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8.嫌疑

最終診斷 758.嫌疑

這是新冠病毒疫情暴發以來，全世界頂尖期刊首次以“特刊”的形式，集結中外學者，科學、系統、全面地介紹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

2021年12月02日，是史上難得的“完全對稱日”，也被眾多網友稱為“愛的對稱日”。在這樣一個充滿祝福的日子，享譽世界的頂級綜合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志》(TheBMJ)悄然上線了一份給全球抗疫工作者的“禮物”：中外公共衛生領域專家以10篇分析性文章加1篇編輯評論的強大整容，聯合發布了名為《China’19》（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策略與經驗）的特刊，向全世界輸出中國抗疫經驗

據悉，這是新冠病毒疫情暴發以來，全世界頂尖期刊首次以“特刊”的形式，集結中外學者，科學、系統、全面地介紹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

“一直以來，中國的疫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廣泛關注。中國的人口占全世界的19，但是截至目前，中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僅占全球的0.05。”TheBMJ執行主編KamranAbbasi博士說道。“我們希望，這次的特刊能夠反映中國抗疫的‘一手’經驗，能夠給其他國家提供了重要指引。”

那么這次的特刊到底傳遞了哪些信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我們能總結出哪些抗疫經驗。為此，“醫學界”獨家連線特刊的2位牽頭專家——北京大學公眾健康與重大疫情防控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立明教授，以及TheBMJ高級臨床研究編輯兼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流行病學講席教授唐金陵，為我們講述此次特刊背后的故事

“新冠疫情暴發之后，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對我國所采取的抗疫措施始終有不同的聲音和認知。因此，我們一直希望能從專業的角度組織專家進行研討：究竟什么樣的措施能夠在符合中國的國情下，有效地預防和控制這一次疫情。”李立明教授說道。

去年12月，TheBMJ高級臨床研究編輯唐金陵教授與李立明教授溝通，建議聯合中國學者，做一個TheBMJ中國抗疫特刊，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抗疫經驗。二人的想法不謀而合，并很快得到了國內公共衛生領域專家的廣泛支持。為了準備這次的特刊，由李立明教授牽頭，召集國內的疾控、公共衛生學院專家和衛生行政官員，在蘇州召開了一個閉門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地來談我們在抗疫中的實踐經驗和現實問題。

“基于研討會的討論結果，我們形成了大概25個在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值得研究的防控策略。之后我們組織相關國內專家與TheBMJ編輯部專家，包括唐金陵教授一起進行多輪的討論，選出了11個比較成熟、有一定證據支持的議題，并針對這11個議題邀請了相應專家執筆撰寫報告。最終經過嚴格的雜志評審，選取了10篇文章進入此次的特刊。可以說，整個發表過程完全按照國際雜志發表的科學客觀的程序來進行。”李立明教授介紹。

最終“濃縮”出的這10篇精華文章，對備受全球關注的中國抗疫焦點問題做出了系統而全面的回答：

首先，在疫情暴發早期，我國如何通過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和強大的社會動員快速持續地扼制病毒傳播；

其次，高新科技如病毒分離、序列分享為檢驗試劑和疫苗研發提供了可能，大大輔助和提升了發現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群等傳統公共衛生措施的效率；

第三，特刊對我國目前的疫苗策略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進行了詳細討論。

此外，特刊還對此次疫情中的一些防控“關鍵詞”如無癥狀感染者、14天隔離、冷鏈傳播、流行病學模型等進行了科學的論證和闡述，并討論了危重癥患者管理的“武漢”經驗。

回顧人類傳染病學史，與此次新冠疫情最類似、最近的一次超大型疫情莫過于1918年前后的“西班牙流感”事件。這一百年前的全球災難曾經造成全世界約5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4千萬人死亡（當時世界人口約17億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2.55。

與西班牙流感類似的是，這次的新冠病毒致病性極高，傳染性極高。然而，今天的新冠疫情防控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如今全球的人口流動性已經大大增強，疾病的傳播速度遠快于百年前。從這一點上說，當時的西班牙流感可能遠不如今天的新冠疫情嚴峻，這次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幾百年一遇的傳染病事件。

我國作為第一個報告疫情的國家，在如此重要而緊急的情況下，采取了快速而果斷的措施，在疫情暴發不到半年且毫無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實現了本土病例“清零”。

“從我的專業角度和醫學傳染病史的角度來看，這真的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壯舉’，一個改寫人類應對傳染病歷史的重要事件，一個載入史冊的里程碑事件。”唐金陵教授強調。

現如今，回顧中國在這場疫情控制中最重要的經驗，也是特刊中被提到最多的一點，是我國在強大的政府領導下，堅定執行了像隔離、洗手、消毒、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取消公共活動等這些常識性的、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也就是非藥物干預措施。

這些傳統的衛生措施到底有多重要？以戴口罩為例，全民“戴口罩“能有效減少疾病傳播。一項meta分析顯示，僅戴口罩這個行為就能減少85的感染風險[2]。而一項來自190個國家的全球研究表明，多種公衛措施的聯合應用相較僅應用單一的公衛措施，能夠增加1160的疾病控制率[3]。

早前有一篇《柳葉刀》（Thencet）的文章曾經預測，如果我國不及時阻斷病毒傳播，不及時封城管理，2020年4月疫情患病人數很可能將達到1天3萬例的頂峰，遠高于實際發生于2月2日的1天1967例。可以說，武漢封城后的公共衛生措施成功地減少了近93的高峰期日發病人數，提前兩個月遏制了疫情的大流行，為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貢獻[4]。

唐金陵教授感慨：“未來，當人類再面臨這樣的烈性高傳染病的時候，一定要相信，即使沒有疫苗，即使沒有特效藥，只要我們用公共衛生措施，再加上一些現代技術，我們能夠很快地局部消滅這個疾病。我覺得這是對人類最大的啟示。”

那么，如何做好傳統的衛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做好健康教育和社會動員。“我們常說，健康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們要讓老百姓能夠認識到這些傳統的措施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李立明教授說道。

但是，未必所有國家都能嚴格遵守和執行這些公衛常識，做好健康教育：

“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疾控體系以及科研的能力明顯高于我們國家，但是這次他們的疫情防控并不成功，現在已經出現了8000多萬的確診病例，70多萬的死亡病例。為什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堅持貫徹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例如戴口罩，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還有一些國家比如英國，堅持群體免疫，一味強調疫苗接種。但是疫苗接種只能保護易感人群，既不能早期識別發現傳染源，也無法切斷傳播途徑。”

如今，隨著新冠病毒疫苗的出現，全球疫情防控已經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但是遺憾的是，這次的新冠疫苗絕非防控疫情的“救命稻草”。

對此，李立明教授有著理智的判斷：從科學的角度說，我們能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已經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新冠病原是一個RNA病毒，是單鏈的、非常不穩定的病原體。不少RNA病毒，像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都還沒有疫苗。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不是絕對的100，但是它能積極地保護易感人群，降低發病的危險度，減少死亡幾率。而且疫苗接種了以后，不僅會發生體液免疫，還會有細胞免疫，甚至可以出現免疫的記憶來抵抗一些新的病原。”

顯然，單憑疫苗無法100控制住疫情，新變異毒株還在不斷出現。如果把疫苗比作一堵未全面阻擋病毒的“圍墻”，那么剩下的“墻”靠什么來壘？只能靠公共衛生措施。

“可以肯定的說，在疫情沒有完全消滅之前，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不可能放開，也不應該放開。”唐金陵教授說道，“我們看到，不少國家已經開始對疫情防控放松警惕，漸漸減少了傳統公衛措施的應用和強調。例如，以色列的全面疫苗接種率接近80，但高接種率未能阻止疫情襲擊，突破感染引發的重癥和死亡率仍然不斷上升，很大程度與放松了傳統公共衛生措施密切相關。”

2020年初疫情暴發后，病毒學家、臨床學家、流行病學家都快速進入疫情現場，做調查、摸情況、找原因，然后跟決策者匯報。然而，他們各自看到的是同一問題的不同側面。在唐金陵教授看來，這次疫情對公共衛生學界的最大啟示，是疾病的防控離不開醫學的群體觀，這也是公共衛生學科獨有的特色。

現如今，學科越分越細，大家都在往微觀層面看，從器官到細胞到分子。而群體觀就是系統觀、整體觀、全局觀。這次的疫情，正是群體觀的一次重要實踐，也充分反映了公共衛生群體觀的重要特征：我國通過“封城”、全國動員、追蹤密切接觸者等這種社會層面的群體措施，在人群中開展對傳染源、傳播途徑、潛伏期、發病率、病死率的研究，了解疫情在群體中的發展階段和趨勢。

可以說，沒有整體的觀念，沒有群體的視角，沒有群體的方略，我們將無法處理好群體層面的傳染病防控問題。

那么，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時代，公共衛生學科將走向何方？誠然，國家對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的投入已然日益增強，但整個學科在研究方向、基礎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探尋的問題。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后，大家對公共衛生的定位已經更加明確。

因此，公共衛生問題絕不能看成是一個小事，它是一個大學科、大衛生、大健康的概念，對整個社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由于一個小小的病毒就出現了經濟的停擺。而通過我們國家這次疫情防控的實踐，證明了公共衛生問題應該由政府主導。只有黨和政府的重視和科學領導，才能夠取得這樣有效的疾病控制結果。”李立明教授說道。

據美媒報道，美國目前已有至少12個州出現超20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這些患者的年齡、疫苗接種狀況和旅行史各不相同。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指出，奧密克戎毒株無疑在美國已存在社區傳播。

12月4日0—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59例。其中本土病例42例（內蒙古30例，均在呼倫貝爾市；黑龍江10例，均在哈爾濱市；云南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無新增死亡病例。無新增疑似病例。

據《滿洲里日報》消息，因扎賚諾爾區公安局副局長趙輝、滿洲里市總工會副主席宿衛東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大局意識不強、履行職責不力、工作推諉拖沓等問題，經滿洲里市委研究決定，給予二人免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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