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何以養民

明天子 第三十七章 何以養民

第三十七章

何以養民

太陽微微向西。

陽光依舊很是毒辣。似乎沒有一點點的變化。

在辟雍殿之中，外面的流水在光潔的地板之下無聲的流淌。帶去一一絲酷熱。

而所有人都聚精會神的，聽丘濬朗聲說道：“孟子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朱子云：‘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可見，陛下欲求大同之世，必求王道之治。欲求王道之治，必求耕者有其田，賦稅均之。而今可乎？”

丘濬微微一頓，似乎等著有人反駁。

但是沒有人反駁。

所謂儒家的終極理想，井田制。其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土地兼并的理想狀態。與后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是一脈相承。

甚至可以說，如果有大儒復生于地下，見到這種制度，恐怕會擊節叫好，這就是理想的社會制度的體現。

但是而今，誰也不會說井田制度。也不會說均田思想。

其實在這個方面真正實踐的就是太祖皇帝，太祖皇帝當年那么多大案，將在元末的時候坐大大家族，一一掃平，那種有幾千畝土地的大家族，好遷移他鄉，或分崩離析，甚至到了現代，很多家族，也不過是數百畝土地而已。

唯有北京，南京，浙江，江西，一帶因為達官貴人比較多。故而兼并程度較高。

而在做的各位都是一些什么人？

大儒，百官，勛貴，士大夫。

他們是大明的統治階級，也是土地兼并的主力軍，特別是勛貴們，行伍出身，在吃相上要比一些士大夫難看多了。

這個時候，誰說要均田，實現耕者有其田，就是將在場的人都得罪了。

更何況，當今這位皇帝可不是尋常皇帝。

如果他真將這個政策納入國策之中，將這些高調給當真了，卻不知道弄出什么樣的亂子來。

所以，誰也沒有反駁，默認了。

丘濬這才說道：“不可為有三者。”

“太祖見百姓疾苦，起義兵掃清天下，魚鱗黃冊，均賦稅，定糧稅，而今不過數十年。數十年之間，天下局面崩潰，興陛下，力主清

丈，方能挽回一二，縱然而今再均田畝，不出數十年，兼并之事，將回再生。此一也。”

“太祖是時，天下大亂，人心思定。有曠野無人，可以開墾土地。太祖大興屯墾，開墾閑地。方有今日之盛，而今除卻東北，西北，湖廣，云貴一帶之外，已經沒有什么閑地了。無田可放墾，此其二也。”

“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很多地方，即便是力主均田，其地也未必能養其人。福建就是其中之一，此其三也。”

這就是為什么古代除卻開國的時候，可能用行政暴力重新分配土地，而之后，根本不可能從田制上動刀。

即便是清丈土地，清理稅基這樣的事情，都可以說是大手筆了。

丘濬說道：“如此一來，人口滋生，百姓無田，只能成為流民，鄖陽之間，有流民數十萬，為朝廷所平，這才數年，又有數萬匯集。”

“鄖陽是何地？”

“漢江上游，群山環抱之處，此間山多地少，唯有山間瘠地，可供耕種，收不過數斗，果腹尚有不足。更不要說，山中豺狼虎豹出沒期間，這就是苛政猛于虎也。”

“朝廷如果再不思變，數十年后，就有張角黃巢之輩，起于草莽之間，所謂太平盛世，不過一場劫灰。”

這也是朱祁鎮所擔心的。

朱祁鎮一些作為，看似將大明推向了最強盛，但是并沒有更改大明經濟運行最根本的邏輯。

歷史上，土木堡前后，大明一片混亂不用說了。但是經過成化弘治兩帝之后，在正德年間，有劉六劉七起義，幾乎遍布了整個北方。到了嘉靖時期又有南有倭寇，北有韃虜。

這些看上去都是政治上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卻是大明經濟運行規律所致的。

土地兼并，貧富差距等一系列問題，由經濟層面波及到其他層面了。

朱祁鎮大有作為，或許他而今的作為，能讓大明的強盛維持在百年左右，但是如果不做根本性的調整，大概百年之后，國內大亂小亂，軍力疲憊，到時候，縱然西域南洋在手，也未必能保得住。

朱祁鎮說道：“這是朕日夜憂嘆之所在，還請丘卿為朕解惑。”

丘濬行禮說道：“臣不敢，只是承陛下之余思，敢言之于一二。”

“臣是瓊州人，在大明之南，與南洋最近，素知南洋之地，氣候濕潤，一年三熟，雖然蟲蛇之害，瘟障之地，但其地足以養人，夷州府之地，十幾年前，尚是野人出沒之地，

而今不過十數年間，一府三縣。足以養三十萬百姓。”

“南洋之地，大夷州島不知道多少，以南洋之地，可養民億萬之數。中原沒有閑地，北地引之去東北西域，南方引之于南洋之地。廣其地可以養人，以足以彌患。”

“然此事非一時所能成之，必廣產業以容百姓。立生計以活百姓。”

“太祖以養民為念，此誠天下之一等大事，百姓生死之所系，朝廷不敢有一刻或忘。歷代子孫，應該奉行不疑。”

“至于，周大人所有憂心之事，可謂杞人憂天。孟子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撫而養之，生而聚之，雖然父母無過如此，百姓豈能不思忠孝，謀報答，反而有異心，起亂事，莫非有人欲上欺天子，下壓百姓，致使天子之恩，不能施之百姓？”

朱祁鎮說道：“丘卿之言，誠金玉之良言，諸位卿家以為如何？”

朱祁鎮都這樣說了，其他大臣還能說什么？

這其中的傾向性，再明白不過了。

朱祁鎮其實也明白這一點，他已經迫不及待要表明立場了。畢竟丘濬這一論題通過，就解決了兩個難題。

一個就是糾結于土地上的難題，看之前，幾乎所有財政上的變革都是基于農業的。不要說宋朝工商稅收入超過了一半，單單看宋朝所為，幾乎一切盈利的都是被官府所掌控，宋朝的經濟活力其實遠不如明朝。

只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今后大明發展出來的，絕對不是重商主義，而是重工主義。并不是看中工業的效率，而是為了養活更多的人口。

換一句現代的話，就是為了就業率。

沒有生計的百姓，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管是明代還是后世，在這一點上都是通用的，更不要說，如此一來攻略南洋，就已經成為國策了。

“陛下英明，臣等不及也。”楊洪等人立即行禮說道。

對于勛貴們來說，很多事情有些人是聽懂了，有些人是沒有聽懂，跟聽天書一般。但是有一點卻是聽懂了，那就對南洋用兵。

這一點，立即得到了勛貴的集體支持。

無他，在西域之戰后，文官們都在營造太平盛世的風潮，就有了千秋萬壽宴，這種國家慶典。

寧可將幾十萬兩銀子砸進水了，也要渲染太平氣氛。其中有一點就是想從樞密院手中，將兵權給奪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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