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2.隨便聊兩句

最終診斷 582.隨便聊兩句

忙了一天，晚上陪夜，可以慢慢改文了，479在半夜

HIV志愿工作還是要宣傳一下的，就當看短篇了，轉自醫學界

2009年，我從醫科大學畢業，回到老家縣城工作。母親像著了魔一樣，每天趁我還沒起床，便跑到床頭邊抹眼淚邊念叨：“你這么大年紀不結婚，讓我和你爸在鄰居面前都抬不起頭！”其實我喜歡男生，但那時沒膽量，加上讀醫科大學時連老師都說同性戀是一種病，于是硬著頭皮結婚了。

婚姻只持續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親熱，是妻子提出來的。我雖然抗拒，可在心里勸自己：試一試，萬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個孩子。

但我失敗了。

失敗的不僅僅是婚姻，還有接下來父母對我的冷暴力。他們對我不理不睬，在極度苦悶中，我和新認識的幾個朋友在縣城里亂逛。當朋友們問我為啥離婚時，我忍不住說了實話：我是同性戀。

第二天，這幾個人居然逼上門來，讓我拿出五萬元“封口費”，不然就把“秘密”告訴單位、告訴家里。

我沒有辦法了。想來想去，在害怕與忐忑中，我很快考到離家很遠的青島，在一家綜合性醫院工作。

本以為自己跑了，一切都會好起來。誰知道，敲詐我的幾個人居然半夜來砸我父母家的窗戶。母親問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撒謊說是借了高利貸。最后靠著大舅拿出的五萬塊錢才結了這件事。

從那時起，我決定做一個“‘同志’活動中心”，讓和我一樣苦悶的“同志”有個地方抱團取暖。

我總覺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種使命。剛來青島幾個月，我忽然出現了淋巴結腫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癥狀。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醫院檢查，萬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頭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組織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驗血。三天后，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一瞬間，我想唱、想跳，連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檢查以后，我邀請疾控中心的主任來“活動中心”看看。或許那個時候，我在潛意識里已經覺得要做點什么了，只是自己還不清楚。

我們簡陋的活動中心讓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驚訝。這個房子很舊，里面只剩一臺老電視，還是房東不想要的“破爛”。而這個電視，也是用了兩年之后，我才舍得賣掉，一共賣了二十五塊錢。

主任建議我可以給“同志”作艾滋檢測。那時我還不清楚自己該怎么做檢測，雖然我在一家草根組織做過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檢測試紙，可就是很難開這個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聽到“艾滋病”三個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覺。我希望來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醫生的話最終仍讓我花了兩天收拾了廚房，我把廚房打掃得干凈透亮，一丁點油煙味都沒有。又花五塊錢買來一大塊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雜物蓋好、隔開。這就是后來接待過近千人的檢測室。雖然空間小，我還是鼓起勇氣在門口貼上了“VCT檢測室”的標簽。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檢測艾滋的“同志”，是一位從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會回宿舍睡覺。自從知道了我這里，下夜班都不睡覺了，從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這里玩。

那天夜里九點多，只剩下我們倆。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做艾滋檢測的，要不要做一個？”那是他第一次聽說“艾滋病”。當我用采血針把朋友的血滴到試紙板上，兩人一開始都沒當回事。不到五分鐘，試紙上出現兩條線。陽性！我的眼淚當時就奪眶而出。

“你咋還哭了？我都沒哭。”朋友是一個話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漢子。他不僅發現感染了艾滋，同時還發現了性病。那時他不愿回宿舍，害怕傳染，要跟我擠在一起。或許在他的認知中，我既然能檢測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護好自己。

我沒想到的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還是沒太多“拉人”檢測的經驗。我比較喜歡聊天的時候，順口問一下，“我們這里可以做艾滋檢測，你要不要測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檢測，已經覺得很多了。誰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兩千。越來越多的艾滋感染者開始浮出生活的“水面”，從最開始的一年幾十個新發陽性，到后來的近百個、近兩百個，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體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為，就會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風險。

2017年春節剛過，一對年輕的小夫妻通過互聯網找到我們。這對從農村出來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時發生了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春節前出現了艾滋急性期癥狀。

猶豫掙扎幾天后，他硬著頭皮、帶著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醫院，害怕泄漏個人的隱私，也實在難以啟齒，不知道咋告訴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終于鼓足了勇氣，說了實話。整個過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緊緊地挽著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難過。

為他們采血并當場做了快速檢測后，丈夫的兩次快檢結果均為陽性，妻子為陰性。妻子當場就哭了起來，眼淚一直往下掉，但人卻不出聲。她不去擦眼淚，手還挽著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為她是慶幸自己沒感染而激動，但她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該怎么照顧他？他要好好地活著，我還要給他生孩子。這一下把我也給說哭了。

如今，這位妻子在青島當地疾控和醫院的指導下懷孕產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給我送來了象征喜慶的紅皮雞蛋，說他們兩口子商量好了，讓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實那幾年，我壓力挺大的。“艾滋檢測”這件事，跟我在醫院的本職工作“沖突”越來越大了。

我們醫生工作起來沒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術臺、查房之后，時間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歷要寫，還要接待病人的咨詢。但我在這家醫院工作幾個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檢測”上。

那時，我下了手術、查了房，就溜回來，給“同志”服務。醫院覺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見不得人的兼職？開始“監督”我。我以為自己神不知鬼不覺，其實很容易被發現。每天別的醫生護士們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總是寫不完病歷，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收收心，別不務正業。”

這樣的壓力下，我和幾個年輕的同事說了實話，“我自發成立了一個草根組織。”“什么叫草根組織？”“就是公益組織。”“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飽了撐了沒事干？養老助殘你不干，干個艾滋病。”

不怪他們，連我租的“‘同志’活動中心”的隔壁大爺，也覺得我有問題。老大爺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進進出出，于是頻繁地找物業，說我擾民。

物業第一次找上門來，并沒有發現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決定去和隔壁大爺說清楚。沒想到，大爺只是把門開了一條十公分的縫，不等我開口，客客氣氣又十分不耐煩地說，“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業說。”說完就關上了門。這可給我氣壞了，但又拿他沒辦法。

后來，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時把象征著“艾滋病”的小紅絲帶貼到了門外的LOGO上。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區”。物業一看，這還了得，急忙跑來讓我寫承諾書，保證不會給小區帶來不好的影響。

從那時候起，我堅定了一定要正規發展的決心。于是，我進行了民政注冊。還特意把“青島青同防艾志愿服務中心”服務登記證的復印件交給物業。物業這才松了一口氣：“原來你們是個正規單位，不是干傳銷的。”

后來有一天，隔壁大爺家的水管漏了，還挺嚴重。大爺焦急地從家里出來求助，一出門就遇到了我。換作平時，他一定不會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從那天起，大爺的態度轉變了：原來你們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準備吃晚飯。手機鈴聲響了，是一個青島本地的陌生號碼。“是虎子哥嗎？”電話里的聲音說不出成熟還是稚嫩。“我是個剛參加完高考的學生，我懷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說，我真難以想象電話那頭的男孩會如此冷靜，聽不出恐慌也察覺不到難過。

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的男孩，母親打工拉扯他長大。他連著復讀了兩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覺發揮失常，心情壓抑到極點，不知道怎么面對母親。

高考結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個網友邀請邀他去“放松心情”。等進了快捷酒店房門的那一刻，男孩馬上反應過來：這個房間絕對不止來過他一個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橫七豎八。

男孩想走，但網友挽留他。男孩經不住勸說，邊和網友哭訴高考失利的痛苦，邊吸了冰毒，并發生了性關系。男孩唯一能記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輕飄飄的。

幾天后，男孩出現了發熱、淋巴結腫大、腹瀉等癥狀。從網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機號。

說心里話，聽完他的講述，我心里已經有點慌了，不愿讓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頭消毒采樣。我給他使用了兩種試紙快檢，特別希望這個孩子不會中標。但當兩個試紙的第二條線都出現的時候，我的手開始哆嗦，舌頭開始打結。

那天，我陪這個剛滿十八歲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緒在我的寬慰下慢慢平復。他說要好好服藥治療，給媽媽養老送終。

就在拿到確診HIV陽性報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國內某985重點高校的錄取通知書。這幾年，我從不主動聯系他，希望他能回歸平靜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給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準備考研。

也許很多人“談艾色變”，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種意義上的“親人”，他們時不時會溫暖我。

我接待過一位七十八歲的李大爺。老人退休后生活條件不錯，也挺樂觀，喜歡年輕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帶狀皰疹，身上老是癢。一個小伙子對他說，“去樓上做個檢測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這簡稱“樓上”。

李大爺檢測后，果然是陽性。喜歡旅游、經常參加夕陽紅團的李大爺，發生過不少次沒有防護的性行為，他自己根本記不起到底是什么時候感染的。

我挺猶豫的，畢竟老人年紀太大了，還要服藥嗎？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爺的意見，大爺說他相信我，我讓他服藥的話，他就服藥。

老人當時CD4特別低，我跟醫生商量，先預防機會性感染。于是老人開始服用復方新諾明。

在得到“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項目”后，在經費的支持下，我被朋友們半開玩笑地稱為“華麗轉身”：逐步得到更多業務技能上的支持后，檢測目標群體也擴大到監獄人群和藥物濫用人群。

一位從日本打工回來、從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這件事，甚至發病后不吃不喝，連母親勸她也聽不進去，餓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親抱著最后一絲希望聯系到我。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狀態已經崩潰了，讓女孩的母親帶她來辦公室。女孩說什么都不肯，連門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睜睜看著女孩發病。為了讓女孩能服上藥，我的一位同事開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個月后，女孩終于同意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們還在收拾新辦公室時，這一次的隔壁大叔來“串門”了。他看著我們墻上粘貼著的、做艾滋檢測和服務的照片后，竟然沒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們真偉大。”

我從沒覺得自己偉大，我不過就是這么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