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三章辯論進行時

統計大明 第一千零三章辯論進行時

大明工業部部長徐振剛站起來拱手：“陛下，給位同僚，我認為過分激進的追求鋼鐵產量對于國家是沒有益處的。

尤其是在皇明鋼鐵已經有擴產計劃之后，內閣繼續投資建造鋼鐵中心，這是不明智的。

第一就是重復建設對資源的浪費，皇明鋼鐵建造了四大煤鐵中心，八個核心鋼鐵城市，基本上囊括了百姓對于鋼鐵的需求，內閣投資鋼鐵產業明顯是重復建設。

第二就是技術劣勢難以追趕，皇明鋼鐵在技術上，科技上，乃至整個體系的聯動上都是不可挑戰的龐然大物，發明了十多種鋼材和八種以上的鐵。

而內閣若是投資鋼鐵廠，這些都要從頭研究，你在進步，皇明鋼鐵也在進步，而且皇明鋼鐵的體量更大，技術人員更多，進步的更快。

第三就是與民爭利，內閣既沒有技術，也沒有基礎，建造鋼鐵廠只能跟民間鋼鐵廠爭奪市場，不能像皇明鋼鐵那樣依靠新發明爭奪新市場，這無疑是與民爭利的惡政。”

徐振剛是在賭，他下不下臺最后還是皇上說了算，所以他從這個角度切入，就是想獲得陛下的好感，反正要是他繼續執掌工業部，那么內閣絕對不會插手生意上的事情，至少他們工業部不會插手。

徐振剛坐下之后，負責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計劃的王明芳站了起來：“陛下，各位同僚，我的觀點跟徐相的正好相反。

工業部引領大明工業的發展，要具有前瞻性，工業部投資鋼鐵工業不僅不會與民爭利，也不會跟陛下爭利。

首先第一條，工業部投資怎么可能盲目投資？自然是急百姓之所急想朝廷之所想的投資。

民間資本聞利則蜂擁而至，遇到難題就一哄而散，大明并不是只有四大煤鐵工業中心和八大鋼鐵城市附近的市場有鋼鐵需求。

大明幅員遼闊，缺少鋼鐵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川蜀，例如西北，例如蒙古，例如北海北疆，還有南洋、南大陸、新大陸、非洲等等這些地方都有鋼鐵需求。

但是民間資本只愿意投資例如川蜀這樣有人口，有市場，交通配套成熟的地區和南洋等等運輸方便的地方。

像西北、蒙古、北海、南大陸、新大陸、非洲這些地方確鮮有人投資辦廠。

而皇明鋼鐵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發展四大煤鐵中心和八大鋼鐵城市上，并沒更多的精力去關注這些小的市場。

內閣就是要填補這些空白，完善大明的工業布局，這些地方連鋼鐵廠都沒有和談與民爭利，這些地方皇明鋼鐵照顧不到又怎么會損害皇明鋼鐵的利益？

再說科技優勢，陛下早就已經把粗鋼配方授權給各民間大廠，這證明陛下心胸是開闊的，是站在整個大明的利益整體考量。

所以各鋼鐵廠擁有了自己的煉鋼技術之后，也進行了各種有益嘗試，民間并不是一無所有，不少鋼鐵廠也研制出了不少優秀的配方。

內閣需要的不是大而全，初期只需要小而精的精通一種或者幾種鋼材工藝，這個可以通過聯合研發，可以通過購買，甚至可以尋求皇明鋼鐵的支持等等辦法來獲得技術。

只要能養活自己，自然就能慢慢發展壯大，然后把更多的利潤投入研發，皇明鋼鐵引領大明未來，內閣補充這些市場缺口的同時還能鼓動百姓往需要的地方投資豈不是一舉多得。”

大明四大煤鐵工業中心分別是京津工業區、松南杭長江工業區、珠江灣紅河灣雙灣工業區、大孟加拉灣工業區。

而八大鋼鐵城分別是永平、邯鄲、萊蕪、鞍山、馬鞍山、佛山、紅河、孟西八個，八分城市，五個位于四大工業區，剩下的邯鄲和萊蕪因為開發早，鞍山則是因為儲量大。

皇明鋼鐵目前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這些地方，而其余地方則開放給民營經營。

但是像西北等地方，要路沒路，要人沒人，他們確實不敢盲目投資，皇明鋼鐵又覺得開發這些地方投入和回報比例還不如在四個工業中心繼續建爐子高。

實際上朱慈烺并不反對內閣參與商業競爭，也確實跟王明芳說的一樣，內閣能填補朱慈烺想要搞確沒有精力搞的地方。

例如包頭這個地方，后世的包鋼可是重要的特種鋼生產基地，普通鋼材產量也很大。

關鍵是以后鐵路從這里往北之后，包頭的鋼鐵能就近支援整個蒙古和北海地區，往北更是能直達北疆城。

這一塊現在看著無力可圖正是因為交通問題，民間資本肯定想著等路修通在搞。

只有內閣或者皇明鋼鐵這樣的龐大資本集團才能不計較一時得失，在那里扎根打基礎。

還有西北也是一樣，輪臺城和哈密城附近都發現了煤鐵礦，一樣是短期收益不高民間不愿意投資。

其實西北地區明眼人都能看出來，以后大明往中亞這里一定會大發展，戰爭一定需要大量鋼鐵，但是民間資本怎么敢保證十年之后戰爭開啟朝廷一定會從他們手里買鋼鐵？

誰又敢肯定十年之后一定會開戰？就算開戰就一定從這里開始？

但是這些對于內閣來說都不是事情，首先皇明商號的采購內閣可以談，就算軍部不用，西北地區那么大的地方，以后進軍中亞，內閣總需要投資吧，有鋼鐵需求先從自己廠里買那是肯定的。

而十年時間民間資本不愿意進行那么長周期的投資，內閣確無所謂，內閣等的起。

其實這一切計劃就是在朱慈烺授意之下制定的，朱慈烺怎么會反對？徐振剛的算盤顯然是打錯了。

朱慈烺還希望內閣的鋼鐵廠能像一條鯰魚，攪動皇明鋼鐵一家獨大的局面，壟斷既代表著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代表著體制變得臃腫官僚化，主觀能動性下降，創新性減緩。

而內閣這些年改革之后，已經開始適應了量入為出的預算模式，以后內閣的錢越來越多，自然不止搞一些行政事物，投資一些項目，讓錢生錢，同時還能降低執政成本豈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