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最終診斷 605.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本該是昨天晚上發的，睡著了，痛失全勤TT

“跳了！跳了！”6組各24只小白鼠全都抽搐、驚躍起來，包括杜雨蒼、龔岳亭、施溥濤等幾位中國當時頂尖的生物化學家在內，現場一片歡騰。

這是1965年9月17日清晨，驚厥實驗表明，中國科學家制成的人工胰島素生物活性達到天然胰島素活性的80。這表明，在長達數十年的國際競爭中，中國科學家第一個取得了人工胰島素結晶。

這被視為在屠呦呦以發現青蒿素獲獎前，中國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次。但這個成果最終落選，錯失的原因也仿佛烙著時代印記：

1959年底，當我們率先完成胰島素的拆、合，為了避免“帝國主義”同行利用該發現而率先完成人工合成胰島素，科學院等機構的領導選擇“保密”，沒有讓文章發表。一年多后，美國科學家安芬森得出了類似結論，并借此獲得1972年的諾貝爾獎。

中間成果一路“保密”，當中國人終于在1965年底第一個取得了人工胰島素結晶，并在1978年以此正式“申諾”時，這個成果卻因經濟實用性不足、啟發性較低等原因落選。

“鑒往是為了知今。”在北京大學糖尿病論壇上談起這段往事，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衛民自豪和惋惜之情同生。在大量查閱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有關檔案，與鄒承魯、張友尚、杜雨蒼、施溥濤等當事人深談后，熊衛民較為詳細地還原了這段歷史。

總理駐足、三度“保密”，

中間成果錯失諾獎

合成胰島素這個決定的“前身”，是“合成一個蛋白質”。而這個決定，是1958年“”運動中，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放出的“科學衛星”之一，理由是偉大革命導師恩格斯曾經說過：“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

最初目標完成時間被設定為20年，但群眾討論會上，所里熱情的年輕人又把完成時間一下縮減為5年。課題還未完全確定之時，就被放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展覽會上展出，負責畫展板的徐羅馬先生將合成蛋白質理解為合成生命，就將該課題畫成一個站在三角瓶里的小娃娃。

展會上，總理被這幅漫畫吸引，“這項工作啥時能完成？”總理問，“5年是不是太長了？”

很快，合成蛋白質的課題被列入全國1959年科研計劃（草案），由生化所的一種“科學暢想”轉為“國家意志”。究竟合成什么蛋白質呢？當時已確定了一級結構的蛋白質只有胰島素一種，沒有別的選擇。于是，生化所最終在1958年底確定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課題，指標也一再提前，由最初的五年改為四年、三年、二年，最后大家鼓足干勁，決定把這項工作作為1959年國慶十周年的獻禮。

當時，在美國的維格納奧德和英國的桑格分別于1955年和1958年以胰島素相關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后，人工合成胰島素就成了一項世界性的熱門課題。據國外媒體報道，19551965年間，在世界范圍內共有10個研究小組在進行胰島素的人工合成。

基于保密考慮，避免“帝國主義”同行利用相關發現而首先完成胰島素的合成，這項工作在1959年6月獲得了國家級機密研究計劃所特有的標志，代號為“601”，意為“1960年第一項重點研究項目”。

工作采用“五路進軍”、“智取胰島”的方案，分成有機合成、天然拆合、肽庫、酶激活、轉肽幾個步驟。沒有原材料，就建廠制造：東風生化試劑廠1958年底建立，為合成胰島素課題提供至少十幾種氨基酸；人手不夠，就找人幫忙：北京大學黨委安排了化學系有機化學教研室、生物系生物化學教研室和生化所合作。

項目一開始就困難重重，工作人員曾經用七種方法都沒能完全拆開胰島素的三個二硫鍵。最后，鄒承魯、杜雨蒼等人根據新文獻，終于將胰島素完全拆開成了A鏈及B鏈，并且所得到的S磺酸型A鏈及B鏈非常穩定，經得起反復純化。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成果，但因為有保密要求，研究人員沒有立即將其發表。

二硫鍵拆開之后，A、B兩鏈能否重新組合成為胰島素？在已經過去的大約三十年中，不同國家的科學家都曾進行過重新組合實驗，每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結果，“不可能”這個結論已被寫在了文獻上。但在形勢的激勵下，人們并不死心。經過多次失敗，克服了許多技術障礙以后，他們終于在1959年國慶獻禮前使天然胰島素拆開后再重合的活力穩定恢復到原活力的510。

這又是一個重大成果，不僅指導和解決了胰島素合成的路線問題，還在一定意義上提前試驗了胰島素合成的最后一步工作。生化所于1959年11月向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要求盡快發表重合成成果，同樣因為保密要求未被同意。一年后，加拿大科學家迪克松和沃德洛在Nature雜志上搶先發表了類似的結果，只恢復了12的活力，成績遠沒有鄒承魯等人的好。

1959年底，當我們率先完成胰島素的拆、合，發現A、B兩鏈能夠按天然結構自動折疊成胰島素，科學院等機構的領導第三度選擇“保密”，沒有讓文章發布，而這也是當時50人規模的中國科學家團隊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次——一年多后，美國科學家安芬森得出了類似結論，后借此獲得諾獎。

800人大兵團“夾擊胰島素”，幾乎無所獲。

于是，胰島素合成工作的領導班子被徹底改組，由一些缺乏科研經驗的青年教師、學生領導，北大化學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師生”共約300人參加了這場科研大戰。胰島素A鏈合成的主要工作者之一陸德培后來接受訪談時回憶：“一大批連氨基酸符號還不認識的青年教員和三、四、五年級學生成了胰島素研究的尖兵……在他們看來，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把兩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個新的多肽——也沒問是否發生了反應，具體產物是什么東西。”

當時，生化所、北大化學系和復旦大學生物系形成了競爭關系，他們都不對中間產物做分離和鑒定，只是拼命往更大的肽段趕。1960年4月1926日，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上，3個單位主演的“胰島素合成戲劇”達到了高潮：他們先后向學部大會獻禮，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島素B鏈、A鏈以及B、A兩條鏈！

當時，聶榮臻、郭沫若等領導興奮異常，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在饑荒時期為全體相關人員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宴，只留下杜雨蒼和張友尚在實驗室里進行最后的A鏈和B鏈的全合成工作。4天之后，生化所仍沒能證明合成了人工胰島素，這時，復旦大學又爆出喜訊：他們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島素！

這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們給北大發指示，說：咱們搞“北京牌”的胰島素！北京大學只好于1960年5月1日“開辟了第二個戰場”。

高等教育部的競爭又刺激了科學院。1960年5月4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高官王仲良決定親自掛帥，指揮五個研究所300多人進行“大兵團作戰”。在當晚舉行的“第一次司令部會議”上，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完成時間由20天縮短到半個月、一個星期。許多人在實驗室里不眠不休，以至于領導下命令：“必須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和軍事斗爭、工農業生產不同，胰島素合成畢竟是基礎科學研究，“一個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個人一天的工作”的假想并不成立。70天后，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的工作宣告失敗。

1960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上海市科委召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及科學院3個單位的有關研究人員討論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復旦大學生物系的代表終于說出了他們的鑒定依據。

鄒承魯、杜雨蒼、張友尚三人通宵實驗，發現復旦的測試法非常不規范，其省去了必需的、數以千項計的對中間產物的分離純化和鑒定，且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所提出的要求——復旦大學生物系，從來都沒有完成過A鏈、B鏈和整個胰島素的合成。

在花費數月、交了上百萬元的昂貴學費后，1960年下半年，3個單位共約800人的“大兵團作戰”陸續鳴金收兵，偃旗息鼓。除了科學院有機所還留了一點用于繼續提純和分析，后來還陸續整理出了幾篇論文外，其他單位的研究成果都被當成垃圾倒掉了。

“大兵團夾擊胰島素”慘敗后，國家也進入了調整時期。

“大兵團作戰”中的惡性競爭使北京、上海的胰島素工作組心存芥蒂。1963年，在國家科委的撮合下，幾個單位決定開始協作，北大化學系派了研究人員到上海去。他們吸取以前的教訓，約法三章：聯合起來，一心一意搞出“中國的”胰島素。

1965年9月17日清晨，杜雨蒼從實驗室走了出來，從他舉著的細管中，人們逆光細看，看到了結晶的閃光。在驚厥實驗后，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1966年，該結果用中、英文分別在《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上發表。在一些國際會議和學術拜訪活動中，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果得到了法國巴黎科學院院士特里亞，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諾貝爾獎金得主蒂斯利尤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肯德魯等人的認可，其中不乏認為該成果可以得諾貝爾獎的意見。

1973年，楊振寧致函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郭沫若，稱自己準備提名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果得1974年諾貝爾化學獎，請郭提供具體的人選。

中國駐美聯絡處出面回復楊振寧：

“雖然如果我國科研人員獲得了諾貝爾獎，對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會起某些積極作用，但考慮到該獎金系由資本主義國家頒發，且我國胰島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員在黨的領導下集體努力的結果，難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選，故我們傾向于婉言謝絕楊振寧的好意。

當文革終于過去，1978年，楊振寧再次向中國領導人——這一次是對說的——表示，自己愿意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名諾貝爾獎。稍后，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也寫信給生化所所長王應睞，請他推薦諾貝爾化學獎金候選人名單。

這一次，中國人終于憑借人工合成胰島素正式“申諾”了。但最后卻意外落選，震驚國人。

當時，“歧視說”“時機已過說”等一度甚囂塵上。可在熊衛民看來，中國的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雖然獲得了國內外多個重要獎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也得到了非常有份量的中間成果，但最后成果，在學術創新、工具方法的進展、經濟效益等方面都未必達到了獲諾貝爾獎的程度。

也許，那一次拆合胰島素的中間成果，確實已是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中，最接近諾獎的一次。

據熊衛民研究，得到和中國類似成果，“戰成平手”的卡佐亞尼斯和查恩，不過是美國、德國的兩位非一流教授，他們到晚年都不曾獲得過國家科學院院士之類的學術地位，且是個人自由進行研究；而我國參與了這項工作的鄒承魯、王應睞、汪猷等人不但是院士，且享有國際聲譽，國家層面還花費上百萬資金支持，最終卻換來一個令人嘆惋的結果。

為什么把很多優秀學者加到一起，在不計成本的情況，仍然只是基本與國外的一兩位并不是特別突出的個人戰成平手？熊衛民想，恐怕關鍵還是在于體制：計劃體制固然存在集中資源攻堅的優勢，但在實踐中，這種優勢往往會被官僚主義所帶來的劣勢所超過。

科研工作，到底應“官營研究”還是“自由探索”？科學上的事情究竟該由行政人員做主，還是該由科學家做主？歷史無法假設，但在熊衛民看來，這些命題仍是這段歷史給后人留下的最大價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