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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新秩序 第三十章 不懼一戰
得益于嚴格的宗法制度,上有兄長的孔端操便不用考慮繼承爵位引領家族繼續前進的問題,自小便被作為富貴閑人來培養。
因而,其人各方面的能力都趕兄長孔端友相差甚遠,也清楚自己這篇《孔子改制考》寫得很矬,有辱孔氏子孫之名,卻不得不發。
身處混亂的時局之中,絕大部分人都很難對天下大勢做出準確的判斷。
孔端友、孔端操兩兄弟雖然因出自孔氏長房而富貴,卻沒有過人之處,也是這“絕大部分人”中的一員。
不同的是,富貴閑人孔端操背負的責任極小,甚至可以為了家族的未來而毫無心理負擔地偷偷求見敵國的官員。
而其兄孔端友身為宗主和大宋朝廷冊封的衍圣公,卻背負著家族傳承千年的沉甸甸責任,不得不顧忌名聲。
在儒家異端學術主導的大同帝國即將發動對儒家正統支持的大宋王朝的滅國之戰的關鍵時刻,孔氏必須做點什么,才能對得起儒教信徒多年的香火供奉。
為了孔氏的千年富貴還能延續,孔端友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大同帝國冊封,毅然投身頹勢盡顯的大宋王朝,以自身的堅定行動堅決捍衛先祖之學的純潔。
不過,其人也沒有把事情做絕。
孔端友帶著幾個族人跑路,卻把胞弟孔端操和絕大部分族人留在了仙源縣,以等待大同帝國接收。
如此一來,孔氏一分為二,兩頭押寶,無論大同能不能滅掉大宋,儒家異端會不會取代正統,孔氏都能在這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而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孔氏第四十八代嫡孫孔端友放棄宗主地位,與腐朽的大宋王朝同生死。
這種情況下,自小作為富貴閑人培養的孔端操接過了家族傳承的重任。
等坐上了夢寐以求的宗主之位,孔端操才知道這份擔子有多重。
擺在其人面前的首要問題,并不是請求大同朝廷冊封自己為衍圣公。
大宋冊封的衍圣公孔端友才逃到臨安,其弟孔端操就如此做,實在過于急色,不符合儒家“尊尊親親”的宗法之儀。
更關鍵的問題是請求了也沒用,大同朝廷絕對不會答應此事。
大同帝國尚處于開拓期,還沒有到大封功臣的時候。
牛皋、武松、李逵、趙遹、宗澤等開國元勛都沒有享受公侯之封前,正乾皇帝絕不可能先封沒有尺寸之功的孔氏,哪怕他們是孔圣之后。
孔端操分析了大同帝國的規矩,認為抑制大族是大同的既定國策,孔氏在仙源縣的勢力已極,短期內得不到冊封不說,還有可能會被大同官府逼著分宗遷徙。
這些年來,南北易姓的大族何止百家,孔氏既然無功于大同,憑什么要求特殊?
孔氏子孫的身份么?
原本可能還有一點用,但孔端友派人私下了解大同的接收條件后又逃到臨安,等于是公開打徐澤的臉,孔氏不因此受到正乾皇帝的遷怒都要燒高香了。
想明白這一切后,孔端友不敢奢望衍圣公之封,只能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盡力保住孔氏在仙源縣的利益。
不過,這一“卑微”的想法也很難實現。
正乾皇帝雖然愿意接受孔氏的投效,還安排官員召見了孔端操,但自始至終,大同朝廷都沒有給孔氏任何承諾。
反倒是提了孔氏須建立本身地位相匹配功勞的要求,還暗示了一條“明路”——撰寫《孔子改制考》。
正是這條明“明路”讓衍圣公孔端友意識到正乾皇帝的險惡用心,立即帶著先祖的文化傳承倉惶出逃,而將家族血脈傳承的重任甩給了胞弟端操。
孔端操的見識和手段雖然不如孔端友,卻也不是蠢笨之人,同樣不敢走這條大傷家族根基的路。
要想保住孔氏在仙源縣的利益,還得另尋他途。
只是,沒等其人想明白應對之策,仙源縣便出了事。
大宋朝廷的對內防范無處不在,天子冊封孔氏嫡孫為衍圣公并兼理仙源縣事,將孔氏高高捧起的同時,也以各種手段進行牽制。
孔端友只抓大事,不理庶務,縣中日常瑣事盡由縣丞周憲主持。
在孔端友逃遁后,孔端操事實上接任了孔氏宗主之位,在族內有絕對的話語權,但只要沒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其人就只是一介草民,無權擅自處理縣中政務。
正常情況下,大宋朝廷也不會讓沒有爵位的孔端操掌管仙源縣。
最終如何安排,需等朝廷的明確安排。
禍患便出在仙源縣令孔端友逃跑,新的知縣又沒有赴任的權力空檔期。
由于縣令離奇失蹤,本就緊張的仙源縣城中謠言四起,縣丞周憲擔心有人趁機作亂,宣布將每日關閉城門的時間提前半個時辰,并實行宵禁。
此舉遭到了一部分在城外有產業的上戶激烈反對,并迅速發酵,最終演變為驅逐非仙源籍官吏的暴力行動。
孔氏就是仙源縣的天,若是沒有新宗主孔端操的點頭,此事不可能鬧得這么快。
實際上,這件事真不是孔端操主動挑起的,但他也由此事看到了化被動為主動的機會。
其人并沒有真想要驅逐周憲,因為這樣做對孔氏沒有半點好處。
孔端操的想法很簡單,即借鄉民鬧事向周憲施加壓力,以進一步加強孔氏對仙源縣的控制,等日后大同進軍襲慶府時也多一些籌碼。
其人的想法雖好,卻不知道人心最是難測,很多事一旦發動便會因為難測的人心而失去控制。
周憲雖然代表朝廷監視孔氏,卻不是什么膽大剛直的人物。
大宋冗官多不勝數,但想挑出膽大剛直者卻是極難,如此稀缺的人才放到哪里不好,怎么可能派到圣人故里來閑置?
從周憲的視角看到的是同宋之戰一觸即發,縣令孔端友消失不見,城中又爆發了針對自己的動亂,其人如何敢在這個時候與孔氏討價還價?
膽小的周憲甚至都沒有前往孔府核實情況,便趁著混亂化妝逃出了城。
待到孔端操反應過來時,周縣丞早就跑得沒影了。
第一次玩火就點著了自家房子,富家公子哥孔端操也失了分寸。
大同開年后就接連向大宋施壓,眾人皆知兩國之間的大戰已經不可避免,但畢竟還沒有正式開打,國內也沒有徹底動亂。
大宋依然擁有仙源縣的合法掌控權,若是周憲逃到瑕縣后,就以孔氏造反為由蠱惑知府徐處仁派兵圍攻仙源縣,事情可就鬧大了。
孔氏在仙源縣的勢力雖盛,卻是詩書傳家的斯文人,于造反一事真的很不專業。
大宋禁軍打不贏同軍,可打起普通的造反者卻是手到擒來。
不過,徐知府飽讀詩書,未必會聽周憲的一面之詞。
畢竟,一般的文官都很難下決心對圣人子孫動刀子,哪怕孔氏真有造反的嫌疑。
但時局嚴峻,衍圣公前腳才走,孔氏后腳就驅逐縣中官吏,不是造反也是造反。
背上了如此壞名聲,之前孔端友又何必為了家族做出這么大的犧牲?
當務之急是控制事態影響,想辦法消除誤會,絕不能讓圣人子孫背負造反暴徒的惡名。
問題是如何說服徐處仁?
肯定不能大咧咧派人去瑕縣,去了也說不清楚。
孔氏若沒有作亂的想法,之前為什么不出面制止民亂,又有誰有能力在孔氏的眼皮子底下掀起動亂?
這個答案并不難找。
孔端操最終接受了族中智者的建議,將責任推給了大同帝國。
反正大同共建會對襲慶府的滲透不是一天兩天了,以至于各縣的政令都難出縣城。
只有共建會有動機也有能力鼓動泥腿子趁機鬧事,也背得起這口鍋。
而徐知府為了官帽子,應該不敢在這個時候冒著引發兩國大戰的風險公然處置境內的共建會組織。
絕妙的點子,可惜遇到了人心惶惶的局面。
仙源縣共建會鬧事的消息傳到四十余里外的瑕縣,竟然變成了同軍從天而降,攻入仙源縣的恐怖謠言。
更絕的是,襲慶府守軍偏偏信了這謠言。
不僅深信,還被嚇得直接撒丫子逃跑。
大宋王朝就這樣兒戲般地丟了襲慶府,罪魁禍首孔氏也徹底失去了向大宋朝廷洗清身上污名的機會。
更慘的是,陳達奉命率軍進入攻入瑕縣后,就迅速接管襲慶府六縣一監,卻拒絕接受孔端操的獻表。
原因很簡單,孔端操既不是代表儒家圣人子孫的衍圣公,也不是大宋正式任命的仙源縣令,更沒有據城與同軍一戰的實力和膽量。
其人的身份如此尷尬,有什么資格向大同帝國獻表?
獻什么表?
孔端友、孔端操兩兄弟的接連神奇操作,使得仙源孔氏不僅在大宋王朝掛上了亂臣賊子的惡名,也失去了與大同帝國講價的資本。
而隨著同軍入駐襲慶府的,還有大批基層行政人員。
其中,宗法最為嚴密的孔圣人故里仙源縣又受到了重點照顧。
直到此時,孔端操總算真正知道了“正宗的共建會”與滲透他國的生產互助組織共建會是兩個不同的形態。
大同帝國深入基層的社會治理體系注定會與世家大族的利益相沖突,最終必然有一方要做出讓步,或者被讓步。
孔端操已經不敢再奢望大同朝廷的衍圣公爵位了,其人就算再駑鈍,也知道只待大同帝國完成了對仙源縣的掌控,孔氏將再沒有機會維持往日的富貴。
甚至,還有可能因為千年來的族內利益分配不均而引來禍端。
其人沒有膽量發動族人對抗大同帝國對仙源縣的改造,只能破罐子破摔,在被自己已經玩臭了的孔氏子孫身份上繼續做文章。
于是,孔端操重新拾起了之前自己丟掉的《孔子改制考》,借此闡述孔氏對大同的無限忠誠,希望能夠直達天聽,以求正乾皇帝拉孔氏一馬。
《孔子改制考》一經發表,便在同宋兩國掀起軒然大波。
該文的內容荒誕無比混淆是非倒在其次,撰文者乃是享受孔子福澤千年的嫡脈子孫,吃祖宗的飯卻砸祖宗的鍋,才真是厚顏無恥突破下限。
很快,襲慶府動亂的“真相”也被大宋朝廷逐步挖掘出來。
孔氏享受了大宋王朝百多年的禮遇,卻在關鍵時刻背反朝廷,如此無法無天忘恩負義之徒,難怪會做出此等數典忘祖的丑事。
大宋朝廷將孔氏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并不是孔氏為大宋的創立與穩定做出了多大貢獻,而是文官治國以文馭武的政治需要。
時人汪洙《神童詩》中有名句“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生動闡釋了讀書人的高貴與光明前途。
圣人孔子思想培養出來的文官就是高人一等,血脈純正的孔圣子孫也應該高人一等,這就是大宋王朝不容質疑的政治正確。
所以,就算孔端操丟盡了儒家的臉面,大宋朝廷也不能將孔氏打倒而打自己的臉。
于是,衍圣公孔端友毅然拋家棄族,與趙氏共存亡的忠肝義膽便在大宋朝廷刻意宣傳下,與孔端操的無恥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此證明圣人子孫還是知禮守義的,忘祖投敵的只是一小撮缺乏教養的不肖子孫。
盡管這一部分人在數量占絕大多數,卻沒有資格代表孔氏,能代表孔氏的,只能是承襲了衍圣公爵位的孔端友。
為了增加說服力,大宋朝廷還公布了一則神話
衍圣公孔端友負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夜泊汝水,奉像舟覆浪中,有三神人逆流而上,得之江濱。公焚香禱謝,煙篆“魯阜山神”四字。
以此盡力遮掩孔端操一系列愚蠢行為對孔氏、對儒家形象造成的惡劣影響。
至于孔端友身為孔氏當代宗主,卻不能以儒學和宗法管教好自己的胞弟,則被大宋朝廷選擇性地忽視了。
國家的宣傳機器本身就有鮮明的政治屬性,一切宣傳都是為了政治需要。
兩國相爭的戰場上,真刀真槍的較量大宋武夫確實不敵同軍,但在更有底蘊的文化戰上,大宋文官士大夫們不懼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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