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全是好處,沒有壞處(中)

新順1730 第三十一章 全是好處,沒有壞處(中)

太子又沒學過矛盾和辯證之類的東西，自然不能理解，舊矛盾消滅之后，新矛盾就會產生。并不是說把舊矛盾解決了，就沒有矛盾了。

所以聽到劉鈺說“只有利、而無弊”這樣扯淡的判斷之后，琢磨了一下，卻覺得好像非常有道理。

單單是那個讓經濟作物原材料等,

進入內地，而使百姓務本這個觀點，就讓太子有點醍醐灌頂的感覺。

可太子雖和劉鈺接觸不多、交往不密，然而對劉鈺的一些評價，太子可是聽的多了。

這樣的想法，怎么聽，都感覺好像和劉鈺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樣。

按照大順的影射那一套,

一直說劉鈺學的是管夷吾的霸道。現在居然弄出來“務本”的說辭，這就讓太子相當的不解。

“國公之論，大有道理。不過，昔者，桑弘羊引《管子》之論，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末利，則本業無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

“其又曰：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堯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朐鹵之鹽不出,

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此言盡言貿易之利。如果沒有貿易，產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不產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其余如鹽、竹、毯子等，都是如此。”

“素來都聞興國公重管夷吾、桑弘羊之術。然而今日聽國公這番話，尤其‘務本’一詞，似又不對。”

“賢良文學曰：男子去本為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谷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

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貌似是賢良文學支持本業，不要讓男子不去種地而去紡織工商等等。國公談‘務本’……實不相瞞，著實讓我有些訝異。”

劉鈺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也不站管仲，但這個你們非要這么想，那也算個是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給我立的人設，方便他們去影射了。

可你要說我站賢良文學那邊，我可就得說到說到了。

“殿下誤會了。彼時的道理，此時依舊可用；但彼時由此道理推出的辦法，此時未必可用。”

“殺死敵人消除威脅，是道理。而豢養武士、分封車兵，那是那時候的辦法。而現在的辦法，則是招募步兵，訓練槍械。都是在貫徹殺死敵人消除威脅這個道理。”

“漢時，天下之大，戶不過千萬、人不過5000萬口。”

“而即便有牛耕、鐵器、加之耬車、壟作、保墑休耕等，一戶小農的極限，也就是百二十畝地。”

“是以，那時候賢良文學可以說什么他們理解的務本之言。多一個人種地，就多出來一份生產。”

“因為，的確，多一個人種地，就多一份生產。”

“如今天下，人口數倍于當初。”

“同樣是一百二十畝地，一戶種，十戶種，于產出產出而言，有區別嗎？”

太子若有所悟，回道：“只言產出，似無區別。”

劉鈺點點頭，心道只說產出，看似無區別。但要論商品糧數量，那差的可就大了。農民得先吃飽了，然后才能把糧食作為商品賣出去。

同樣的一百二十畝地，一戶吃的剩余的商品糧，和十戶吃完剩下的商品糧，那可不一樣。

不過這時候也不必和太子講這個問題，劉鈺又道：“于是說回‘務本’。彼時務本，可以增加生產，對吧？現在‘務本’，并不能增加生產。”

“所以，如果非要體會賢良文學說的道理是什么，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關東、南洋、扶桑等地，使之務本，增加生產——如果非要給賢良文學說的這些東西，找到一些道理的話。當然實際上他們腦子里并沒有這樣的道理。”

“在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時候。讓人居于地上務本，是增加生產。”

“當人口多、土地少的，讓人遷徙到新大陸，也是增加生產。”

“如果假設，賢良文學的腦子里，有增加生產這個概念，并且非要貼金，說他們的思路是以增加生產為目的的話。那么，道理是對的，但過去時候為了踐行這個道理而用的方法，未必是現在依舊可用的。”

“如果非要用，這就叫刻舟求劍。”

“桑弘羊大夫說的‘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的問題。”

“鐵路、海運，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不是說，我要重工商，那么吳越的竹子就能飛到曹衛了；萊州的青魚，就能讓鄒魯的百姓吃到了。物流運輸，也是需要成本的。”

“鐵路修好只好，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最起碼，京城吃到漢口的橘子，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這肯定是沒問題的，對吧？”

“而之前，就是京西的煤，距離京城才不過幾十里，尋常百姓依舊用不起。”

“桑弘羊指出了貿易的必要性，但當時他沒辦法解決物流問題。現在修路、興海運，則是為貿易提供了基礎。”

“而我說的務本，是另一回事。是說通過外部的棉花大量傾銷輸入，消滅本地的種棉產業，使得本地百姓種棉無利，不得不種糧食。而種糧，也就意味著還會繼續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貸的形式。”

“而繼續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貸的形式，又讓外地貨物涌入本地，使得地主想要維系原本的生活，不得不加重租子。這就會迫使佃農愿意接受遷徙。遷徙之后，這才叫……務本。”

“務本的本質，是增加生產。賢良文學或許可能認為，貿易不會增加生產，所以非要說他們懂經濟，務本就只能這么理解。”

“將這里的百姓遷徙到人少地多之處，是不是增加了生產呢？那么，怎么能說這不是務本呢？”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務本的理解。”

“本地多種糧食，糧價則低，糧食便多。朝廷以類均輸之法，以江南之財幣，收本地之糧。”

“以工代賑，于農閑時候，多興水利、道路等工程。”

“使得每個百姓所能創造的財富增加，宏觀上水壩、運河、灌溉渠、道路等，都是財富。這也是一種務本。”

“至于朝中守舊之臣所言的‘務本’。那不過是得其形，而不得其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為種糧食這個形，就是本……”

“他們既非要這么想，那么這也算是一種務本。總歸，此時于誰而言，都可以理解為務本，那不是說只有利而無弊嗎？”

“站在桑弘羊、管夷吾一邊的，覺得此事大利。湖北的橘子，確實可以賣到京城了。”

“站在賢良文學一邊的，也會覺得此事大利。”

“既如此，便有利而無弊。”

太子明顯能聽出來劉鈺是有立場的。

只不過，劉鈺在沒有隱藏自己立場的情況下，站在了對立面的角度，嘲諷之余，還闡述了一番站在對立面的視角下一樣有利的說辭。

皇帝既是讓太子來聽其“所以然”的，對于這里面的東西，仔細思索之后，問道：“之前父皇說，應師夷之長技。這夷之長技，多由國公帶人編纂，多化用先秦兩漢之經濟手段，予以闡釋。最多也就追到了永樂帝遣三寶太監下西洋，壟斷香料之利，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比較。”

“剛才聞國公之言，說要傾銷棉紗棉花……是不是，國公所言的‘務本’，其實擔心出現類似夷人圈地運動之事？”

“若棉貴，則驅佃戶，而收土地種棉，得利頗豐。致使百萬佃戶為流民，而亂中原？”

“國公之‘務本’，可有這個意思？”

這些東西，朝中讀過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過，負責編寫這些東西的人，是劉鈺。

他有自己的立場，也有自己的三觀，所以不會朝著什么“民族性”、“平凡而偉大的氣質”、“宗教的優越”、“文化的優越”這些扯犢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標準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觀，聯系先秦兩漢的諸多學說，把事情從物質的角度去解釋。

太子問出來圈地運動的事，劉鈺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搖了搖頭。

“殿下多慮了，此事斷不可能發生。我說的務本，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太子加重語氣道：“斷不可能？”

“斷不可能！我說的務本，于此毫無關系。”

“既說師夷長技，那么圈地運動無非三件事。”

“其一，確定地權，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體所有的土地劃歸私人占據。這些事，自秦漢時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體土地。我在松蘇搞鹽政改革的時候，倒是遇到過宗族的草蕩，至少他們非說是他們的，但頂天也就這樣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養羊，賣毛，而供紡織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錫蘭、闖關東。棉花、亞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為工商業提供原材料？或者種糧食，賣給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可問題是南洋米遼東麥，已經叫人哭著喊著谷賤傷農了。”

“其三，為興工商，必要廉價勞動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萬，難道缺從事工商之勞力嗎？我在松蘇變革，單單一個商路改變，至少二十萬嶺南腳夫失業，只五嶺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價勞力不下二三十萬，缺嗎？”

“既然這三項，并無長處可學。那么，反過來說，南洋印度之棉，極其廉價，中原種棉無利可圖，那么圈地種棉的意義何在？”

“若為種糧食賣錢，工商業最興盛之地，方需大量糧食，然而南洋米、遼東麥，乃至朝鮮米，都比河南的糧食便宜，即便一個價，加上運費那也便宜……那圈地種糧，也無利可圖。糧食總得賣出去才是錢。”

“除了糧食、棉花、亞麻等消耗量大的東西外，還有啥東西，能值得大規模圈地以致影響千萬人？”

“況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貸壓身，又可驅使佃戶如農奴，種啥玩意兒能比這個利潤更大？”

“若說本朝唯一像圈地運動的地方，也唯獨就是淮南草蕩。但其三意，也不過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為了明確產權，將國有的草蕩私有化；是為了種棉，利潤更高。但也不是為了制造廉價的流民勞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這已經是最像的了。還非得天時地利的蘇北草蕩荒蕪區才可。”

“只要朝廷允許原棉、棉紗、糧食、油料等，源源不斷入河南、江漢，則無需擔憂圈地事。絕無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擔心會出現圈地事。圈地，是讓原本五戶折騰的三百畝地，只余一戶做工折騰便是。剩余的滾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讓原本屬于五戶的百畝地，屬于一戶，其余人皆為佃戶，繳納租子。這些佃戶，欲去做工、欲為契約長工去海外墾殖而不得。”

“殿下擔心的圈地，擔心的是佃戶無業而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內，中原絕無可能發生，因為沒啥可種的能讓獲利高過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許是種烤煙？但這玩意兒，最多也就靠近鐵路的一二個縣，頂天了，問題不大。”

“要解決的，還是兼并問題……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災荒，可賑、可濟、可撫、可剿、可輸糧、可以工代賑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長久之愿，斂財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業發展下去，能容下半數人口。一切以工業化為目的，期間安撫百姓，均其田畝，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茍活于轉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懷念前朝洪武時候，說那時候賃官田，四成租，現在有人思念當時，竟懷念為善政、保民之舉。”

這里面一些東西，其實就是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是大順的土布生命力之頑強，劉鈺壓根就不覺得國內市場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勞動力已經便宜到，哪怕費勁吧啦地把棉花紡成紗線、織成布，整個過程能多買五斤米，都會有人去干，因為要不然這勞動力是空閑的，連五斤米都換不到。

修水利、修路這些工程，如果能給米，這當然是條正途。最起碼，路，水利工程，這都是財富，也是在提高生產力。

如果朝廷能花錢，有計劃、有目的、有執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邊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產力、釋放每個小農的極限生產力。

在這個時代，實學派里的大部分人，傾向于后者。

因為前者，是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據了的無奈選擇。

大順的實學派接受的那一套價值觀，可以算出來：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產力，是巨大的。能種百畝，無地可種，只能種三畝，扔到能種百畝的地方，相當于生產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劉鈺等少部分人外，實學派的多數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進。

他們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這個中間商，學英國，搞五一農業稅，把農業稅稅率拉到20，利用十幾億畝土地，一年拉到一億兩的農業稅盈余，把這一億兩的農業稅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時間，移個上億人，占滿已經確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陽光普照之地，重走一邊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發優勢發展工業，把“分封墾殖”區，全部變成經濟體系內的配套部分。

類朝鮮國之紙、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輕重聘幣術控之，不得不朝。

但顯然，這么搞，大順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復辟舊政，武裝清君側。

這就是皇帝擔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劉鈺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這也是皇帝苦惱的“王朝輪回”。

不搞激進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還必須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張旗鼓地來找劉鈺談鐵路的事，而且還是皇帝讓太子來說的，在劉鈺看來，皇帝的態度還是很明確的。

皇帝要給太子留遺產，但不會讓太子行劉鈺的辦法，而是希望太子來聽聽劉鈺的看法，將來真要是走不通的時候，或許可以選擇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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