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七百六十章金碗銀碟

我的系統不正經 第一千七百六十章金碗銀碟

彭州南宋金銀器窖藏中，就有一件菊花金碗。

這只金碗整體造型，依舊以菊花為式，器身呈三十二曲，圈足為十六曲。

除了金碗，再就是金盤，而盤子的主要功能是承托，可分為承托食物的承盤，承托酒盞的盞盤，還有一種是用來盛酒的樽盤。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的盤子不少，金銀器都有。

比如銀器

素面圓盤、獅紋圓盤、三足圓盤

六曲葵口盤、十曲圓弧盤、多曲盤、花口盤

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貯飲器，主要就是盞、注碗、梅瓶。

這里說的主要指飲酒、飲茶時候使用的器皿。

二者在使用過程中有相似的器物，比如盞和壺，也有特別的道具，比如飲酒的曲卮、飲茶時候用的斗笠盞。

宋朝人喜好飲酒、飲茶，自然少不了使用各種各樣的盞。

一般意義上來講，盞就是淺杯。

兩宋時期的盞主要包括臺盞、盤盞和散盞三類不同的組合形式。

這三類形式中又包含花口盞、桃形盞、瓜形盞、斗笠盞幾種不同式樣。

雖然，盞類器皿并不是兩宋時期金銀飲具中考古發現最多的類型，但是多樣的形式和豐富的造型與裝飾。

這使它成為過往研究中，最受重視的一類器皿。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的盞也不少，像是銀器

葵形盞、菱形盞、蓮花形盞

、五曲盞、瓜形盞

其實通過之前的幾座窖藏出土的器物，就可以看出來，宋代窖藏金銀器最主要的用途，一般不是喝酒就是飲茶。

之前不管碗盤碟、還是梅瓶什么的，不是盛酒器，就是茶具，再就是吃飯用的承載器。

既然有了碗盤碟等，那么注子與溫碗

注子也就必不可少。

這東西其實就是“執壺”，據李匡乂《資暇集》“注子偏提”條云:“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木勺……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罌，而蓋、嘴、柄皆具。”

注子通常與溫碗一同使用，合稱“注碗”，是兩宋時期十分流行的斟酒器。

它與臺盞、勸盞、果菜碟一同組成了宋代酒器的基本組合。

根據主體形制的差異，我們將注子與溫碗的式樣分為四類：瓶式注碗、折肩注碗、溜肩注碗、瓜棱象生注子。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的執壺（銀器）

蓮花蓋折肩銀執壺、雙層蓮蓋折肩銀執壺

象鈕溜肩銀執壺、鳳鳥紋銀執壺

等，都算是精美的金銀器。

這些都是用來飲酒的，而儲酒器最出名的就是梅瓶。

梅瓶又被稱為經瓶，盛酒器，它的造型特點是小口，短頸，豐肩，肩以下漸收斂，圈足。

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對梅瓶的描述是：梅瓶，口細而短頸肩極寬博，至頸稍狹窄，于足則微豐，口徑之小僅與梅花之瘦骨相稱，故名為梅瓶也。

陸鵬亮在對梅瓶的名謂進行考證中認為，在宋代帶有蓋的梅瓶無疑是作為貯酒器使用的；

而另一種不帶蓋的梅瓶，除了貯酒外，還可做插梅花的花瓶。

兩種功能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的梅瓶肯定不會少了，其中有銀器素面梅瓶、如意云頭紋梅瓶、鳥紋梅瓶等。

而這是儲酒器，喝酒自然少不了就被。

在考古學定名中，對于“杯”的形制認同是較為模糊的。

一部分考古發掘報告中會將盞、碗類的器皿稱為杯。

既往研究中特別是對于杯、盞的界定，也是多種多樣的，并不嚴格。

但為了便于研究，現在很多專業人士將有明顯耳把的器皿，以及口徑小于10厘米，并且較之于盞。

腹部更深，腹壁較直的器皿稱為杯。

由此，將宋代金銀杯的式樣，分為圓口圈足杯、單耳帶把杯和雙耳帶把杯三大類。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的杯（銀器）

淺腹素面杯、深腹素面杯、荷葉龜紋杯、

綬帶紋八角形杯、蓮花紋杯、龍紋夾層杯。

通過幾座窖藏的發掘，其實都可以看出來，送嗲的金銀器差不多都是實用器。

喝酒的酒具，喝茶的茶具都有了，那么日常生活用品自然也不會少。

而日常用品最常用的還是盥洗器，像是唾壺、盆等。

唾壺，也被稱為唾盂或渣斗，用于餐桌之上裝盛魚刺肉渣等食物渣滓。

到了宋代演變成飲茶時，成為裝茶渣的一種器具。

盆是一種主要用于盛物或洗滌的實用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

但在宋代墓葬或窖藏中，出土得并不多。

彭州宋代窖藏中出土了10件銀盆，

此外，這批出土的金銀器皿中，還發現了熏爐、長頸瓶等器皿。

它們曾經被用來盛飯裝湯，溫酒待客，得到過主人的悉心呵護，見證過宋代彭州大戶人家的熱鬧日常。

歷史的車輪滾滾碾過，打破了原本平靜的生活。

所幸有這一坑精美的窖藏保留下來了，靜靜躺在那里，等待我們前往觀瞻。

從華夏歷朝的演變來看，我們使用金銀器皿的歷史淵源，可從戰國時期算起。

經歷了清新活潑的春秋戰國、富麗堂皇的秦漢、雄渾壯闊的唐代，這批安家在彭州的金銀器，展現出宋代獨一無二、清新素雅的時代風貌。

經過晚唐五代十國的戰亂和華夏疆域版圖的調整，宋代時期，通往西域的道路慢慢堵塞。

對于金銀器來說，西域文化的影響日漸減少。

宋代的金銀器里，傳統中原漢文化逐漸回歸并且重新確立。

如果說唐代的器物，海納百川，張揚，充滿豪放的異域色彩。

那么宋代則更加輕巧婉約，有文人之風。

法蘭西藝術史家丹納，曾在分析十七世紀戰后的魯本斯畫派時，這樣寫道:

“在這樣的災難后重見太平，豈不等于進了天堂……一切日常生活有了意義，有了興趣；

人重新活起來了，竟像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發的文學和獨特的藝術都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的……人看到自己的本質、潛在的本能，成為民族標記而將來支配他歷史的主導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