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有意思

最終診斷 588.有意思

袁吳二老千古，既然醫療圈內人還是醫療文，就只轉個吳孟超院士的訃聞，以示對二老的悼念（人在手術室，自動發布）

今日，當大家都在沉痛緬懷袁隆平院士時，又有一條噩耗傳來：我國肝膽外科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孟超于5月22日13時0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99歲。

吳孟超從醫78年，先后完成1萬6千多臺手術，救治近2萬名患者。他于2005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我國肝膽外科開拓者和創始人。

師從裘法祖，精通“裘氏刀法”

1922年，吳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閩清縣。5歲時隨家人到馬來西亞，8歲起跟著父親半夜去橡膠園操刀割膠，并在華僑辦的光華學校求學。

1940年，國內抗戰緊張時期，18歲的吳孟超回國參加抗日活動，后因戰亂無法赴延安，只能留昆明求學，決心以“讀書救國”。同年入昆明郊區的同濟大學附屬中學求學。

1943年，吳孟超與日后的妻子吳佩煜雙雙被同濟醫學院錄取。

彼時，我國外科泰斗裘法祖剛剛名揚上海灘，他成為21歲吳孟超的心中偶像。

裘法祖歸國后受聘于母校上海同濟醫學院擔任外科教授。那時我國的外科僅限于做闌尾炎等一些小手術，而在德國就擔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從頭到腳都能開刀，他還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奠定了今天醫學里的專科概念。

吳孟超怎么也沒想到，后來竟因為自己1米62的身高而失去了留在裘法祖身邊的機會。

畢業時，吳孟超想留校做外科，教務主任因他個子太矮為由拒絕了他。這時，恰好第二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招聘，吳孟超被錄取了。

1952年，裘法祖隨同濟醫學院整體搬至武漢，1954年，第二軍醫大學聘請裘法祖做兼職教授。吳孟超終于有機會跟在老師身邊，他時刻留意老師的每一個動作，他的勤快很快引起裘法祖的注意。

1954年至1958年，吳孟超從查房、檢查病人到科研、開刀，一直與裘法祖在一起。

4年的貼身學習，讓吳孟超直接接觸了裘氏刀法（以精準見長，手術時不多開一刀，不少縫一針，盡量減少病人的創傷），“后來就學他的方法，基本上到現在，我的手術開刀方法風格都是他教的。”在吳孟超的眼中，裘法祖對學生要求嚴格，但他對待病人卻非常耐心負責，他曾親眼看到老師趴在病床邊觀察患者的小便劑量。

1958年，吳孟超翻譯并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肝臟外科方面的專著——《肝臟外科入門》，同年組成了以吳孟超為首的旨在攻克肝臟外科為目標的“三人研究小組”。

歷經無數次失敗，吳孟超和團隊制成了猶如珊瑚般美麗的肝臟管道的鑄型標本，在對肝臟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規律了如指掌的基礎上，提出了肝臟解剖學上的“五葉四段”的創新理論。

曾因總手術成功率91.2震驚國際醫學界

1960年，吳孟超主刀為一位中年女患者成功切除了肝癌，成了第二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上海長海醫院）的第一例成功肝臟手術。同年發明了“常溫下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

次年，吳孟超發現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臟手術后生化代謝規律”，并據此提出了糾正肝癌術后常見的致命性生化代謝紊亂的新思路與新策略。緊接著突破了“中肝葉”手術的禁區，令世人震驚。

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鑒于吳孟超的一系列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創新與成就，還為他拍攝了《向肝臟外科進軍》的彩色紀錄片。

文革期間，吳孟超因是歸國華僑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隨第二軍醫大學由上海遷往西安，自學中醫，當上了“一根銀針一把草”的赤腳醫生。

借軍隊醫學院整頓的好時機，吳孟超向醫院黨委申請成立獨立的肝膽外科獲批，實現了他肝膽事業上的第一次飛躍。

1975年，吳孟超神奇地一刀切除了迄今為止國內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綿狀血管瘤，瘤體重18千克。同年7月，第二軍醫大學奉命遷回了上海，隨后，吳孟超率先在上海進行了18萬人次的肝癌普查，開展肝癌早期診治的課題研究。

1979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第28屆國際外科學術會議上，吳孟超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團員出席，以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期間切除治療原發性肝癌181例，總手術成功率91.2的經歷，震驚了國際醫學界。會上，吳孟超被增選為國際外科學會會員，作為國際醫學界對中國的肝臟外科學的肯定。

在學界樹立威信后，吳孟超帶頭招收研究生，數十年來培養了不少學有專長的高端人才。這期間他還相繼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療的一系列策略：對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對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對肝癌復發再手術……

作為一名戰略型醫學科學家，吳孟超提出“要把基礎研究放在比臨床治療更重要的地位”的觀點，并在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內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內鏡臨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腫瘤免疫和生物治療中心、滬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療中心等四個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基礎研究基地。

92歲時，吳孟超依然每周要親自主刀多臺高難度的肝膽手術，坐堂周二上午的專家門診，主持著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和研究所所長的日常事務，并親自帶教多名研究生，還不時要跑到嘉定在建的東方肝膽新院和中國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視察。

2019年，97歲的吳孟超退休，因長時間握手術刀，他的右手食指、無名指的關節都已變形。

吳孟超曾說：“一個好醫生，應該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當這樣的好醫生”。他用實踐證明了自己。

5月22日，吳孟超因病醫治無效，于當日13時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歲。

2016年，剛在廣州讀完大學的惠利突然遭遇家庭變故。患病十多年的父親，進入尿毒癥晚期。彼時，市區仍有將患者送往通化市醫院透析的專線大巴。為了父親治病方便，家人購買了客運站樓上的房子。

2017年末，晴天霹靂再次傳來，父親又感染了肺結核。得到確診消息后，一直為父親做透析治療的醫院立即表示“不收治、會傳染”。然而，當地肺結核專科醫院又因設施不足，無法進行透析。

家人曾嘗試將父親轉院至省級結核病醫院，但患者要到醫院做全面檢查，評估身體情況，等到透析室有位置時才能轉院。這對每周需要透析三次的父親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

全家人瀕臨崩潰。姐姐、姐夫不停地托人、找關系，但醫院態度依然非常堅決，不能收治。

惠利覺得，肺結核不算是極其兇險的疾病，如果做好防護措施，感染風險應該是可控的，為什么醫院無法收治呢？

尿毒癥患者經過長期血液透析，細胞免疫功能低下，其感染結核的發病率為正常人的625倍，排在艾滋病、風濕免疫疾病、器官移植之后，是結核病的高發人群。

對于這類患者，國家提出的措施是：血液傳染病分區分機透析，呼吸道傳染病轉傳染病醫院或者居家腹膜透析。

然而，現實是，我國絕大部分的血液透析中心都沒有專門的隔離透析室，而肺結核醫院也基本無法提供血液透析治療。居家腹膜透析治療近年來雖有發展，但普及依然受限。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胸科醫院（下簡稱北京胸科醫院）結核科主任醫師段鴻飛告訴“醫學界”，包括北京在內的很多城市，透析資源都是很寶貴的。尿毒癥合并肺結核的患者幾乎無法找到接收他們的地方。

“我認識的這類患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段鴻飛說。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腎臟病中心主治醫師魏純淳告訴“醫學界”，該院的尿毒癥患者如果發現感染結核，就會被轉至本院結核病房或其他專科醫院。在本院治療、并處于結核活動期的患者，需要單獨在結核病房隔離治療，進行更為昂貴的床邊超濾（CRRT），這種治療方法雖然比單純血透效果更好，但是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

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蘇州地區20112017年間住院的9528例肺結核患者中，合并癥高達72.7，發生率排名前三的依次為肺外結核（36.24）、糖尿病（11.28）和藥物不良反應（11.27）。

一份來自北京市胸科醫院的研究也發現，20122016年，在該院初次住院的9653例肺結核患者中，排名靠前的合并癥分別包括：營養不良（19.49）、2型糖尿病（19.18）、貧血（16.7）、白細胞減少癥（3.53）、病毒性肝炎（3.46）以及肺癌（1.65）等。

如果遇到合并腸穿孔、闌尾炎、腦出血等需要外科緊急干預的肺結核患者，情況就變得棘手起來。

碰上這種病例，如果外院的醫生不能在第一時間趕到，就可能錯過搶救時機。需要轉院做手術的患者則四處碰壁，大多數綜合醫院不愿收治。段鴻飛和同事常常需要動用私人關系，或利用醫院之間的合作關系，才能為這類患者找到接收醫院。

一位高年資的結核病醫生曾回憶，大約20多年前自己做住院醫師時，合并腸穿孔的結核患者還有機會存活。“腸結核患者往往腹腔感染得一塌糊涂，手術難度很大。那時外科醫生還愿意收治他們，覺得不做手術就是死路一條。”

但近些年，醫生們越來越趨于保守。囿于傳染病防治法中“非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不能收治肺結核患者”的制度規定，加之日趨緊張的醫患矛盾，不再有醫生敢做風險大的手術。而這樣的患者，如果綜合醫院拒絕收治，專科醫院就只能采取保守治療，但效果往往不是很好。

段鴻飛還會遇到患者內外科疾病同時發作的情況。

今年五一假期之前，一位29歲的女性患者疑有淋巴結核，被層層轉診至北京胸科醫院。令段鴻飛不解的是，除了淋巴結腫大、伴有高熱外，患者還嚴重貧血，血紅蛋白低至46g/L（成年女性正常值為110150g/L），這是結核病解釋不了的。

段鴻飛順著嚴重貧血這條線索往下查，懷疑患者合并有噬血綜合征。他請來通州區潞河醫院的血液科醫生為患者做骨髓穿刺和其它檢查，結果證實了自己的判斷。

噬血綜合征屬于血液科的急重癥，由于臨床表現錯綜復雜，疾病進展迅速，醫生如果認識不足容易延誤診治，導致患者病死率較高。

盡管積極輸血支持治療，短短一周內，患者的血紅蛋白就下降至39g/L，并先后出現了消化道出血、泌尿系出血、還有顱內出血、癲癇等癥狀，情況危急。

段鴻飛和同事立刻請外院的神經外科、感染科、血液科醫生共同會診，為患者進行緊急治療，一旦患者腦出血加重，就要做開顱手術。

萬幸的是，患者病情最終得到控制，沒有進行開顱手術。其他科室醫生的幫助，起到很大作用。

類似驚心動魄的病例較為罕見，段鴻飛每年會碰到一兩例。他說，“在專科醫院工作的醫生都知道，自己能力范圍內可以滿足病人99的需求，但有1是滿足不了的。這1，無論對醫生還是患者和家屬，都往往是永久的遺憾。”

今年4月26日，呼吸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在“呼吸界”公眾號上發布文章

“重視什么事情就把什么事情獨立起來”的防控體系，并不一定是對它的強化，這種“獨立”其結果必然造成獨木難支。

從我國醫療結構統計數字來看，綜合醫院占比全國醫療機構近70，但發揮結核病診療作用卻非常弱。因此，如果綜合醫院不主動承擔起結核病診療的話，結核病的防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此，該專家覺得當下最重要的是增強結核病專科醫院的綜合治療能力。這種愿望受到兩方面條件制約：一是醫院領導對學科發展的重視，二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

段鴻飛也認為，專科醫院應該拓寬業務面，提高綜合救治能力，走“小綜合、大專科”的發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