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二章 凡爾賽和約(八)

新順1730 第二零二章 凡爾賽和約(八)

而隨著實學一派的人越來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覺醒”中討論了許多次的東西，再也遮蓋不住。

最開始，很多人諷刺儒家復古激進改革派，說他們“連算術都不懂，數也是君子六藝，還號稱通儒呢……按照你們的想法，一戶丁，田五十畝，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這么多田？”

一開始顏元過于激進，被人指責為“傷富戶之業、奪富戶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這個激進的想法改進，再到王源，最終拿出了還算是比較完善的“三十年贖買”方桉。

如果說，在科技水平達到之前，這個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動的——李塨無法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設想里自己都沒解決的問題，就是“為工為商恐難容納如此多人口”；而反動，是說這一套方桉的背后，還涉及到非常嚴格的士農工商等級制、惟農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問題。

那么，現在，很多問題在技術層面上，理論上已經可以解決。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許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楓林灣再怎么差，也比甘肅那等少雨的地方強，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點點能種玉米的平地強。

比如工商，伴隨著產業發展，李塨生前都覺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業無法容納過多人口”的問題，也看到了解決的曙光。

當技術，或者說生產力水平——航海術、造船術、導航術、數學和天文學，也是生產力——已經達到理論上可行的時候，為什么不去做，這就會讓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順的人地矛盾，已經即將到達無可挽回的地步。

歷史上，黃河決口之后，圍繞著微山湖，山東江蘇的農民，動輒武裝數萬開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趕苗拓業、墾蒙導致的蒙古貴族地主化引發牧民起義和佃戶相殺、還有那場影響極大的白蓮教起義。

松蘇不是尼德蘭，也做不成尼德蘭。

大順普遍的“天下”思維，使得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裝著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蘭和西班牙模式。

這天下，自然包括山東、河南、陜西、湖北、甘肅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別處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進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懷天下，那么自然會把目光投向一處地處溫帶、北半球、氣候濕潤、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二三度、有楓樹樺樹楊樹、能種小麥種包米種蔬菜、有河流、非常適合搞水利堤壩灌既、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實際上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進行的金礦搭臺、移民唱戲的辦法。

但很多人覺得還是慢了，何不爭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來解決這件事？或者說，以最暴烈、最激進的手段，來減少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從當初米子明送瑞典戰俘回哥德堡開始，大順和歐洲的交流逐漸加深，對于歐洲的了解越多，在這個“原始積累”的時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為鑒、以夷為鑒也罷。

甚至所謂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大順實學派的這些人，鑒來鑒去、攻來攻去，攻的方向，直奔著“強化集權”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過來。

順承于明。

有些東西，叫影射史學也罷、叫托古言志也罷，總歸，很多人借著明朝的事，來抒發自己的想法。

說前朝朝廷，連發鈔權都沒有，在白銀改革之后，確定了用白銀為稅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發鈔權讓給了東南沿海大商人。莫說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發鈔權——發銅錢，收稅卻收白銀，并不叫發鈔權。因為銅錢不是輔幣，而是類似于內幣和外幣的關系，兌換價格是按照匯率波動的，并不是固定額輔幣，所以實際上就是沒有發鈔權，而是“自由”到把發鈔權讓給了商人，這不是扯犢子嗎？

說前朝朝廷，連海關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貿易額，能把銅錢沖到白銀貨幣化的程度，稅收能力和英國差了八條街。

說普魯士這等國家，都知道用財政補貼紡織業，這邊可倒好，任何經濟政策都沒有，全靠自由發展。連學法國財政部出錢組織絲綢生產出口獲得財政收入的腦子都沒有。

說荷蘭為了把控茶葉的專營權，不惜用各種手段，掐死奧斯坦德公司、屠殺英國東印度公司。這邊可倒好，茶葉就是這邊的特產，居然不知道壟斷茶葉出口稅。

在這個原始積累的時代，大順這群人在這個時間睜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個字。

“國家強力”。

這和1848歐洲之春之后，再開眼看世界的時候，完全不同。那時候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各國資產階級已經基本上臺，甚至再往后幾年中國的手工業已經堪堪能和有大洋運費阻隔的機械工業不相上下不甚有優勢。

那時候看到的，是那個樣子。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畢竟，連正牌的《國富論》，都還要晚幾年才能出現，而出現之后也并不是英國的政策，而是反英國政策的。

這時候，雙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義、加強集權、強力干涉——重商主義只要不去“望文生義”，就應該知道這個“重農輕商”的“輕商”，并不是一個相對的關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來的傳統，很多實學派中的激進派，就認為“師夷長技”的長，應該去其外殼，取其內核。

比如英國之長，在于能征稅養出那么大一支艦隊。小小島國，愣是靠征稅能憋出來一支和大順規模差不多的艦隊。

那么，這個長的內核，并不是說大順要造一支更大的艦隊，而是說“要用英國摟錢造艦的手段，來推行移民”，既然英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搞出一支這樣的艦隊，那么大順師夷長技，難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規模移民嗎？

不同時代的“師夷長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時，師夷長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師到自由貿易、開放包容這些東西的，因為夷自己此時也根本就沒這些玩意，怎么師？

怎么可能師一個此時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呢？

所以此時師，比后來師，更適合。后來師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層建筑；現在師的，是如何富時期的上層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細分辨，透過現象看本質，只看現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學諸如什么異端審判、政教合一、女巫審判之類的東西，也實在不用學。

本土就有非常極端的儒家一派，顏元等人是明確提出，要對異教徒“物理消滅”的——60歲以上，出于對長者的尊重還可以輕判；60歲以下，甚至連和尚道士都要若不還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說對外交流，一定要學點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軍事技術、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時能學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想辦法收稅、想辦法用大量的稅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強管控、加強監管、加強集權和行政效率。

簡言之，劉玉在大順原本是激進派。

但是，現在，一些實學派的中的激進派，認為劉玉過于保守，是保守派、甚至是老保守派了。

“興國公老了……”

這句話，在實學派中的激進派中流傳，并不是在陳訴一個年歲上的事實，而是有其特殊含義的。

就像此時在北美西海岸既找金子又勘探繪圖的這些人。

這年月，勘探、測繪，家里有錢有勢的子弟是不可能學的。因為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雪山高原、要么是茫茫沙漠、要么就是熱帶雨林、要么是土著遍地的異域。

而沒錢的子弟，才會學諸如測繪之類的行業，就是弄口飯吃。

而偏偏，大量外派到各處測繪的，能看到海外的大量平原、沃土、良田千里潛力之地的，又是這些窮人家的子弟。

他們會怎么想？

他們想想自己的父母那點地、過的是什么日子，自然而然就認為，朝廷現在的頭等大事，就是集中力量移民，實現“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愿想。

但劉玉在干什么？

在慢悠悠地做事，不管是在山東做的，還是在此時正在引導北美挖金子移民的辦法，在他們看來，都太慢了。總覺得，劉玉現在做事，比起當年在松蘇和鹽改漕改的雷厲風行，大約的確是老了。

即便出于慣性，很多人依舊會第一時間站出來支持朝廷的做法，甚至愿意說諸如“這是必要的代價”之類的話。

這種想法在年青一代的實學派心中逐漸萌發。

具體到探礦隊的人這邊，伴隨著探礦隊沿著河流而上尋找金礦，看到那茂密的叢林、肥沃的土地，享受著溫暖但不過于炎熱的夏季，讓他們心中的沖動更加強烈。

很多測繪的人，是去過南洋、甚至非洲的。

讓他們選擇的話，他們會喜歡南洋還是北美西海岸？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個溫帶出生的人，都喜歡四季分明，愛楓樹遠勝過椰子樹、虎豹遠勝過瘧疾和熱病。

探礦隊里年輕人，也學過簡單的經濟學，雖然是簡化版的簡化版。

所以他們也知道，廣袤的大洋在這隔著，效彷南洋模式是不行的——南洋模式，是以國家強力強制開發、促進移民的。比如轉移漕米到南洋的稻米種植園，等同于朝廷用江南的漕米稅，以及取締了運河漕運后的損耗收取等，投資到了南洋，支持了南洋大開發和大移民。

而南洋模式的前提，是南洋米，確實比江南米便宜。

可用在北美，這套模式就用不上。除非北美能種白銀草、黃金樹，否則是無法用南洋模式的。

所以他們也明白，金礦搭臺的辦法，是對的。

可問題在于，很多人在想：為啥一定要賺錢呢？為啥一定是經濟驅動呢？為啥不用國家強力這個特殊的經濟力，直接扭曲，不以盈利為目的而進行屯墾移民呢？

這就是他們覺得，劉玉已經老了、已經保守了的原因。甚至一些人想著，圣天子也老了，以后的太子若是個更保守的，那可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