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作分殷之器物

我的系統不正經 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作分殷之器物

商系統的銅器鑄造技術都非常高超，有著十分精美的紋樣，尤其是銘文。

商系統的青銅器主要有兩種銘文，一是用來表示族屬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來表示的日名。

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中，共有十多種族徽文字。

其中“戶”出現最多，共有三件，故發掘者認為墓主即為戶氏。

當然，此說也不確定。

這兩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種類過多，張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確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統的銅器鑄造比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紋樣模糊，與商代銅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此外，3號墓中還出土了鑾鈴、當盧等車馬器。

而這些都是在西周時期才開始出現的，當屬周系統銅器。

此外，這兩個墓葬中均隨葬有一個高領袋足鬲，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關于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屬問題，其年代為西周初年，墓主應為當時的姜戎首領。

在此基礎上，還有兩個關鍵問題。

在商周考古的報告中常有商周之際、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難以判別導致的。

就文獻記載來說，商周交替的標志，是武王滅商這一歷史事件。

但這個分界點，通過考古學是很難確定的。

因為王朝更替是一個瞬時的歷史事件，而考古學文化卻無法在短時間內發生明顯變化。

這片墓地的年代，就處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

因此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無法確定其具體年代的。

考古學的年代問題，分為器物的年代、遺跡單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三個方面。

所以，千萬不能簡單地從器物的年代，來判斷遺址單位乃至整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

要解決這片墓地的年代問題，必須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兩條線索。

這一點要先從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塤的時候，陳文哲就知道，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過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攤主的先人們不重視陶器，或者是百年下來都處理了，反正他是沒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當然，一些好的東西，就算是陶器，也會被重視，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幾件陶器。

這一點跟唐宋之后的情況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壞，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現在的比較少。

當然，這是相比后世瓷器來說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還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塤，還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銅器使用的陶范，這些東西堆積在一起，也被發掘了出來。

陳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領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譜系中最晚出現的一類。

其在關中地區有著大量分布，從寶雞到長安一帶，存在若干墓例。

如鳳翔南指揮西村M42、岐山賀家M1、長安豐西毛紡廠M1等。

這些墓葬均帶有壁龕和周系統的乳釘紋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這也就是陳文哲的記憶力超強，還對考古方面的知識十分感興趣，要不然，別人看到這些東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說找出相同點、不同點了。

不過，總歸照片上還是銅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還是要看銅器。

從銅器來看，出土的銅器年代特征十分明顯。

而且陳文哲還知道，這一批銅器與安陽殷墟出土的銅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為殷墟四期晚段。

這批銅器很可能是武王滅商后，周人從安陽帶回的戰利品。

他的依據有二：其一是文獻。

《史記·周本紀》與利簋的銘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滅商的記載。

《周本紀》還記載武王滅商后“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見武王滅商，這一歷史事件是真實存在的。

其滅商后，還以商的器物作為“宗彝”用以分封諸侯。

此外，通過歷史文獻可以看出，“封建”這一行為，還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商移民進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會將許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帶入；

其二是安陽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的發現。

這個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紋簋、多齒冠鳳鳥紋卣、直棱夔龍紋器座范等。

但是用這批陶范制作的銅器，在安陽卻從未發現，反而在關中地區廣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過去此類陶范制作的銅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發掘者則根據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許應當提前到商末。

這意味著這批銅器的鑄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戰。

導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當作戰利品帶走了。

此外，此類帶有單個族徽和日銘的銅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遺存中均有發現。

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銅器，曾在短時間內遍及周王朝的版圖。

這不可能是偶然現象，而是這批銅器為周人所掠的另一條證據。

所以，陳文哲看到的這批銅器當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來自安陽的可能性最大。

具體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滅商不久。

在確定了墓地的年代后，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其一，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為西周考古的年代標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這對重新探討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與政治格局的變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這片墓地和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地的發現，為解決安陽殷墟商代銅器作坊的年代下限問題，及商、周銅器的分界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其三，通過梳理全國各地的考古材料發現，關中地區乃至整個西周文化分布區，在西周初年出現了大量商代青銅器。

其分布范圍比安陽時期還大，這證明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銅器，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這一現象是周人通過分封對商人財富再分配的結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體更替之表現。

這樣一來，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屬與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