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血債必須血償

水滸新秩序 第八章 血債必須血償

富弼是與韓琦并稱于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兩盟遼國的特殊功績，早年還與范仲淹、韓琦等人共同主持過慶歷新政。

但其人晚年卻由新轉舊，極力反對神宗皇帝主導的熙豐變法，臨終前都不忘上書神宗皇帝割地于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舊黨的旗幟人物之一。

紹圣三年，執政的新黨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蠱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廟庭的資格。

趙佶登基并啟用蔡京為相，一直打著繼承其父神宗皇帝遺志以繼續變法的旗幟。

毫無疑問，即便富弼已經過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須打倒的政治敵人。

現在，天子卻突然下詔錄用富弼的子孫。

很明顯，這并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釋放強烈信號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進一步放開黨禁的限制，逐步允許“元祐黨人”參政，大宋將再度回到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時代了！

不過，當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余年來，利用黨爭將朝中臣子換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權的魯國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于股掌之間。

由此，導致大宋臣子們對皇帝心生戒懼。

趙佶要想贏得臣子們的迎合，并最終形成決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動和時間來證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這一點，這之后便動作不斷。

先是下詔，命各路、州監司和守臣向朝廷舉薦賢才，勿使野有遺賢。

緊接著前往方澤，繼續發揮自己的特殊專長，主持盛大的祭地儀式，召請天地神靈庇佑大宋國運萬載。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選在方澤祭地。

此舉不僅僅是為了制造神跡鼓舞民心，重頭戲在祭地儀式后的封賞。

些許錢財和冷豬頭肉之類的賞賜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點的臣子都不太在意這個，但天子下詔恩蔭官員子弟五百余人，絕對誠意十足。

一番利益輸送下來，大宋的臣子們終于看到了官家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并積極做出了正面回應。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國公王黼率眾臣敬上尊號為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雖然以自身功德淺薄為由婉拒了臣子們的好意，但經此事后，朝堂上下明顯和諧了不少

就在東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時艱的戲碼時，河東路宣撫使王安中卻不合時宜地送來急奏，驚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強盛國運的白日夢。

數日前，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移文大宋河東路宣撫使司，質疑大宋沒有嚴格履行兩國關于歸來人的協議，要求河東路宣撫使司打開邊境通道，放同軍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費苦心才安定下來的開封人心再度大亂。

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只是地方機構，沒有外交權力，正常情況下，大宋完全可以對這個無理要求不予理會。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張叔夜絕對沒膽子擅啟邊釁，這件事背后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于這樣做的目的？

可能，也許，應該是防止大宋朝廷過度反應，引發兩國全面戰爭吧？

盡管大宋朝廷現下既沒有膽子，更沒有實力與同軍全面對抗，其實更怕大同與本國全面開戰。

但現在顯然不是糾結大同為什么要這么做的時候。

以正乾皇帝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后手的習慣，大宋此時就不該想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而是集中精力應對接下來的危機。

實話說，這一次大宋朝廷真的被冤枉了。

當初，將門主導的太原府救援戰大敗，大宋就立即與大同簽署了割讓汾州以北土地的協議，其中便包含原遼籍歸來人問題的處理。

根據兩國訂立的協議，大宋要公開懲治擅自招誘、殘害大同百姓的官員，相關結果須以國書形式報給大同，并負責找回仍然流落河東路南部各府州的大同百姓。

協議簽署后，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書左丞王安中為慶遠軍節度使、河東路宣撫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導河東路各州府認真履行兩國協議。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鍋，其人走馬上任后，不敢有絲毫懈怠，立即深入州縣，親自督導歸來人之事，不可謂不賣力。

但以趙宋人浮于事的官場惡習和官紳勾結的現實，上面的相公老爺抓得再緊，下面具體辦事的官吏也有的是辦法做表面文章。

結果，王安中腿都跑細了，親自督辦了月余時間，除了清出幾個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財和不會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無所獲。

這樣的結果也就勉強糊弄得過且過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這樣報給大同朝廷，你說正乾皇帝會滿意，還是不滿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軍的行動卻極其迅速。

太原府之戰后僅僅月余時間，同軍就逼降府州折氏穩定了后方，轉而陳兵邊境，隨時都能再次發動戰爭拿下整個河東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這個時候還沒能處理好因兵敗而造成的人心浮動，最需要的就是時間整頓內部，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給大同開戰的借口。

收到河東宣撫使司急報，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內連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務必要辦好歸來人之事，萬不可給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天子就差挑明了說河東路的安穩直接決定大宋的國運，王宣撫若是完不成朝廷交辦的任務，就是致大宋于萬劫不復之地的歷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幾個之前應對同軍南侵時最積極主動下令屠殺歸來人的文武官員，作為“殘害大同百姓的官員”上奏朝廷。

顯而易見，此舉不僅起不到整治官場風氣的作用，還會寒了忠臣義士之心。

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卻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賣，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還有誰敢為這樣的朝廷賣命？

但大宋別無選擇，明知飲鴆止渴，也得先解決了燃眉之急再說。

關鍵時刻，老邁的公相魯國公蔡京站了出來，說出了宰執們的心聲：真要殺人也只能殺武將，絕不能殺文官。

當年神宗皇帝面對的棘手問題，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遠勝其父，諸宰執的威望和氣節又遠遠比不了蔡確、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堅持文武都要殺，眾宰執也不敢硬頂。

有頭腦聰明的臣子獻了一條兩全之計：找幾個死囚，砍掉他們的腦袋，用來冒充這些犯事官員的首級交給大同應付差事。

待風聲過去，再將這些官員遷往他處任職。

如此一來，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這條建議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認可，可太傅王黼卻提出反對意見：

大同治下頗多大宋的降官，張叔夜、張孝純、王稟、折可求、郭仲恂、賀權等人皆熟悉河東路的情況，以死囚的腦袋替代官員首級絕對瞞不住大同朝廷。

此計一旦被識破，諸位可做好了接受正乾皇帝怒火的準備？

王黼一句話便將眾臣問啞了火，再沒人敢耍小心思。

確定必須殺人才能息兵后，教主道君皇帝只能再派專使入河東路。

很快，相關涉事文官因“自殺”而逃過了刑戮加身，而幾個武臣則被明正典刑。

將這些首級交給大同查驗之后，大宋總算換來了友邦的寬容。

但經歷此事后，河東路文武卻徹底寒了心。

這些人開始對朝廷的詔令陽奉陰違，并爭相私通大同，還自發地將河東路宣撫使王安中給架了起來。

王宣撫也不是瞎子，其人見屬僚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對勁，自知再待下去極有可能會有性命之危，只能接連向朝廷上奏，反映河東路的嚴峻形勢，以求早日脫身。

但大宋還沒有做好再次面對大同的準備，教主道君皇帝不敢這么早就放棄河東，也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接替王安中，只能就這么干耗著。

這一等，便等來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的公文。

隨公文送達的，還有一份厚達一千多頁的附件，密密麻麻地記載著遺落宋境的歸來人原籍、社會關系、最終去向、相關見證人等信息。

很明顯，大同這一次有備而來，如果不能給他們滿意的答復，后果將非常嚴重。

但問題的關鍵是河東路招誘南下的遼人陸陸續續早超過了十萬之巨，除了極少數主家花了錢不愿放走的婢女還可以查證外，其余人根本無從查起。

因為，大宋在這場招徠流民的運動中，從頭至尾就是一筆糊涂賬。

就算最負責任的州縣官員也只登記了進出轄區歸來人的大概數量而已，至于這些人的具體信息，來自哪里又去向何處，有沒有人多次入境等等，根本就沒人關心。

而且，就算當初登記了所有歸來人的信息也沒用。

最初臨陣倒戈的代、忻等州歸來人自不必說，其余大部分死在了各地有組織的報復性屠殺中，或者因各種原因失蹤，被當地官員遣送離境的還不到兩成。

初步估計，前前后后死于凍餓、沖突和屠殺，以及其他各種意外失蹤的歸來人至少有五萬人。

實話說，死在河東路的歸來人雖多，但這個數據一點都不嚇人。

在這個時代，在波及數路的大規模災荒戰亂面前，分散在幾十個州縣中的數萬人口死于非命這件事，真算不了啥。

須知道，就在七年前的政和七年，黃河決堤，造成河北路河間府、永靜軍、滄州、清州、霸州、莫州、信安軍等府軍遭受洪水摧殘，百姓死傷無數。

但這次嚴重的大洪災，大宋的史官也只是以“民死者百余萬”一筆帶過。

而河東路這些失去故國的流民更沒有“人權”，正常情況下，就算死絕了，史官連一筆帶過的筆墨都不會浪費，也沒人真正關心這些消失的人命。

但當標榜“受命于民，即承護民之責，凡肆意欺凌大同百姓者，必承受大同朝廷之怒火，雖遠必誅”的大同帝國介入此事后，就沒人敢再無視這些血淋淋的數據。

大同移交的這份公文附件，足足有二十六卷，共計一千四百八十三頁的，上面密密麻麻記錄的不是已經故去的人名，而是必須償還的血債！

數萬無辜百姓慘死異國他鄉的血債，絕不是大宋隨便殺死幾個中低階文武官員就能糊弄過去的惡性外交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收到王安中快馬傳遞的急奏，就知道自己的大麻煩來了。

大同限定了半個月內給出明確答復，去掉消息來回耽誤的時間，大宋君臣數次廷議都沒能拿出一個靠譜的辦法。

扯皮了好幾天時間，趙佶和幾個重臣僅僅形成了三點共識：

其一，自徐澤造反后，大宋禁軍接連遭受重創又反復重建，將士們面對同軍已經有了心理陰影。

太原府救援戰失敗后，懲治將門造成的震蕩尚未完全過去。

朝廷此時若要與大同開戰，湊齊指揮作戰的各級將帥都難，還怎么打？

其二，河東路人心已失，根本守不住，大宋現在就算有雄兵百萬，也不能繼續投入河東這個大泥沼里；

毫無疑問，放棄河東路就是割肉飼虎，還是喂大同這頭永遠都吃不飽的猛虎。

但敵人的刀都已經架在了脖子上，哪里還顧得了其他？

割就割了，緩一日是一日，先對付了眼前的危機再說。

其三，大宋還不能遷都，同軍雖然咄咄逼人，但實際上從來就沒有打到東京城下過，歷朝歷代，豈有敵人未圍城而遷都的先例？

若是這種情況下主動遷都，面對得到了河東路的同軍，朝廷憑什么說服戰斗力最強的西軍繼續抵抗侵略？

很明顯，第三條就是針對再次提出遷都之議的教主道君皇帝。

即使南陽府防御體系已經基本建成，可事到臨頭，大部分利益與東京城捆綁在一起的臣子們仍不想就這樣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