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 泰州學派

大明小狀元 第一百一十章 泰州學派

聽了呂渭綸的回答，袁宗道嘆了口氣，“算了，雖然你的回答很模糊，但也能聽出，你應該不是那種復古派的人。”

對此，其他學子也點頭表示同意。

復古派？

對此，呂渭綸略有了解，他們說的應該是李東陽等人提出的復古主張，在嘉靖年間達到高潮。

有嘉靖七子之稱，這其中就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余日德、張佳。

他們七人受李東陽和何景明等人的影響，贊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強調復古。

更是說出了，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辭，屬辭成篇”，模擬古人就可以了。

并且武斷地認為散文自西漢以后、詩歌從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讀。

因此在嘉靖年間和隆慶年間將復古運動推到了頂端，學術界也一般稱這七人為復古派的后七子，前七子就是李東陽他們。

到現在，萬歷八年。后七子復古派的領袖——李攀龍，已經去世，目前大明的文壇盟主都是王世貞在主持，他的一言一語能吸引文壇眾多年輕人為之奔走，影響巨大。

“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褒賞，聲價驟起。”

這就是對王世貞文壇盟主影響力的最好記述。

根據剛剛他們幾人的反應來看，雖然王世貞的聲名顯赫，復古的主張也為眾多士大夫所喜，但他們應該反而是極其厭惡這個復古派的。

就算讓呂渭綸來看，他也覺得不應過分強調復古，古人的一些詩詞和文章的確寫的妙，可這并不意味后世人就可以沒有創新，直接模仿，過了幾百年之久，還在重復以前，那屬實是不利于文學的創新和長遠的發展。

呂渭綸言道，“我確實不喜復古派。那你們呢，又是師從何人？”

有兩人率先回答，說是姚江學派的。

這姚江學派其實就是王守仁開創的了，他曾筑室于故鄉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故稱該學派也稱為陽明學派。

他們提倡的就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學說。

又有兩人回答說，他們跟隨的是王學的“浙中派”。

這王學“浙中派”其實也跟姚江學派是同根而生，是王守仁的弟子王畿開創的，弟子稱他為龍溪先生。

這王門共有七派，這“浙中派”其實也就是著名的七派之一。

王畿雖然師從王守仁，但事實上他很多思想和主張還是和他老師有一定差別的。

剩下的學子們也都是王門學派的，只不過是旗下的不同分支。

但唯獨袁宗道和湯顯祖兩人表示，并未徹底歸屬于哪一學派，他們只是喜歡一些學派人物的主張。

但若是真要說哪一學派的話，兩人表示，那必然是王門七派中的泰州學派。

這泰州學派也是王門七派之一，嘉靖五年（1526年），王守仁的徒弟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于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開始泰州學派的創立之先河，學生多是下層社會人士，如農夫、樵夫、陶匠、灶丁等。

這王艮雖說是王守仁的徒弟，但事實上他并不是因為崇敬王守仁的學術才去拜而為師的，他其實就和明歡那個小和尚一樣，只是為了求生。

但在王守仁門下接受熏陶后，漸漸也對學術這方面有了自己的見解，據說他原名為王銀，王陽明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值得一提的是，王艮這個人在王守仁門下待久了，學會了些東西，就開始學著創新，他常常不會接受王守仁的思想，經常與他發生爭執，不拘泥傳注、也不因循師說，于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至此，才慢慢有了與王守仁不同的思想，他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

于是在嘉靖五年之時去書院教學時就大肆宣揚自己的觀點，即“百姓日用即道”。

求學者紛至沓來，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

他的一些思想其實就和現代一些思想有著共通之處，就比如大多數人們崇尚“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認為你出生下來沒有學習的天賦，那你這輩子就沒了。

而王艮則不相信，他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

這王門七派之中，要讓呂渭綸選一個，他也會偏向于泰州學派，只有這個學派在一些思想上更具有創新性，特別貼合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背景。

王艮曾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

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而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

闡述“滿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圣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維護百姓利益的“絕唱”。

對接受現代教育的呂渭綸來說，這種人人平等的思想觀念，更是讓他感覺到王艮思想的先進性和超前性，而泰州學派整體又是受到這個思想的影響，因而泰州學派中的弟子大多都是普通百姓。

這種思想雖然為百姓追捧，但相應的，就會遭到那些統治階級的不滿，畢竟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他們就不能更好的保持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故而泰州學派的思想也注定只能在民間流行。

而程朱理學和心學才有機會被統治階級所賞識。

在大明的文壇上，就有人尖銳的指出，王艮的“以身為本”“明哲保身”的思想是臨難茍免，貪生求安。

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在一些其他思想上，王艮寫了一本書，指出應該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

“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

更是提出了濟困扶貧，追求共同富裕的想法，親自起草《均分草蕩議》并帶頭踐議，將多余的草蕩無償劃分給貧民。

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關于家庭的倫理方面，他也指出，要孝順父母，但并不能愚孝，這與傳統的“孝”和“悌”是有根本區別的。

這些學子們也并不是思想統一，呂渭綸在一旁聽他們談論，發覺也是具有極大的爭論的，辯論不休，王門七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獨特之處。

但目前來看，只有泰州學派的思想最讓呂渭綸滿意。

而袁宗道和湯顯祖提出的一些想法也是十分具有先進性的，他覺得若是大明的文壇和思想有一天需要變革，這些人肯定都是中流砥柱，可以發揮不小的帶動作用。

聽湯顯祖談論之時，還聽到提起了泰州學派的何心隱，他也是泰州學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反對“無欲”，主張“寡欲”，與百姓同欲。他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態度強烈，卻也因此斥為異端。

何心隱為理學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稱之為“異端”。

也就是去年，他被湖廣巡撫殺害，可以說是明代思想史上轟動一時的冤案。

他的濟世厚生的精神，體現了以天下為胸懷的人道主義理想。但他卻不容于社會，被目為“異端”，最終慘遭統治者的殺害，這是歷史的悲劇！

緊接著，袁宗道又提起了李贄，他也是泰州學派的弟子，聲稱最喜歡的就是他的一些言論，但呂渭綸知道，目前李贄的思想觀點還沒有達到他最巔峰的時期，也許在未來他才會慢慢在大明的思想界嶄露頭角。

大明奉程朱理學為官學，然而李贄卻大膽的稱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并且猛烈的抨擊復古派的那些文化主張，他不僅抨擊程朱理學，他還明確表示儒家經典的《論語》《孟子》等書都不是圣人之言，是經過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

說實在的，當聽到他們說到泰州學派的李贄之時，呂渭綸徹底在心里埋下了一顆火種，李贄那種超現代的思想才是真正得到了王艮的親傳，他反對男尊女卑，提出要人人平等。

他反對重農抑商，提出經商一樣有出路，農業只是基礎。

提出程朱理學是假道學，那種思想嚴格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更說出了大明的社會腐敗，官員貪污受賄，剝削百姓。

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但以一個現代人的目光來看，李贄在一些方面上還是有局限性的，就比如關于哲學的認識方向，他由于是泰州學派的弟子，因此他的哲學理論全部都是建立在心學的基礎之上，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包括他的“童心說”都體現了他的心學理論。

不過李贄他蔑視傳統權威，敢于批判權威。他自幼“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

他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

他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反對歧視婦女。

這些種種思想放在萬歷時期來看，絕對是無限超前的，但也因此而被統治者所排斥。

他看到湯顯祖，袁宗道等人對學術展開激烈的談論，這讓他心生敬畏，如果說江湖有武俠，那他們這些文人學子就是大明文壇中的文俠，俠者，勇也！

因為他們都是在批判復古派，提出一些新的主張，不管這些主張是否適合目前的大明，但至少說明他們有這個創新性的思想方向和這個勇氣。

畢竟現在的大明文壇盟主王世貞可是復古派的代表人物，在社會上，贊同復古派的文人學子居多，一旦他們發現有不同意復古派的就會群起而攻之。

區區否定復古派就會被孤立和鄙視，更別說他們一些學子還提出異于程朱理學的思想，要是讓統治者知曉，嚴重點甚至就會和泰州學派的何心隱一樣犯了思想罪。

可能就是有這樣的前車之鑒，這些學子們在談論之時才會更加的小心謹慎。

作為一個聽客，呂渭綸聽的津津有味，同時也將這些人以及他們的思想主張都記下了，聽的投入進去，連時間的流逝都沒察覺到，很快，這天就黑了下來。

今日，他沒有提出關于自己的任何信仰以及看法，他覺得，他并不能與王守仁，王艮，李贄這類人相比，簡單來說，就是他不配。

他可不是一個思想家，如果強硬的搬來唯物主義辯證法，到最后解釋不清了，反而會適得其反。

到了傍晚時分，呂渭綸和眾學子告別，湯顯祖和袁宗道特意送了他。

在走之前，湯顯祖說他會在萬歷十一年繼續參加會試。

袁宗道也表示一樣。

呂渭綸笑了笑，他知道湯顯祖在三年后就會中了進士，因為那時張居正已經去世了，他只是跟湯顯祖開玩笑似的說，“若是湯兄以后有什么戲曲方面的創作，還希望能送我兩份摘抄本，我特喜歡這些。”

至于袁宗道，他會在萬歷十四年中進士，呂渭綸提醒道，“袁老弟，將來或許有一天你能入朝為官，但希望你能珍惜自己的身體，對自己好一些。”

因為袁宗道的死讓人很惋惜，竟是在工作崗位上累死的，死后竟僅余囊中數金，幾至不能歸葬。

說完這些，呂渭綸便不再多說，他望向遠處的小橋，那里有個模糊的人影，該是青龍已經在等他了，于是加快了步伐，漸漸消失于此。

湯顯祖和袁宗道兩人頗為奇怪，呂渭綸說的話，兩人聽進去了，但是他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人為什么會說這些。

對此，湯顯祖擺了擺手，有些無奈，“他為什么會說我創作戲曲，我連進士都沒考上，哪里有時間去寫那些？那東西，有什么可創作的？”

袁宗道搖了搖頭，表示不知，看著那個模糊的背影，默默笑道，“這狀元郎，真是個奇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