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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就是喜歡偷怎么了 第320章涼州三明
作為皇帝來到西京長安,首當其沖任務的當然是要去宗廟祭拜了。
因為大漢宗廟在南郊,僥幸沒有受到當年的戰火波及,保存完好。
以當時的唯心主義言論來說,這也是大漢能夠國祚不斷,再續山河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漢順帝后來又在洛陽城郊修建了宗廟,但長安的宗廟畢竟是當年高帝所修筑。
乃是劉氏祖廟,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統性。
皇帝祭祀是非常莊嚴肅穆的事情,按照傳統和禮制,一年四季都有祭祀活動。
今年的夏祭,就選在長安了。
祭祀之前,皇帝必須沐浴齋戒三天,以示對祖宗和昊天的尊重。
這是劉志登基以來,第一次到長安祭祀宗廟和十一陵,自然十分鄭重其事。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雖然也是高祖子孫,但畢竟不是直接嫡系傳承,多少有些差強人意。
所以建國之初,劉秀便大舉祭祀祖陵,借以宣示自己的正統性,安定民心。
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在戎馬倥傯之際,下詔有關部門會同長安官府修復被赤眉農民起義軍毀壞的西京園陵,恢復封土,重建寢殿廟宇,栽種樹木。
同年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到了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再次西巡長安,謁陵祭祖儀式與以前相同。
第二年,光武帝專門派遣官員前往西京長安,追尊漢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
建武二十二年的時候,光武帝又一次來到長安,祠高廟,事十一陵。
中元元年,時年已61歲的光武帝最后一次行幸長安,拜謁高祖長陵,并于此年追封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為高皇后,配祀高祖廟。
并將呂后的牌位也遷回了墓園,保留四季祭祀。
從此后,接連幾代帝王登基之后,都會先來長安祭祀高廟和十一陵。
到了劉志繼位,因為開始幾年一直動蕩不安,一直沒有機會來謁陵。
后來雖然親政了,可惜卻政權不穩,根本沒有條件來長安,好不容易掌握了軍權,又忙于發展國家經濟。
最近幾年來,已經有好幾位重臣上書,催促他前來祭祀。
漢代以孝治天下,劉志遲遲不來祭祀高廟,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
這次他終于決定來長安,朝廷上下都是歡欣鼓舞。
隨同前來祭祀的官員,除了無此相關的宗正和太常寺卿以外,還有翰林院掌院大學士,太史令,太仆寺卿等等。
武職中京畿衛大將軍,羽林軍衛將軍都隨駕前來,劉志甚至提前傳書,將離長安不遠的鎮西將軍和鎮北將軍等人也召了過來。
其他諸如中常侍,衛尉等等,甚至還有兩名尚書陪同。
長安京兆尹直接趕到扶風郡接駕,可見這次祭祀活動有多么的隆重。
漢朝的祭祀儀式有著完善的程序,并成為一種國家祭祀制度,一直到清朝滅亡時,郊祀活動基本上仍延用漢制。
祭祀所用犧牲,一般為牛、羊、豬,唯有在祭祀蚩尤時往往只用豬、羊。
先秦時期常用的人牲,在漢朝是不用的,除非遇到特別的祭祀活動,如戰爭,才會用俘虜來祭祀戰死的英靈。
祭祀當日由太仆親自為皇帝駕車,京畿衛大將軍陪乘,名曰大駕。
其后分別為司馬車乘,辟惡車乘,記道車乘,靖室令車乘,都為四馬駕御的規格。
然后是象車、鼓吹樂隊十三人,演奏規定的“祭祀歌”,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
《郊祭歌》為漢武帝時期所創作的宮廷樂歌,劉徹命令才子司馬相如作詞、李延年配樂。
再往后是式道侯二人,長安都尉四人,長安亭長十人駕車,長安令,京兆掾史等等。
隨同的各部屬官,隨從,掾吏等等浩浩蕩蕩,再加上護駕御史,謁者仆射等等,一眼望去,如一條長龍一般。
各種禮儀車乘如武剛車、九車、云罕車、皮軒車、闟戟車、鸞旗車、建華車,看得人眼花繚亂。
在此之后,是長安當地的名門世家代表,他們有幸被選中,隨同皇帝祭祀,這自然是無上的榮耀。
因此個個都表現得莊嚴肅穆,盡管天氣已經開始炎熱,卻全副厚重的禮服,無一人懈怠。
最后是一隊隊的罼旗,御馬隊,十六副符節,華蓋若干,剛鼓,金根車等等列滿道路。
場面之宏大,讓長安百姓們大開眼界,這樣的事情,可是已經有二十好幾年不見了。
如今長安城里的年輕人,根本沒機會見識到,而那些曾經見過漢順帝祭祖的中老年人,也一樣感慨萬千。
“先帝時可沒這么大的排場,還是當今陛下有氣勢啊。”
這次祭祖的確規模宏大,花費也驚人,要不是這兩年國家強盛了,還真負擔不起,只能降低規格了。
說起各種祭祀儀式,在漢代那可是名目繁多,時祭、月祭、年祭,四季祭祀等等。
什么祭昊天,祭后土,祭太一、祭黃帝、祭蚩尤、祭祖,播種、秋收,節日,祈禱風調雨順之類的。
規定必須舉行的祭祀活動,一年之中就有二十五次之多。
其余因為特殊情況舉行的臨時祭祀活動,更是數不勝數。
漢朝皇帝大多數都熱衷于祭祀,其中最夸張的便是漢哀帝了,據說他生病時,一年祭祀達到三萬七千次,平均每天一百多次。
這數字足夠讓人瞠目結舌,當然這些祭祀活動并不是他親自舉行的,西漢時流行巫祝。
到了東漢禁止使用巫術,祭祀改為由正規的禮官舉行,何況東漢本身也沒有西漢那么熱衷于祭祀。
劉志即位以后,由于并不敬畏鬼神之說,因此除了規定的禮儀活動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廢除了。
不過祭祖活動畢竟與其他的不同,對于大漢人來說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尤其是劉志是以藩王之身繼位,更需要這種儀式來奠定自己的正統地位。
對于一個皇帝來說,一生之中除了祭祖之外,還有一個意義非凡的祭祀。
那就是岱宗的封禪大典。
泰山封禪,源于古代帝王封禪祭祀,是古已有之的禮儀。
按照《史記·封禪書》張守節《正義》解釋:“此泰山上筑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史上第一位封禪的皇帝,便是秦始皇,他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也就是統一六國后的第三年,東巡郡縣。
召集齊、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天下第一山”——泰山下,商議封禪的典禮,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皇帝。
儒生們的議論各不相同,難于施行。于是他絀退所有的儒生,借用原來秦國祭祀雍上帝的禮封泰山、禪梁父,刻石頌秦德。
此后第二位便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元封元年三月,武帝率群臣東巡,至泰山。
派人在岱頂立石,之后,東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禪禮儀。
此后,漢武帝又曾五次來泰山舉行封禪儀式。
但史記對此卻語焉不詳,司馬遷父子二人因為各種原因,都未能隨行,這是他作為太史官的終生遺憾。
臨終前其父司馬談“執遷手泣”,悲嘆,“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邊夫”(《太史公自序》)。
武帝之后,漢朝皇帝只有光武帝封禪,他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十二日,率群臣至奉高。
遣派役夫一千五百余人整修山道,騶騎三千余人在登封臺上壘方石。
二十五日禪梁父山,改年號為建武中元。
封禪大典,于帝王來說到底有何意義?
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封禪可說是最盛大,但也爭議最多的一項典禮。
民初疑古派的史家甚至認為,這純粹是戰國至秦漢間,齊儒憑空杜撰,并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來鞏固政權、夸侈政績的活動。
實際上封禪的目的,在于表示帝受王命于天,向天禱告太平,對佑護之功表示答謝,當然更要報告帝王的政績如何顯赫。
其實質則為鞏固皇權,粉飾太平,帶有一種君權神授的意味。
這種明顯帶有夸耀自身政績的行為,可不是任何帝王都有資格舉行的。
史上可以明確考證,真正在泰山舉行過封禪大典的中國皇帝,一共只有六位:
秦始皇帝趙政、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唐高宗孝皇帝李治、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和宋真宗元孝皇帝趙恒。
除了沒有自知之明的宋真宗,其余五位皇帝,要么就是有開疆擴土之功,要么就是有撥亂反正之績。
如果僅僅從開拓疆土這一點上來說,劉志自認為也有資格舉行封禪大典了。
不過他覺得作為穿越者,連自己本身對國家的期望都還遠遠沒有達到,現在就去封禪的話,只能說也是個好大喜功之輩了。
所以說,這一點他目前還從未考慮過。
至于以后會不會去,那就要看將來他能將大漢建設成什么樣子了。
祭祀活動舉行了三天,方才結束,從上到下都折騰壞了。
劉志休息了兩天才恢復過來,派人召來皇甫規、張奐和段颎三人入宮。
后世赫赫有名的“涼州三明”,終于聚齊了。
這三人中,張奐還是首次面圣,皇甫規早年間曾入京師洛陽覲見。
而段颎更不必說,是最早追隨劉志的功臣之一,權臣梁冀就是他親手處決的。
因了這層關系,他與劉志之間的關系也最親近,多年以來,二人除了公務之外,一直都有私下信件往來。
劉志對皇甫規這樣的儒將,亦是十分欣賞,他是邊疆諸位將領之中,殺伐最輕的一位,向來主張恩威并重。
所以劉志將他放在了北匈奴,就是希望能夠促進民族融合,緩和兩族之間的尖銳矛盾。
很顯然,皇甫規也沒有令他失望,這么多年來,他鎮守北疆,成效斐然。
三人中,最沒存在感的就是張奐了,其實此人精于兵法,擅長作戰,只是大漢如今太平得太久了,令他沒了用武之地。
此次皇帝在長安祭祖,忽然將他們三大將領召回來,在有心人看來,絕對是陛下要用兵的前兆。
只是大漢如今疆域廣闊,又處在高速發展階段,朝中許多文臣的內心,都很反對出兵。
畢竟如今的情況與當初有了天壤之別,既沒有人能夠威脅到國家安危,也沒有人必要再擴張土地。
不過皇帝并沒有公開宣告有開戰的意圖,因此他們也暫時隱忍不發,拭目以待。
見到三位將軍,劉志不疾不徐地與他們寒暄了幾句,便直接開宗明義,指著地圖說道。
“諸君請看,大漢的疆域圖,看起來像什么形狀?”
這話問得蹊蹺,也問得大有玄機,三人中段颎性格最魯直,說話也最沒有忌諱。
“臣覺得……若除開南洋,看起來很像塊馬蹄鐵。”
“哈哈……說得好!”
劉志拍案笑道:“就是像塊馬蹄鐵,朕左看右看,都覺得有些礙眼,不知道三位將軍有何感想?”
這話簡直不要太明顯了,皇帝陛下想打仗,對閑置已久的將軍們來說,自然是個好消息。
“陛下的意思,是想攻打發羌和蔥茈羌?”
段颎眼睛一亮,他是個地道的武人,這幾年馬放南山,早已閑的蛋疼。
蔥茈羌與他鎮守的西域相鄰,若是皇帝有意討伐,那么他肯定是當仁不讓了。
所謂的發羌等地,就是如今的青藏高原以及川西和黔西北一帶,那里占地廣闊,卻又地形復雜險惡。
長久以來,只有一些羌族部落零散地分布在那里,由于大多數都是崇山峻嶺,攻打困難。
關鍵那里還是地廣人稀的不毛之地,用兵代價極大,而收效甚微,根本不成正比。
因此自秦漢以來,從未有過對西南用兵的先例。
這個情況,劉志作為皇帝,不可能不清楚,既然他能提出來,自然就有必須要打的理由。
當然,這不是作為大漢將軍該考慮的事情,他們只需要惟帝王馬首是瞻,指哪打哪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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