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零七章 上國心態(五)

新順1730 第八零七章 上國心態(五)

當然，追道統，和影射顯學，這都必須是經歷了大順開國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東西。

權哲身還聽不出來這種和百余年的歷史相嵌套的東西。

對孟松麓所言的興水利一事，倒是頗為贊許。

只是，兩邊的情況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區，大順這邊興修水利的主力，已經是“閑民”了；而朝鮮國的土地制度擺在那，注定了興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發勞役。

而“閑民”，又意味著這本身就是星湖學派的夢魘——閑民都是農村破產的農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戶。而星湖學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試圖致力解決的，是土地兼并問題，并且思路還是很明顯的向后退的那種思路。

其實即便是大順這邊，在開國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辯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種固定身份的狀態，也一度成為主流。

但最終，頂不住蜂擁而進的白銀，也頂不住江南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這個退回到明初嚴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終也沒有立住腳。

至少從眼前看來，似乎大順這邊解決了土地兼并帶來的“閑民”問題。

持有往回退和復古想法的人，都是激進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還是往后的問題，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擺動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權哲身這種激進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復古，只是因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對社會不公極為不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從先儒的學問中尋找解決方法。

他們和大順這邊的人是不一樣的。

作為文化圈的次生成員，他們身上不用背負道統這個負擔。

是以，他們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規”的。原本歷史上的基督教問題，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為東方梵蒂岡的源頭，就很奇葩。權哲身這些接觸到基督教書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創了一個朝鮮教區。不管是牧師還是教區主教，都是壓根沒有天主教廷參與，自己照著基本翻譯成漢文的書，自己創出來的，全程自封。

這也算是后世那邊邪教泛濫的一個歷史淵源吧。

如今權哲身看到江蘇的改革成果后，內心其實已經有所動搖，心想是不是能走這條路呢？

出于這個想法，權哲身問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對閑民如何看？興國公的改革，在這里造出了海量的閑民。可現在看來，閑民似也無甚大害？先儒以為，閑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對這個問題，其實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為，這里面的根本問題，就是江蘇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廣的？

亦或者，江蘇的改革，只適用于江蘇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學派還折騰什么呢？不管是富民，還是制度，甚至實學，都不用他們管了，那他們存在的價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問題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這種改革為什么在江蘇行、在別處就不行？

現在權哲身問出這個問題，孟松麓還是用學派的“標準答案”，回道：“若只說江蘇一地，閑民，未必是壞事。”

“知江蘇一地，政抑閑民，其義非也。所謂閑民，先儒之謬說，夫閑民不可少也。”

“有閑民，然后傭賃可得也；有閑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閑民者，或助力于農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芻收。”

“其筋力勞苦，有甚于常職之民。”

“先儒以為，閑民者，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閑眠，故曰閑民，此真大謬也！”

“先儒枉疾此輩，每欲懲之酷罰，豈不怨哉？”

其實這也算是孟松麓的學派，在對著虛空輸出。

先儒所言的閑民，和現在的閑民，本質上沒啥區別，但社會基礎的變化，使得發生了區別。

什么是閑民？

指的是封建社會里，士農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賤籍之外的、沒有“常”職的人。

按照這個定義，在工廠里做工的，在碼頭上扛活的，其實都是“閑民”。

說是農，有地嗎？

說是商，有產嗎？

說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產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沒有任何的產業，也沒有任何封建社會的傳統職業。

得業則生、失業則死，這就叫閑民。

在土地還有很多的時候，對先儒而言，閑民當然是應該去墾荒種地才對。要不閑著在城市里晃蕩，也沒有個常職，這不是“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閑眠”是啥？

而現在……實際上從明晚期開始，這個先儒的定義就已經開始有些“和現實脫節”了。

農圃、工商、芻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屬官員，掌管山川林澤，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業、林業附屬的狩獵、采集、藥材等行業。

這番其學派對閑民的“正名”，既是因為學派一貫的思路；也是因為江蘇改革的社會現實。

當初李塨琢磨著均田策略的時候，就考慮過。土地其實是不夠用的，多出來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順開國之初的人，那時候百廢待興，商品經濟也遠沒有經過二十多年折騰后的江蘇這么發達。

他不是沒想過，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慮“轉業”，為士、為商、為工等。

但那時候，他認為，或者說不只是他認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認為，士、商、工，能容納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為這個解決不了的死結，使得李塨最后搞出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覺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畝、劣田百五十畝，待劣田變好田再均分五十畝……

實際上，其實這個問題，就算此時的江蘇，也壓根沒有解決。

單單揚淮等地的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也壓根不是全都成為“無產”的閑民。

而是絕大多數，不是被扔去了東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約四萬平方里的鹽蕩區，以及靠著大量的基礎建設維系著這些“閑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揚淮地區，江蘇幾府，都有不同的問題。

數量可絕對不止一百五十萬人，實則更多。只不過因為揚淮地區的改革過于激進，漕運業和鹽業，兩大支柱產業都被劉鈺廢掉，而且是在數年之內完成的，問題之大可想而知。

其余府縣的問題，只是相對而言，沒那么激烈而已。

此時世界就是這么個現實，百年前荷蘭一小片地方想吃飽，就直接引爆了歐洲為爭奪市場的幾場戰爭，英法西輪番下場。

江蘇這么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數都是“閑民”，而且暫時有活干餓不死，閑民沒變成起義軍，那估計得吃下半個世界。

劉鈺非要聯法打印也是因為這個——社會變革，必要死人。要么孟加拉大饑荒，死掉一千五百萬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紡織業經濟，讓大順的閑民有事做而不是選擇起義；要么大順自己死人，內戰爆發，農民起義，死個七八千萬人。

不是死別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現在已經這樣了，運河一廢，別的地方不提，別的行業不提，單單揚州府的五六萬運鹽工，和其家屬大約二三十萬人……反正現在是消失了，不存在這個群體了。

未必是被殺了，而是對一個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轉換職業、離開故土，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苦痛。

對朝廷而言，這是“代價”。

對江蘇的激進改革，皇帝能夠支持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當初廢運河時候討論過的“黃河”問題。

治河，必廢漕。

這是共識。

那么，廢漕，就能治河嗎？

顯然，不能，黃河也是此時的大順配治的？黃河向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補補。

那么，廢漕的另一個潛臺詞是什么？

廢漕的另一個潛臺詞，就是黃河治不了的，奪淮入海近千年，已經淤積的過高了。

決口北上，那只是個時間問題，如同西洋故事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掉下來。

以這個現實為前提，皇帝就必須考慮，如果不廢漕運，一旦黃河決口，漕運堵塞崩潰，會出現什么情況？

漕運斷絕。

中央政府失去糧食和江南的白銀。

百萬漕工無業，起義。

加上大水災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義大爆發。

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權崩潰，地方勢力崛起。

大順要完。

所以，廢漕運，走海運的一個潛臺詞，就是默認黃河肯定會決口，然后保證江南這個經濟中心和京城那個政治中心的聯系。

問題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決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么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決漕工問題。

然后，等著黃河決口，依靠江南的財力和糧食，完成鎮壓。

百萬漕工，加山東、河南的幾千萬百姓，這就是皇帝內心已經預想過的“漕運改革的代價”。

從皇帝統治的角度看廢漕運，陰暗的角度，就三個字：

分批殺

先廢漕運，殺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帶組織力的漕工。

再等著頭頂懸著的那口劍落下，殺災民。

殺剩下的，把青壯募兵，剩下的或者餓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東北南洋。

不要把問題等到一下子全爆發再去解決，到時候，殺都殺不完。

在內心早就醞釀、想象過處理上千萬人反抗的局面后。

有了這個心理基礎，皇帝對劉鈺在江蘇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樣的彈劾，壓根不覺得很震撼。

而最艱難的轉型期，已經熬過去了，至少在改革最傷民的時候，皇帝支持。

現在再看這么“閑民”，顏李學派的這群人，自然也就產生了不一樣的看法。

至少在江蘇，這似乎是個可行的、解決顏李學派心中夢魘——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畝——的辦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終于讓從李塨開始就琢磨著均田而田不足、轉業而士工商無以納的困境，得以解決。

故而，他們學派對“閑民”的看法，轉向了為閑民正名，認為閑民是工商業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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