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四三章 大改

新順1730 第七四三章 大改

皇帝發火也只是在朝堂上表達一下態度，吏治問題基層糜爛也不是一天兩天了，這時候誰要說真能根治，純粹放屁。

借這個態度，不過是給改革派壯壯聲勢。日后再慢慢收拾，畢竟前朝太祖皇帝的故事告訴李淦，靠殺人是殺不好的。

現在鹽政改革派、反改革派、以及劉鈺這樣的混在其中的造大反一派，彼此之間既有爭斗分歧，有時候也會在一些問題上一致。

現在三方明眼人，都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曬鹽法配蒸汽機提水，已經解決了困擾歷朝歷代鹽政的生產不足問題。

反改革派在生產問題上和改革派對抗，是毫無勝算的。

雙方唯一有可能分出勝負的地方，就在鹽區的“邊遠地區”。

鹽政兩大難題，生產、運輸。

生產問題解決了，邊遠區的勝負，決定了淮南鹽改的深度。

對總承包商，鹽引囤積商而言，雖然生產充足會讓他們的利益受損，但最大的損失還是取消總承包商制度、取消鹽引分區制度。

斗的方向，也就要把握在這個范圍內。

即，證明在邊遠地區，這一套反壟斷法拆分的改革，會適得其反。

所以，今天朝會上為什么要提到江西？因為這就是個模板一樣的“鹽區邊緣省份”。

但同樣是鹽區邊緣省份，內部也是有區別的。

江西，其實距離淮南產鹽區不算太遠。江西的邊緣，來源于江西私鹽泛濫，或者說來源于從明中期開始的閩粵對外出口，導致的商路攜帶閩粵私鹽問題無法解決。

可現在，江西問題，伴隨著貿易中心北遷，實質上已經完全可以解決了。

故而，反改革派的大臣立刻反對拿江西做實驗。

因為，他們敏銳地察覺到，在生產問題被曬鹽法和蒸汽機提水解決之后，鹽政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就是“物流問題”。

越遠，改革派改革的效果越難體現，也越容易出大問題。

江西伴隨著海外貿易，已經不算“遠”了。

那么江西不能做角逐場，應該選哪？

發完火后的皇帝，便點了林敏的名字，劈頭蓋臉先是一通輸出，然后問道：“卿既管兩淮鹽政，興國公大談墾荒，雖和鹽政相關但終非其本業。依卿所之見，這鹽政問題到底出在哪？”

林敏對本職工作還是熟悉的，但皇帝在問之前先對他進行了一番言語輸出，他也索性只能把大順的爛傷疤揭開，把事情說明白了。

江西鹽政問題，既然已經引出來了地方和中央的沖突，那么也不差他說的這些真相了。

“回陛下。江西鹽政崩潰，非在一時。”

“之前歷年，江西鹽政估算引額，約在25萬引。折每引350斤，則每年需鹽8000萬斤。”

“然而歷年江西的官鹽實銷，只在50上下浮動。最高年份，也只銷了55。”

“但實際上，江西百姓又不缺鹽。”

“江西一省，各處私鹽泛濫。”

“而私鹽最泛濫之處，在吉安府。”

“臣斗膽，以吉安府為例，說清楚江西鹽政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皇帝示意許可，確實，江西每年的鹽引實銷都在一半左右，早已經是個老大難問題。

林敏便用吉安府的例子，把這件事徹底講明白了。

原來，吉安府的鹽，是歸廣東的，吃的是廣東鹽。

明末大亂，還涉及個收復臺灣府的問題。

廣東、福建那些年始終是前線，拉鋸、海戰、登陸反登陸、劫掠反劫掠，大順打的又是保天下的旗號，既沒法勾搭荷蘭人，也沒法勾搭葡萄牙人。

戰亂，導致食鹽產量銳減。

廣東、福建的鹽產量銳減，又牽扯出新的問題。

比如吉安府，原本是廣東鹽區的，朝廷收稅得考評官員，考評官員肯定要涉及稅收。

涉及稅收，就得涉及官方督辦把鹽賣出去。

鹽業專營，專營意味著朝廷必須以行政力量，保證專營，即保證專營壟斷商人獲得利益，否則誰花錢繳稅買鹽引啊？

廣東、福建作為兩岸對峙前線，食鹽產量降低，這幾乎就是明晚期，兩淮鹽政“有引無鹽”的翻版，只是不同的表現形式。

現在的淮北鹽政改革，即便改革前的政策，也和之前不一樣。

而之前，閩、粵等地的鹽政，是商人到府、州、縣承包，然后拿到承包單據后，上面報總賬，按照承包額，再放引。

問題是廣東的鹽產量即便不降低，也還是缺鹽的。

為何？

因為這又關系到人頭稅、鹽稅問題。

人口越多，要繳納的稅越多。

要繳納的稅越多，地方官完成的難度就越大。

考評要是連稅收不都不考評，那還考評個屁？

隱匿人口在稅法改革之前，對地方官是有利的。

人頭稅倒是還好，也甭管是隱匿的就不收了，還是地方上做假賬、給朝廷賬目上的人頭稅交齊剩下的自己分了，那都無所謂。

關鍵是鹽。

隱匿的，只是賬本統計上的人頭。

可不在賬本統計上的人口，也是要吃鹽的。不是說不往賬本上統計，這個人就不用吃鹽了。

本來就因為戰爭前線的緣故，鹽產量降低了。現在又有大量的隱匿人口要吃鹽。

鹽商是腦子多抽抽，不去距離鹽產區更近的地方賣鹽，卻跑到吉安府賣鹽去？

再說，隱匿人口吃的鹽，必然導致官鹽的產量降低——得把很多鹽產量報成私鹽，隱匿人口只能吃私鹽。

吃官鹽朝廷就算再笨，也會感覺到不對，幾個人啊怎么吃這么多鹽？怎么，別的地方都是一人一年吃五斤鹽，這江西人是特殊材料做的，一年吃40斤鹽？

這就導致，引多、明面的鹽少。

吉安府的商人壓根不去買引。

商人不去買引，上面考評難道管得到商人？

上面自然是狂噴地方官：你們干什么吃的？鹽引都招不出去？你們這治理能力有問題啊，升官？升個屁！

而當時的兩淮鹽，因為是大明袁世振綱鹽法最早實行的地區，和廣東福建的老辦法又不一樣。

兩淮鹽的負責制，是這樣的：總承包商拿鹽引，銷售商買引。覺得那個市能賣100斤鹽，那就買100斤的引。地方官的責任，是這100斤交了稅的鹽，能賣出去。而那個市，按照人口算，其實能吃500斤鹽，但這就和地方官關系不是太大了。鹽稅只和承包商掛鉤。

而廣東鹽區的責任，是：你這地級市多少人？一人按五斤鹽算，你們市100個人，你需要在你們市賣500斤鹽。這500斤鹽，編號，你們地方官負責找商人來買引，買引之后，核算匯總，去鹽區排號拿鹽。鹽稅和地方官直接掛鉤。

戰爭前線、考評、隱匿人口導致缺鹽等等問題，加在一起，使得吉安府的地方官選擇了“用腳投票”。

廣東鹽區的政策，配上考評、和海峽對峙鹽業被影響的局面，就是個死局：

人口天天不增加，咋治理的啊？啥水平啊？人口都不增加，還想升官？擺明了是行政能力不合格啊。差評，別想著升官了。

人口增加，人口考評倒是上去了，那鹽引考評又掉下來了。咋整的啊，能賣500斤鹽，結果連100斤的引都賣不出去，你們這是咋處理地方和商人關系的？差評，別想著升官了。

而兩淮鹽的政策，恰恰是吉安府的地方官員喜歡的。

鹽稅，和地方無關了，是朝廷——兩淮鹽政使——總承包商——次級承包商的責任。

是否承包吉安府的鹽，那是兩淮鹽政使和總承包商、次級承包商的官司，你們玩去吧。

我們地方官只負責一件事：你們運進來100斤鹽，我保證你們這100斤鹽能賣出去；你們傻呵呵的運進來500斤鹽，等著破產吧，既然無奸不商，自然不會有商人運500斤鹽進來。

這責任，可就比以前“統計人口、計算鹽引、本地招商、繳納鹽稅”這一套小多了。

所以吉安府的地方官迅速達成了一致，上疏朝廷，用“廣東產鹽不足”為理由，要求歸兩淮鹽區管。

戶政府那邊討論了半天，同意了。

整個吉安府的官員，可謂是長松了一口氣。

這個辦法有沒有問題？

問題大了去了！

完全違背自然規律，吉安府是離廣東福建近？還是離著兩淮近？

日后必然是廣東鹽、福建鹽泛濫。

但，王八蛋才當幾十年的地方官呢。

當時的問題，當時解決了。

以后的事，和當時的地方官有什么關系？

于是吉安府在并入兩淮鹽區的那幾年，地方官的政績是蹭蹭蹭的暴漲。

各縣官員，果斷重拳出擊，打擊私鹽，順便還把這些年藏著的一部分人口給統計上去。

幾年之內，當地的地方官考評全是上等。

人口增加、鹽商銷售滿意，果然有能力，趕緊提拔！

等那段時間過去了，日后的麻煩也就來了。

兩淮鹽在吉安府，終究是干不過閩粵鹽的，嚴查走私也只能管一時，可管不了一世。

但，等著吉安府的官鹽銷售不暢、走私鹽暢銷徹底讓官鹽崩盤的時候。

當時吉安府的地方官早就不在吉安府了，該升官的升官了、該退休的退休了。

而朝廷這邊，抓責任都不好抓。

誰的責任？

對一心升官的地方官而言，我的責任，就是鹽商在兩淮承包了多少引，我負責把這些引賣出去。是鹽商不買吉安府的鹽引，那和我有啥關系？

對有良心的官員而言，這鹽鐵專營政策，本就是漢武遺毒，早該取締了，走私販子來販私鹽，開個口子就是了。

對總承包商來而言，自己手里捏著鹽引，直接和產鹽的溝通，搞點小手段賣點私鹽、提升鹽引承包價，就能掙錢，吉安府官鹽能不能賣出去，關自己屁事？隱匿了那么多人口，鹽還怕賣不出去？

對次級承包商來而言，這吉安府的官鹽不好賣，爺不去不就完事了？非得去啊？鹽稅是總承包商和朝廷對接，關我們屁事？真當我們小鹽商是為百姓服務的？非得賠本也把鹽賣到邊遠地區？

對老百姓來而言，官鹽那么貴，我得多忠于你們老李家，放著便宜的閩粵私鹽不吃，去吃兩淮官鹽？寧吃四十文一斤的官家鹽，不吃十四文錢一斤的私家鹽？況且吃得起嗎我？

林敏借著這個機會，直接把大順的這些爛傷疤揭開，意思也非常明確。

鹽政改革，不是個簡單的改革。

這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用不著大加驚詫。

鹽政改革，是要涉及到生產、承包、運輸、銷售、繳稅、考評、乃至于鹽區重新劃分的整體改革。

搞小淮北、甚至小淮海的鹽政改革，壓根就是修修補補中的低級修修補補。

既然都改到了這種程度了，就應該直接大改。

雖然都是修修補補，但手臂都快爛掉了，還琢磨著找揚州修腳師傅修灰指甲，這不扯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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