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論錢荒

北宋之無雙國士 第二十七章 論錢荒

勾當司重新回歸三司，各司案送過來的賬冊雖然不是很重要，但對于歐陽辯理解整個三司的運作非常有幫助。

這段時間他的精力放在了這上面，不斷地總結歸納，尋究三司的運行規則，對此倒算是有了一些心得。

雖然一開始的起步有些艱難，但趙禎對他的安排的確是有效的。

在勾當司工作，的確給他提供了一個從高處俯瞰整個大宋朝的角度。

觀察一個國家，可以從風土人情的角度觀察，也可以從制度去觀察，但最好的角度是從經濟角度去觀察，因為這是國家的命脈之一。

觀察大宋朝的經濟，最好的地方在三司，而在三司里最好的地方在勾當司。

歐陽辯如饑似渴地解構宋朝的經濟。

事實證明，紙上得來終覺淺。

以前歐陽辯自以為了解宋朝的經濟，但當他真正沉入到數據里面的時候，才發現，一個大國的經濟并沒有那么簡單。

尤其是此時作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的宋朝更是如此。

歐陽辯敏銳的發現，雖然三司有著統一的財政權力，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財政思維。

比起后世中國的五年發展計劃這樣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經濟發展規劃，宋朝的經濟政策是滯后的，是問題出現了再來解決甚至不解決。

官方的經濟機構，純粹是收稅和管制機構，少有扶持商業的舉措。

這很符合宋朝的邏輯。

宋朝在歷朝歷代中算是對商業相當友好的朝代，但也只是相對而言。

中國的歷朝歷代少有對商業有正面評價的，不扯后腿已經算是不錯了，很少有主動鼓勵支持的。

這一番深度學習讓他改變了很多理所當然的思維，后世的經濟學者對宋朝經濟的研究不能說完全沒有搞對方向，但在細節上終究還是不夠深入的。

這一番學習讓歐陽辯忽略了季節的變換。

歐陽辯久居三司，但對天下的變化卻了如指掌。

今年因為農業銀行發力，對一些貧困自耕農進行放貸，讓他們的種子、肥料、耕作工具、耕牛都有保證的情況下，加上并沒有干旱水災，全國都取得了豐收。

在包拯的主持下，和農業銀行貸款收購糧食，避免了谷賤傷農，宋朝的國庫也稍微豐盈了一些。

商業上面的發展，因為農業銀行吸納的大量銅錢通過小額商業貸款的方式釋放出去，讓飽受錢荒困擾的市場一時間變得活躍起來。

這就相當于后世的央行放水刺激經濟，而且因為干涸太久，市場一下子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從前兩個季度的財報來看，經濟增長達到了15！

當然這個經濟增長是歐陽辯通過后世的計算方法，讓勾當司的胥吏們計算出來的。

雖然因為數據比較粗糙，得出來的結果并沒有那么精準，但總體的經濟形勢在變好是肯定的。

這讓歐陽辯看到了宋朝商業上面的潛力。

就出現了一個履行央行職責的農業銀行，就讓市場的表現變得如此出色，說明宋朝的市場大有可為。

農業豐收、商稅暴漲，這都是包拯的政績，包青天的外號近些時候被包財神所取代。

而歐陽辯的功勞只有少數人才知道。

文彥博、富弼、韓琦、包拯這些人當然明白這些其實是歐陽辯的功勞，所以他們也會和趙禎說清楚，只是這個事情沒法在明面上酬功，但趙禎總能找補回來。

入秋的時候，流內銓發出公函，讓歐陽辯兼任鐵案主事。

這個事情相當罕見，因為勾當司是三司內部的監察機構，鐵案是被監察的對象，現在卻讓勾當司的主事去兼任鐵案的主事，這不是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么？

不過這個事情并沒有引起非議，因為三司里的監察機構除了勾當司，還有其余的十四個司，他們同樣可以承擔起對鐵案的監督工作。

中國講究名正言順，所以對于禮儀方面非常注重，尤其是代表這朝廷臉面的朝會更是如此。

舉行朝會的地點是相當重要的，不同的地點，意味著朝會的重要性。

比如，需要舉行大典禮的時候，就得在大慶殿舉行才足夠莊重。

而文德殿的常朝是個徒具形式的儀式，主要模式是宰相一人押班，帶著不厘務（也就是沒有差遣）的官員向空無一人的御座行禮，以致于到真宗朝就出現了悲慘的狀況，“兩班不及三四十人”，接近荒廢。

垂拱殿舉行的早朝，則是極為重要早朝，參加人員包括“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垂拱殿門外還有為了方便官員站班所設立的石位。

崇政殿、延和殿的朝儀，相對來說比較靈活。

一來時間隨意，二來可以處理較為私密的工作，比如批閱奏章等，三是天子可以召見想召見的人，四是氣氛比較輕松。

不像前面幾個大殿的儀式是很肅然的，宰相都得站立奏事，這兩個殿里可以被賜座、賜茶湯等等。

現在的趙禎就在崇政殿，接見了幾個人之后，趙禎決定休息一下。

鄭大用湊了過來：“官家，要吃點什么嗎？”

趙禎砸吧了一下嘴巴，有點苦澀，想要吃點甜的，但想起上次太醫敢怒而不敢言的模樣，只能搖搖頭：“算了算了，有什么有意思點的事情嗎，說點來聽聽。”

鄭大用嘿嘿一笑：“倒是有不少，不過，這里有一份上書，陛下倒是可以看看。”

趙禎膩味地搖搖頭：“我就想休息一下，不看不看。”

鄭大用笑道：“是狀元郎寫的。”

趙禎哦了一聲：“季默寫的啊，拿來看看吧。”

鄭大用雙手捧了過來一疊頗厚的紙張，趙禎眉頭一皺拿起來，封面用漂亮的瘦歐體寫著——《論錢荒》。

趙禎一下子嚴肅了起來。

錢荒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從中唐開始，錢荒就一直發生，是長期困擾著當朝統治者的一個難題。

在不計其數的錢荒中，他當政以來，錢荒的問題就一直存在。

慶歷年間，當時不僅三司缺錢，就連普通的老百姓也無積蓄的錢財，整個社會貨幣總量顯得嚴重不足。

其中最為嚴重的區域集中于東南諸路，這也是為什么東南諸路的假幣橫行的原因。

有需求就有買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