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二章 思潮

大明國師 第五百一十二章 思潮

第512章思潮

董倫又老了一歲。

在正月的寒風中，老頭在前院的房間里靠著椅子，擁著爐火，看著窗欞外飄落的雪花，精神漸漸昏昏然了起來。

他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上面還放了一本書，宋代人的雜記。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書上的文字，似乎幻化成了過往的光影，在董倫渾濁的眼前世界浮現，繼而又如夢幻泡影般消散。

就在這黃粱一夢伴隨著怪異的、激昂的顱內嗡鳴而漸進到高峰的時候。

這個時候，敲門聲響了起來。

董倫醒了過來，他沒有說話，也沒回頭去看，他知道這時候，肯定是仆人來喊自己吃飯了，但是他現在每天已經吃不下什么東西了，最多就是喝點稀粥，吃點軟餅。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位元末時就被尊為“貝州先生”的宿儒，今年已經八十一了。

“篤篤”敲門聲繼續，雖然只有兩聲，但顯得卻越來越急促。

“進來。”

董倫終于忍不住轉過椅子去看向了門口。

但看到的卻是一張熟悉的臉孔。

他全部政治遺產的繼承者，最得意的門生，鴻臚寺卿解縉。

解縉在外面就已經抖落掉了身上的雪花，這時候他的臉色慘白里透著些紅，董倫懂一點醫術，這是氣血有虧又深思竭慮時的表現。

“你的血本來就虧，現在已經在燒心血了。”

解縉聞言一怔，旋即苦笑。

對于他這種早早就名滿天下，卻又蹉跎了十年之久的人來說，現在一朝得勢，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廟堂之中，哪還有什么多余的心思自己的健康呢？

解縉剛要開口說些什么，董倫突然擺手阻止。

董倫嘆息著搖了搖頭：“有什么事情直接說吧，我聽著，反正.能聽你說幾句也好。”

解縉拿出了兩張對折整齊的《明報》。

這個時候，門再次被敲響了，仆人推門走了進來。

他將托盤送上，然后默默地退出了屋內。

董倫戴上老花眼鏡，這是玻璃工坊的定制貨，人工成本很高，因為需要反復打磨鏡片，所以售價一時半會兒降不下來，現在只有權貴階層才使用的起。

《明報》上的字不多，但董倫看的很仔細，一字一句，足足過了一盞茶的時間。

隨后，董倫拒絕了解縉的幫助，自己用顫抖的手端起托盤中的熱湯抿了一口，才緩緩地道：“你應該很快就要收到寫文章登報的消息了，做準備罷。”

“我不會寫。”

解縉的回答很誠實，誠實地有些出乎董倫的意料。

董倫用手指指著解縉，旋即又垂了下去：“腹內胎生異錦，筆端舌噴長江，縱教片絹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是解縉啊！你有什么文章是不會寫的？是不會寫還是不敢寫。”….

解縉沉默片刻，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不敢提筆。”

董倫抬起頭，認真地盯著這個弟子。

“才高八斗，一心鉆營；今日之我，早非昨日。”

聽著老師對自己的批語，解縉唯有苦笑。

今日面臨抉擇，內心惶然，舉目四顧，竟然是無一可信之親友，最后又奔于恩師府上，以求個決心，他還能說什么呢？

人這一輩子，總有那么幾次艱難抉擇的時候。

在這種時刻，內心中最軟弱的地方就會充分暴露出來，不敢自己做決斷，不敢對自己的未來負責，整個人患得患失。

董倫當然清楚解縉現在的情況，他太了解自己這個弟子了。

解縉不是一個能自己做決斷、拿主意的人。

他需要有人在前面給他引路。

否則他的野心與他的視野、能力完全不匹配，自己只能瞎撞撞破南墻，繼而一頭栽到黃河里被淹死。

而且這里還有一個典故。

對于吏治之風這個問題，解縉十五年前的態度，是與現在完全相反的。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解縉陪同朱元璋游覽，獻《大庖西封事》，這篇策論文章，可以說很好地反應了那時候解縉傳統士大夫的思想，解縉因其名動一時。

文章開門見山，開篇的“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即指出老朱治理天下過于嚴刑峻法，且總是搞榜樣人物的問題，對于吏治和刑罰，解縉的建議是“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只能說，解縉沒掉腦袋，是那天老朱心情好。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勸諫老朱簡化法令，不要濫施刑罰，對士大夫要好一點，也就是兩宋傳承下來的那套“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認為君王與士大夫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君王尊重、禮遇士大夫，能為士大夫發揮自身才能建設國家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而當時的解縉，則認為治理底層百姓只需要通過減輕賦稅，多建學校，用詩書禮學就能宣沐王化，繼而實現天下大治。

那時候的老朱看著解縉什么都沒說，只是讓這小子趕緊從自己眼前滾。

十五年后，解縉也終于明白了當年白發蒼蒼、眼神狠辣如惡虎的洪武皇帝，為什么會忽然用那種夾雜著“憐憫”和“同情”的眼神看自己。

一路走來，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君王與士大夫不是共治天下，而是此消彼長又無法徹底消滅對方，所以不得不共存。

皇權對士大夫好一點，換來的不是吏治清明，而是大概率吏治糜爛，蹬鼻子上臉。

治理百姓減稅是沒用的，根源問題在于基層胥吏，皇權不下鄉，減多少稅都減不到百姓頭上。….

多建學校推行詩書禮學建設不了天下大治，但鋪路治水多用化肥可以。

解縉什么都懂，但看著十五年前的自己，他斬不下心魔。

那個過去的自己，那個年少的自己，那個天真爛漫偏生才學天下第一的自己。

“看好了，老夫最后教你一次。”

解縉扶著董倫起身，親手研開墨，看著董倫的如椽大筆飽蘸墨汁，暈在宣紙上。

神奇的是，剛才還在不斷微微顫抖的董倫，手和腕，這時候開始異乎尋常的穩定，沒有了絲毫的顫抖。

“為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則神氣欲揚。

國朝患不在外而在內，不患北虜之入寇，而獨患吏治之不清矣！吏治不清，紀綱則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

所謂‘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日之廟堂，虛文矯飾舊風尚存，牧民之官尚不可自制，何以布國朝恩澤于海內？”

董倫把筆送到解縉面前。

“剩下的，你來寫，只寫吏治之風，休要言及世風、學風。”

解縉接過了筆的手，在劇烈地顫抖。

筆鋒觸到宣紙上，扭扭歪歪，但在下一個字，馬上就轉成了董倫的字體。

“寫你自己的字，走你自己路。”

解縉的字漸漸變成了他自己的筆體，龍蛇飛舞間，文章已成。

“今日有三弊者也。”

“一者曰貪財。”

“貪財者，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

“二者曰疏通。”

“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疏通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

“士大夫自謂有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育之疾也.夫賢則進，不賢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疏通？”

“三者曰排場。”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及中樞，下及州府，天下爭為媚諂。”

“有官出巡，無不張金鼓、飾輿馬，百姓伏謁道旁，唯諾必謹，下屬得不呵責，頓首幸甚。”

“.剝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征發期會以完簿書、茍且草率以誼罪責。”

“古人云：法不立，誅不必。國朝無威信可言，自無功罪是非可辨，如此種種，實非危言矣。”

解縉放下筆，窒息過后似地長嘶了一口氣，額上已然是汗珠滾落。

“這才是解縉嘛。”

“啪嗒”一聲，汗水落在宣紙上，將字跡弄爛。

解縉看著這篇跟“昨日之我”徹底決裂的文章，如釋重負。

董倫短暫地精神振作過后，又恢復了老態龍鐘的樣子，他抬起手，無力地揮了揮。

“去吧.老夫沒什么要告訴你的，只想與你說，既然已經決定踏上這條路，就別回頭做反復之人了。”

解縉收起幾張紙，對著董倫鄭重一禮，再抬起頭，原本有些發白的面色卻是紅潤了許多。….

解縉來去匆匆，很快就離開了董倫的宅子。

“嗬嗬”董倫俯下身喘了口粗氣，對著青銅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著看了。”

永樂二年的春天，火藥味是越來越濃。

隨著關于“吏風、世風、學風”這三風討論的矛盾公開化，各路文壇豪杰、士林領袖，紛紛按捺不住。

有資格上《明報》的，那就公開論戰，沒資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詩會上口誅筆伐一番。

跟沒文化的兒子不一樣，最近胡季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作為安南國內獨領風騷數十載的漢學宗師，大抵是跟高麗宰相鄭夢周一個水平的大儒，或許放到三十年前劉基、宋濂領銜的洪武時代，或許還不算出挑，但在如今這個儒學不斷發展，但大儒凋零的永樂時代，就相當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稱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個“安南司馬懿”，一手隱忍還是會的，跟人交談從不鋒芒畢露，更不會談論到能引起殺身之禍的敏感話題。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關于吏風、學風的討論，胡季是一個都沒參加，今天曹端拉他參加金華學派掌門人汪與立的茶會，得知是只論世風，胡季才欣然赴約。

此前說過，金華學派乃是當今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分支之一，與葉適的永嘉學派同為浙東學派一脈，曾作為調停者主辦過理學和心學之間的“鵝湖之會”，算是中立學派傾向偏心學一點，但還是以理學為主，夾雜吸收的永嘉學派實學思想，屬于是什么都沾的類型。

這種類型的學派，歷經“仁山”、“純孝”兩位先生的埋頭發育，歷經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與立手里，門下人才輩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才敢在茶會上說話。

否則的話，要是參會的都是那些堅持程朱理學的衛道士，話不投機還算好的，最多奚落兩句，被人上綱上線可就遭了。

實際上這跟明初思想界的實際情況有關，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統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會的話語權，其主體就是宋元以來的程朱理學，而洪武建文兩朝，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文臣們也大都是著名理學家，如宋濂、劉基、王、方孝孺等，這些理學名臣的學術主張也深刻影響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確立，最終形成了“理學獨尊”的局面。

所以在理學家這里，凡事上綱上線才是正常現象。

金華學派這種不那么嚴肅的學術思想，反倒是少見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過也僅僅是相對而言，根據胡季的觀察，金華學派對于現在世風的演變，也是表現出了擔憂的。

實際上，這就相當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學術思想演變提前上演了，因為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普通民眾識字率的提高，市民社會興起，文化的話語權是必然會下移至底層百姓的，包括商人、書生、市民等等，從而創造了繁榮且頗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與傳統精英文化相對立，市井文化的興起，就代表著精英文化的沒落。

這種由經濟結構演變而來的社會文化的轉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轉型過程中，必然也面臨著掌握話語主導權的精英文化的反撲和打壓就是了。

“北宋儒學復興，王荊公新學、司馬光朔學、二程洛學、蘇軾蜀學，便是圍繞變法展開思想競爭今日思想界亦是有這般百家爭鳴的勢頭。”

汪與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說道：“新學和洛學最能體現敢為天下先的氣質，與今日姜星火的思維最為接近。司馬光朔學、蘇軾蜀學，論戰之中便是對宋代祖宗之法的爭論，與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時移世易，可道理總歸是不變的我輩金華門人，今日所為，便是如當年先輩一般。”

汪與立所謂的“如當年先輩”一般，意思就是還是按照浙東學派的老傳統，積極整合儒學資源，深化對于紀綱法度的治體論思考，但是盡量不要去碰其他東西，治體論即安全又高端，有這種浙東學派傳承下來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遠呢？

治體論在華夏學術傳統中源遠流長，秦漢以降自賈誼肇始，歷經漢唐演進，在南宋理宗時期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中以系統形式得到提煉與運用，在后繼馬端臨《文獻通考》、丘《大學衍義補》中有進一步發揮。而明代立國，浙東儒者劉基、宋濂、王、方孝孺繼承推進了治體論思考，作為浙東學派的看家本領，可謂是真正能通天的學術坦途。

所謂治體論，就是對治人、治道和治法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從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到后來的“有治法，則有治人”，一直在進行演進，但無論處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發，治體論架構都傾向于思考這一方與其他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共生依存，可以說治體論的思維宗旨是強調總體的整合關系，并非是那種“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

這種綜合思維，也是金華學派能兼收并蓄理學、心學、實學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為今日之世風，應較之前如何？”….

汪與立將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聲大噪了，而且是繼承的周敦頤那一脈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學術界，已然是青年一輩中的領頭羊。

更何況，曹端手上還兼著梳理古文今文學派脈絡的工作，哪個學派不想往這種編撰整理任務的工作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價值，汪與立說話也很客氣，沒有對于小輩的輕視。

“世風之變，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統是從周敦頤一脈繼承的，回答也沒出乎茶會眾人意料：“學欲至乎圣人之道，須從太極圖上立腳跟。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轉化，動靜變幻無窮，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滯不動。”

程朱理學的世界一元論觀點是唯物的，但曹端覺悟很高，他的哲學思想是發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極的思想后，他從根本上就反對朱熹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說，認為太極會自動靜，認識到了太極對事物的能動作用。

而按照這個哲學思維的推導，那么世風有變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變，那說明太極不動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靜坐許久，把場上情形大略窺了個明白，又待眾人議論了片刻，目光轉向他時方才開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為高騖，嘗以虛詞，某以為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如此而已，不必驚慌，亦不必小題大做。”

“好一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汪與立撫掌大笑，他早就覺得胡季是個妙人，這番話很有治體論的神韻，治體論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轍的。

但茶會的另一撥人卻未見得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這就是來自關中的楊氏關學門人。

關學是宋代張載創立的代表關中地區的學術流派，學術脈絡源遠流長，大抵經歷了幾個階段，即極盛于北宋，靖康之變后不久，關陜便淪陷于金人之手，從此學術始終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候，若非關學楊氏幾代人苦苦堅持，恐怕早就已經斷了傳承了。

楊氏一門，是如今關學的代表人物，楊天德、楊恭懿、楊寅三代人極力倡導關學精神，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學術主張，正是這三代人的努力，才讓關學在元代尚未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不過關學大復興，從歷史進程來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學者馮從吾給關學編的學術譜系，也就是《關學編》，別說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學派連個影子都沒有，就算是那位被稱為“容思先生”的邊地戍卒之師段堅，這時候距離出生還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關學現在扛大旗的，還是楊氏的大貓小貓三兩只。

可今日的關學掌門人楊敬誠，跟一百年前的祖輩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學術地位罷了，名頭雖大，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關學真的振興，哪輪得到曹端年紀輕輕就“聲震關陜”？

說白了，真論實力比曹端都差得很遠呢。

但關學是有傳承的，而且現在楊氏關學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崇古。

如果但從學術光譜上來看，現在的關學跟宋代的關學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傾向于姜星火那位誅十族的師爺，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論。

方孝孺在《宋學士續文粹序》一文中，曾對洪武朝的社會風俗是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從中很簡單就能看出來，洪武時代，風俗正處于一個復古的時代。

這種復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穩定的道德社會，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張的“去胡化”運動.從法理上講，鐵木真當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統是從大元繼承的，而從情感上來講，則要全面地恢復漢人衣冠禮樂，因此洪武朝的復古風氣，起于正彝倫、行先王之典，再通過重血緣、崇宗法、講名分、別尊卑等手段，以確立一種以傳統儒學的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思想與文化基礎。

也正是洪武時代持續了三十年不遺余力的復古運動，正是因為老朱對三綱五常有整頓之功，所以靖難之時，才有那么多為建文帝死難的忠烈之臣。

楊敬誠緩緩說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樸，今人之性，則變得狡偽；古人風氣，大多剛毅，今人風氣，則變得頹靡；古人好學樂善，今人棄道樂謗；古人勤儉務本，今人驕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遜，今人澆頑斗訟依我看來，今日之世風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就不好接話反駁了，但曹端并無顧忌，他這人坦誠，說話也比較直，只認道理，不認其他。

曹端開口道：“若論古人，少有能古得過春秋戰國吧？”

“可春秋之時，還可以稱為尊禮重信，至戰國時，則已是絕口不言禮與信；春秋之時，尚奉周王為宗主，至戰國時，則絕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時，尚‘嚴祭祀，重聘享’，至戰國時，則無其事；春秋之時，尚講究宗姓氏族，至戰國時，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時，尚有宴會賦詩，至戰國時，則不聞矣；春秋之時，尚有‘赴告策書’，至戰國時，則無有矣.這就是說，春秋之古風，戰國不存也。”

因為是私下學術交流的茶會，還是金華學派主辦的，所以看在汪與立的面子上，曹端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意思也很明顯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戰國都不是一碼事，楊敬誠說的那些，不過是“古人濾鏡”罷了。….

懷舊，不代表舊的真那么好，讓他回到過去的時代，同樣能挑出來一堆問題。

當下的永樂時代，正是社會與文化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變遷，思想文化開始由洪武建文時期的保守、沉悶，逐漸轉向革新、活躍。

楊敬誠當然沒有那么容易被駁倒，他反倒懇切地舉了兩個例子。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世風日下，確實非是我危言聳聽。”

“譬如關中鄉梓，我聽祖輩說，從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歸者，間里互相慰勞嘖嘖高之，極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罷官歸鄉的人，鄉人只艷羨其懷中金帛，若是空手而歸，反遭恥笑，這難道不是一例嗎？”

曹端怔了怔，順勢說道：“正因如此，國師才要整頓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嚴，懲治貪污不遺余力，最終起到士大夫知廉恥之效了嗎？”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吏風的根由，還是在世風上，這一點我是認胡祭酒所言非虛的。”

楊敬誠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話本上說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見了面，身上穿得幾件華麗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說話，便是放出屁來，個個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潑天的主兒，衣冠不甚濟楚，走到人前，除非說得天花亂墜，只當耳邊風過，這難道是我亂說的嗎？”

吏風、世風、學風，互相糾纏，委實無法單獨拆分，一旦說起來，難免有些越界的地方，這場茶會的眾人，都不是膽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談了。

正在茶會逐漸進入到詩文環節的時候，外面卻忽然有消息打斷了茶會的進度。

非是旁的消息，卻是宮中發下來的詔令。

詔令不長，信息量卻很密集。

“近歲以來，士風澆漓、官箴缺。

鉆窺竇隙，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黨，公事擠排之術。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

《書》有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初繼大統，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遺命，自當深燭病源，亟待鏟除。

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奮說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有退食自公之節，于是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綿祿蔭于子孫，顧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膠守故轍，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實不敢赦爾。”

禍事了，您說這太祖高皇帝這么多“祖宗之法”，別的您怎么不學呢？偏生要學大力整頓吏治，這時候您想起來祖宗憲典了。

嗯，薛定諤的祖宗之法。

但是顯然，來自宮中的詔令，也是某種訊號，意味著隨著這幾天《明報》上輿論的發酵，已經開始有反饋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顯，其他都能爭論，但吏風這一塊，是這次行動的主題，這個就別爭了，你們也別想靠著輿論就能阻止整頓吏治的工作。

這樣的定性，顯然跟胡儼、楊敬誠認為的“吏風與世風息息相關”的觀點相違背，但這就屬于主辦方下場定規矩，硬要二分開來，倒也沒人再敢說什么了。

而像是金華學派和關學舉辦的這種茶會等類似性質的學術交流，這幾日在南京可謂是數不勝數。

圍繞著這個廣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會命題，不同的思潮、學派之間，開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關鍵的今年還是科舉年，外地舉子剛來南京就碰上了這種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開了大眼，說什么的都有，一時間也是熱鬧極了。

就在這種“眾人拾柴火焰高，火燒樓塌我拍照”的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熱烈氛圍中，幾日后的國子監，也是馬上要迎來了雙方不同意見代表之間，對于“吏風、世風、學風”的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