在嘉靖年間不是，在隆慶初年是冤案，在隆慶四年起到萬歷年間，又不是冤案了。

李福達究竟是不是張寅，這個案子是否誣告，早已經和事實無關，在案件爆發之初，案件已經完全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

所以王崇古不認為大明有大明律這種東西，只有皇帝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所以小皇帝說是否太過于激進，王崇古立刻調轉槍口，改變口風，以自己剛剛做司徒不了解刑名，大明會典仍未修纂完備為由，請皇帝直接宣旨，阿旨定案，大明的傳統藝能，刑部尚書的標準被動技能。

“大司寇，朕的意思是不說殺，也不說不殺，這案子就這么查補，暫且糊涂著，人先扣著，天牢里也不缺這些個口糧。”朱翊鈞看著王崇古訴說著自己的想法。

朱翊鈞看著群臣開口說道：“朕說說朕的想法。”

“兩廣地面的權豪們，大的方面還是支持朝廷平倭蕩寇的，殷部堂和凌愛卿在兩廣主持平倭蕩寇，無論用了什么方式方法，權豪們都認捐了，包括了廣西官運鹽事，權豪也算得上配合，若是現在倭寇平定，就開始喊打喊殺，是不是有卸磨殺驢之嫌？”

“朝廷若殺，權豪心有戚戚，恐更進一步跟瑤民互通有無，更進一步導致兩廣戰事糜爛。”

朱翊鈞其實不希望權豪們完全站在朝廷的對立面，給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間和余地，一旦權豪再跟民亂沆瀣一氣，那朝廷就把人殺了人，讓凌云翼更好做事。

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罷了，他也是想讓凌云翼能夠真的做成事兒。

兵部尚書譚綸聽聞，認真思慮之后問道：“陛下，若是權豪仍然和瑤民連氣相生，那連權豪一塊剿了，不就好了？”

“大司馬所言有理。”朱翊鈞一愣，沉默了片刻，認同了譚綸這個說法，他的說法非常符合踐履之實，權豪既然還要違抗明旨，直接坐罪論斬，把權豪直接一塊剿了，不就結了？

萬士和思慮再三說道：“陛下有仁心仁德，臣以為此乃大明之幸，但是公然違抗朝廷明旨，臣以為不應姑息。”

次輔呂調陽詢問道：“元輔以為呢？”

“臣以為陛下所言有理。”張居正的表態突出了一個模棱兩可。

陛下主張不殺，又贊同譚綸連權豪一道剿滅的暴論，所以張居正說陛下言之有理，但是是殺還是不殺？還是說，只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

尊主權是張居正變法的核心，所以他這話的意思是，只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

“那就殺了吧，朕遠在北衙，而兩廣在極南，任事大臣面臨如何困境，只言片語也說不清楚，既然證據確鑿無誤，那就殺。”朱翊鈞最終下了決斷，明公們都說要殺，連最溫和的萬士和都很明確的說，不主張寬宥姑息，那就殺了就是。

一定要注意到，兩廣縉紳彈劾凌云翼嗜殺，請求朝廷寬宥一二，而不是說凌云翼在指鹿為馬，混淆是非黑白，凌云翼絕不是辦得冤假錯案。

兩廣縉紳也知道電白林氏和廣州伍氏該死，只是請朝廷寬宥。

朱翊鈞做出了最后的決定，大司寇和大宗伯就不用為難了，案子順利推進到了下一步。

其實凌云翼面臨的局面遠比朝廷想象的更加困難，若非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一個儒學生，也不是嗜血之輩，他若是不殺人能把事兒辦了，不愿意做個老好人，你好我好大家好？正因為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才要向朝廷請援。

張居正認為殺不殺都行，殺可以震懾權豪，給凌云翼更多的支持，不殺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余地，給凌云翼在地方，更多進退的空間。

張居正主張殺，因為他不想看到兩廣和西北一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凌云翼殺權豪縉紳，就是不跟地方蛇鼠一窩的具體表現，他當國的時候，要保證大明不再出現任何一個藩鎮。

廷議終于結束了，張居正再次開始講筵，很多書陛下已經可以很順暢的讀明白了，所以教授的速度極快，陛下學的真的很好。

而朱翊鈞在講筵之后，開始詢問漕糧箱的若干問題，而后開始詢問錢法，尤其是銅錢，大明要是鑄錢賠錢，那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后水會枯竭，樹會枯萎，這必須要問清楚的。

張居正聽完皇帝詢問，抖了抖袖子，找了一本泛黃的奏疏說道：“臣有本代呈。”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時任戶科給事中的殷正茂，上奏開銅礦鼓鑄銅錢，以舒緩朝廷財用大虧，鑄息利厚，彼時朝廷東南平倭，西北抗虜，國朝捉襟見肘。”

“當時核準，但是戶部認為投入巨大，不如云南就地鑄錢，結果把事情搞砸了，嘉靖四十四年，罷滇銅。”

鑄息是什么？鑄息就是鑄幣稅，一兩銀子換1000個銅錢，而1000個銅錢的所有工本銀，在0.625兩左右，這就是鑄幣稅。

殷正茂，提倡大力開采滇銅。

“又是殷部堂的奏疏嗎？”朱翊鈞讓張宏呈送，認真的看完了殷正茂的奏疏，十分確信的說道：“殷部堂果然有濟世之才。”

殷正茂的意思是將滇銅出滇，在城陵磯、燕子磯、采石磯等地鑄錢，長江三大名磯，城陵磯在岳陽，燕子磯在南京，采石磯在馬鞍山，都是長江上的良港。

在長江沿岸鑄錢，而后散播到大明內外之地，但是這樣投入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就要疏通航路，其次就是要長江良港開建，而且還要整頓沿途的私設關隘等事兒。

戶部圖省事，說：城陵磯五方雜聚，于此開鑄恐奸詭易興；云南地僻事簡，即山鼓鑄為便宜。所以在云南就地鑄錢。

殷正茂在七月上奏，非常不認同戶部的做法，認為戶部是貪小便宜吃大虧，不把滇銅運出來，錢在云貴淤塞，而終無以為繼。

果然應驗，就地鑄錢導致滇銅無法出云南，造成了銅錢在云南堆積，錢在云南形成了堰塞，而白銀卻履行貨幣職責，銀貴銅賤，最終，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鑄錢。

殷正茂說一年只需要投入39萬兩工本銀，可以得錢6.5億文，朝廷能盈利53萬兩，戶部在云南投入了2萬工本銀，鑄造3300萬文，朝廷盈利2萬兩白銀。

“陛下，臣惶恐，當時戶部實在是無奈之舉，朝廷虧空空空如也，戰事兵禍連綿，哪里能拿得出40萬兩銀子去鑄錢，彼時嚴嵩當國，嚴嵩黨同伐異冤殺夏言，固然奸佞，但是就事論事而言，還是朝廷窮鬧出的禍患。”張居正這話又為嚴嵩開脫的嫌疑，但張居正還是認為，當初戶部鑄錢，其實還是窮的問題。

按照殷正茂的思路，賺到的53萬兩銀子，要持續投入到長江匪患平定、長江疏浚、海港營建，如此五年之久，朝廷才能真的開始盈利。

戶部當然知道殷正茂說的危險，錢會堰塞，一定會發生，但是朝廷沒銀子去督造。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朝廷沒銀子，所以要鑄錢，鑄錢是為了盈利，結果需要大筆的投入，可是朝廷沒有銀子，至此陷入了惡性循環。

朱翊鈞笑著說道：“戶部現在有703萬兩銀子。”

“所以殷部堂當年所畫之策，就可以推行了。”張居正俯首說道。

“先生不是不喜歡殷部堂嗎？”朱翊鈞合上了奏疏，看著上面卷的角，張居正拿著這本奏疏，顯然是多次翻閱，上面還有張居正的筆記，顯然張居正是仔細研究過的。

張居正理直氣壯的說道：“臣只是不喜歡殷部堂在兩廣，賄政必然滋生姑息，姑息必然有藩鎮之虞，臣為大明首輔，當國理政，他現在在呂宋，那就是大明忠君體國的泗水伯。”

朱翊鈞笑了笑，讓張宏把殷正茂的《議廣鑄錢以充國用疏》放進政學的櫥窗之內，《漕糧箱法》放到了工學的櫥窗之內。

漕糧箱法，不完全是張居正的一人之智，而是南衙造船廠所有船工們的智慧。

張居正又從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說道：“陛下親事農桑，以番薯救荒，寶岐司推廣番薯，略有成效，臣請陛下過目。”

寶岐司推廣番薯是推廣的救荒糧，張居正親自主持，大明秦嶺淮河以北廣泛種植，這東西不能用于納賦，所以種植推廣非常順利，主要是為墾荒的荒田，薯苗只需要一瓢水，一勺糞，就能活。

兩分種，三分管，五分肥，大明的番薯產量大約是寶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完全看肥力，寶岐司那不是種地，那是把薯苗當祖宗伺候。

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別，即便是如此，番薯生民無數。

陜西、山西、一共開設了三十萬畝的種田，這些種田并不是連貫的，而是各府縣里，都有涉及其中，地窖若干，主要種的是馬鈴薯，而不是番薯，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三萬余頃，饑饉餓殍比之往年明顯減少。

而河南、湖廣的種田只有二十萬畝，種植面積也只有兩萬頃左右，主要產區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區。

京畿、遼東的種田京畿有四十萬畝種田，而遼東只有五萬畝種田，種植面積超過了四萬五千頃，戶部已經有聲音說要對番薯征賦的打算，但是張居正依舊不肯，并且認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不宜征賦，但是戶部仍然認為萬歷十年起，就應該征賦，否則借著番薯名義不納正賦，會蔚然成風。

而這里面，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廣工作中，仍然是一騎絕塵，再次摘得桂冠，以宣府、大同府兩府之地，種田三十萬畝，種植面積三萬頃、畝產為八成，遙遙領先。

主要是十九萬的力役安置，人糞多讓西北番薯的產量變多，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

“朕不知讓大司寇回京是對是錯，大司寇離開了宣大后，宣大的種田不僅沒有增長，還有所降低。”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察覺到了一個現象，吳兌和王崇古漸行漸遠了。

更加明確的說，吳兌在作死。

王崇古說兩三年內，他還能管得住，那之后，西北鬧出什么亂子，他真的不敢保證。

事實也是如此，王崇古離開宣大僅僅一年，他的那些政績不僅沒有得到推廣，反而是出現了下滑。

“族黨藩鎮之虞也。”張居正則非常平靜的說道，他已經預料到了這個局面，他不會歸政的時候，還給陛下一個千瘡百孔的大明。

而此時的王崇古家宅中，已經搬到了王崇古家中的張四維，聽聞了朝廷要處斬兩廣權豪縉紳之后，急匆匆的找到了王崇古。

王崇古從來沒改變過自己的立場，他就是想賺錢。

張四維面色不再金黃，但是現在的面色更加恐怖，是蠟黃色的，他振聲說道：“生殺予奪，生殺予奪啊！舅舅！我說什么來著？朝廷掌控了生殺予奪大權，我們賺的錢，全都是給朝廷儲蓄罷了。朝廷為了銀錢，冤殺權豪縉紳啊。”

王崇古看著張四維不敢置信的說道：“你怎么這么喜歡顛倒是非曲直？凌云翼在去年正月就開始張榜，不讓縉紳豪戶跟羅旁山民亂勾結，已經一年多了，萬歷三年六月，陛下旨至兩廣，萬歷四年正月起開始推行。”

“就這，陛下仍然打算念在他們助軍的份上，寬宥一二，我，你舅舅，同意殺，陛下不想殺，廷臣同意殺，最后才廷議要殺。”

“你能把這個事情發展的順序捋順了去思考問題嗎？”

“朝廷的確掌握生殺予奪大權，但若是這兩家權豪戶遵紀守法，朝廷閑的沒事干，去威罰？他們那點家產，算什么啊，現在戶部里躺著七百萬兩白銀！”

“朝廷，才是天下最大的權豪戶！陛下才是天下最大的那個權豪戶，你明白嗎？”

張四維依舊不服氣的說道：“還不都是聚斂之臣，苛責魚肉縉紳而來？”

王崇古深深的吐了口濁氣，語重心長的說道：“外甥，你的立場是你自己，這沒問題，但是你有沒有思考過，人是群居的，沒有人能離開他人而活，你會庖廚嗎？你會木工嗎？你會種地嗎？你會嗎？你統統不會。”

孟子駁斥農學天子親事農桑，主要是討論的就是分工。

王崇古兩手一攤說道：“對立而統一，你懂嗎？”

“你不能只索取，不付出吧，索求和付出是對立，也是統一的，索取就是付出，付出也是索取。楊朱之學貴己已經是邪道了，但是人家楊朱之學，還講究拔一毛而為天下，不為也，取一毫而損天下，亦不為也。”

“一毛不拔，一毫不取，你只是一毛不拔，卻不肯一毫不取，你的想法，甚至還不如楊朱之學。”

王崇古非常支持張居正取締六十四家書院，這活兒還是王崇古親自操刀干的，看看張四維的思考問題方式，這哪里是貴己，分明是以我為尊，天下都要圍著我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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