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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新秩序 第一百四十八章 兩場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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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徐澤統帥大軍回到諸城時,京東東路的動蕩已經徹底平息。
除了極少數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紳找到社首,狀告長史宗澤擅權致治下民亂、李逵擅殺滅多家大戶滿門外,其余人都明智的選擇了閉口不言。
這些告狀者并非都是惡意的“反面派”,因個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異。
或是因為利益相關,不得不跳出來,不能不跳出來,不敢不跳出來;
或是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澤的注意,好在欣欣向榮的同舟社中博取一個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憂國憂民,真的為了同舟社的長治久安建言。
對所有狀告,徐都選擇了“留中不發”。
同舟社尚未建國,徐澤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轄范圍內,他已經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動作都會被很多人深入解讀。
“留中不發”并不是對此事不管不顧,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態度,懂的人自然懂。
經歷此次大亂之后,京東社會氛圍也沒有平亂之前那么“和諧”了。
一些底層百姓變得更激進,而沒有參與叛亂的大部分豪族大戶則變得更謹慎。
這一點很正常,徐澤也早有預料。
潛藏在平靜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時才會再爆發,或是在潛藏中被消滅,就看他的手段了。
詳細了解各地叛亂始末,并處理完這段時日積壓的政務后,徐澤就離開了諸城。
到各地檢查隨大軍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狀況,順便考察各地的共建會建設和稅改落實情況,同行的演出隊也帶來了新排練的節目。
社首仿佛根本不在意大戶叛亂和平亂之事,自始至終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沒有意見本身就是意見。
檢查的途中,徐澤陸續頒布了三條“社首令”:
其一,“處罰令”。
京東東路規模龐大的抗稅叛亂,也有不少官吏牽涉其中。
有些與大戶利益相連,或是大戶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亂的大戶牽連;
有些則是看不清形勢,兩頭押寶,為大戶通風報信,奔走呼號;
有些“心懷忠義”,不忘舊主,身在徐營心在趙……
不教而誅是為虐,徐澤雖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卻一直很講“規矩”。
打天下的關鍵時刻,徐澤不惜利用戰略欺騙也要爭取時間,舉辦官吏輪訓、組織巡視巡察,改革考績目標等等,以整頓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這種情況下,還有人看不清形勢,逆潮流而動,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牽涉叛亂的官吏,無論文武,皆由法曹和監曹依據相關法度處罰。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沒有“不殺士大夫”的“好傳統”。
不想妄丟前程和性命,就要積極適應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則,活在新世界,還想延續老傳統,談都別談!
其二,“減稅令”。
在趙宋高額的稅收基礎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稅削減三成,以后還要逐步論證削減相應的錢、役、獻、捐等不合理稅種。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戶到大地主在內的所有階層,以占據道義制高點,為的還是進一步強力推進梯級稅制。
減稅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藏富于民”,歷史上所有執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終富了的都是極少數人。
而財富過度集中,官府通過稅收得到的財富越來越少,沒辦法實現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王朝便會逐漸走向死亡。
“減稅”的最終目的恰恰是通過減掉不合理的朝廷實際也收不到手苛捐雜稅,為中下層百姓增收,擴大內部消費市場,增加工作崗位和稅種,增強社會經濟活力創造條件,從而做大經濟總量,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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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稅基點。
而對各行業龍頭和掌握社會財富的上層,則要通過梯級稅制收取更多賦稅,并限制其發展。
以此,雙管齊下,不斷增加政府總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資源的政府,才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社會再分配中,從而達到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目的。
財富只會追逐更多的財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來的富豪們“自覺投身公益事業”,或許某些個體可能做得到,但就整個富豪階層來說,絕不可能。
稅收和再分配是延續王朝命脈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絕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對于農稅“一刀切”的總體減三成,工商層面的稅種和稅率調整就要復雜得多,但總體上也降了大約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會財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舊體制下,百姓有錢后,除了購買土地擴大生產外,基本沒有更好更穩定的盈利興家手段了。
社會各階層有了錢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錢,有錢再買地,以此循環,成了死結。
打破這種死循環,不能野蠻的殺殺殺,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話,掌握大量閑置資金的豪族大戶出于種種顧慮,也會不斷挖地窖藏錢。
哪怕同舟社有銀行,還給利息,但你總不能強制別人都存錢吧?
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會急劇衰退,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重視工商,引導社會財富投向多元化,當然不能只體現在在減稅這種低層次上。
相應的政策配套,管理和服務機構建設,以及擴大工商者正當的社會權益(比如逐步廢除對工商階層在衣食住行等禮制上的歧視性政策)等等。
但這些政策,徐澤沒有打算一步到位,甚至很多權益也不會主動放出。
他不喜歡無緣無故的給予,同舟社的政策肯定有“階級”偏向,但不管哪個社會階層,自己的權益都要自己去爭取,前提是在同舟社的規則之下。
違者,祝朝奉、李應兩家的下場便是榜樣!
這是一場事關政權根基的大戰,徐澤表面云淡風輕,實際卻是絲毫也不敢放松。
盡管相對于趙宋政權來說,同舟社的根基已經非常牢固了,但相對于開創前人未有之局面的徐澤來說,這個根基還遠遠不夠。
而在兩浙路,另一場大戰也已經開始。
少了徐澤這個不斷搞事的大反賊如山般的壓力,輕裝上陣的朝廷大軍終于在可以展開對賊軍的大規模清剿。
童貫到達杭州,指揮朝廷大軍同時展開對歙州、睦州、婺州三個方向賊軍的進攻。
趙宋朝廷為了“協助”京東兵馬平亂,精心抽調各地精兵強將。
天子命童貫為并、淮、荊、浙諸路宣撫制置使,譚稹副之;
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稟為統制;
鄜延路總管馬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都統諸路兵馬;
其中,楊惟忠、辛興宗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世可、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鄜延兵,馬公直領秦鳳兵,翼統領河東兵;
加上京畿禁軍、東南第一將與第七將等江南兵馬,總兵力近二十萬,可謂精兵強將云集。
為確保萬無一失,童貫明確宣、池、饒、信、建、溫、臺、越等州兵馬八萬外圍封控,防止賊軍走脫。
主攻方向睦州置兵力四萬人,還包括同軍二師牛皋部;
歙州、婺州為偏師,各兩萬人;
宣撫制置使童貫親率四萬兵馬為機動兵力,隨時準備增援。
各部預置到位后,同時發起進攻,務必要一舉蕩平賊軍以絕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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