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司馬之心

勒胡馬 第六章、大司馬之心

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歷法，虞喜卻以此事并非行臺所可擅為來推拒，對此，裴該笑笑說：“行臺自無修歷之權，但國家并不禁私人制歷啊。倘若卿能修訂舊歷，甚至于更制新歷，于關中指導農時，試之可用，我自然會奏明天子，用卿之歷。”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晉肇基之時，并未明改正朔……”

所謂“正朔”就是“正統”的意思，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據儒家的研究其實是附會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換言之，就是重訂歷法。

據說，夏朝用夏歷，建寅也就是說以一月為正月，作為一年的開端；商朝用殷歷，建丑以十二月作為歲首；周朝用周歷，建子以十一月作為歲首。

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這估計是戰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被儒家吸納后所得出的結果，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實為秦朝。秦用顓頊歷，建亥，即以十月作為歲首，名為端月（避始皇帝政諱）。

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或者搞了，但其事未傳于世一直到漢朝統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據儒生們所請，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歷法人才，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歷。

相關理論，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逮董仲舒終于基本圓滿，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才新制《太初歷》，頒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換代，就該王莽登場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邊兒又有一個學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當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漢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沒有新制歷法，史無所載。

根據董仲舒的說法，古來正朔分黑、白、赤三統，于歷則對應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國祚不長。只是不用一月當歲首，怎么著也感覺怪怪的，是以中國自東漢復辟以降，大多數時間還是用的建寅歷代歷法，直到今天的農歷，也才會被統稱為“夏歷”。

故此曹魏漢后，仍然沿用東漢《四分歷》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登基后，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于是在與群臣反復磋商過后，便即放棄《四分歷》，正式頒行《景初歷》主要是《四分歷》運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來越大，已經影響到了農時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為正月。

還是那話，不以一月為歲首，實在麻煩，所以沒過幾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經過這么一番折騰，學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比如王肅就主張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且夏代以前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顓頊啊、堯舜啊之類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傾向于王學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該今日欲命虞喜制歷，隨口就說了：“我晉肇基之時，并未明改正朔。”本來不過拿改正朔之說來給自己編造理由罷了，然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虞喜是聰明人，聰明人就難免腦補。在他想來，原來大司馬是這個意思……晉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災多難，還差點兒就斷了根兒，可見正朔當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謂改正朔乃權宜之計，最正統的還應該建寅云云，這是王肅的主張，而聽說大司馬在關中重用董景道，比較傾向于鄭學……他這是打算通過改正朔來徹底打垮王學嗎？

以裴大司馬如今的權柄，他一旦站出來說王肅所言不對，咱們就應當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會站出來堅決表示反對的尤其是國家幾至傾覆，倘若把這責任推到已死的王肅身上，是他妄揣經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無謀，那多簡單方便、喜聞樂見啊則我新制的歷法不就能夠頒行天下了么？“歲差”之說就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秘藏，而將成為學者們的通論啊！

想到這里，當即俯首，說：“倘若關中實無可修歷法之人，喜愿領受大司馬之命。”

裴該終于說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實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歷法，也在兩可之間終究《景初歷》用了還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估計起碼還能再順利運行個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見到一名科學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資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晉朝對于天文歷法的研究，職在太史，隸屬于九卿之一的太常，關中行臺卻沒有相對應的機構，也不方便新造一個機構來負責修歷。于是裴該便命郭璞行文長史裴嶷，打算暫時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給他調撥資金、安排助手，鉆研天象和歷法。

這純屬一拍腦袋，臨時想出來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當即通過了。不過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來，大司馬竟然想要更改歷法……則其心不問可知也！

荀崧忙著準備貓兒和楊清的婚事，而裴該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斷后之功，晉升楊清為上尉，命其接替陳安，為樞部掾郭默之副。荀崧還覺得不夠，乃通過朝中舊吏請尚書制詔，拜楊清為揚威將軍。

眼看婚期將屆，突然間劉隗跑到長安來了。

劉大連原本計劃先去洛陽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著司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罷免自己和刁協職司的書狀，所行堂皇正大，估計這狀未必能夠告得贏……尤其他過江后先逃去開陽，依附徐州刺史卞，卞望之分析過后，也覺得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劉隗即請卞派人護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長安，好來向裴該哭訴。

裴該聽說劉隗到了，當即召見，然后也不顧劉大連跪在面前哭天抹淚，他就先斥責道：“大連，汝等行事，太過操切，豈有手無尺兵，而欲奪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禍，實屬咎由自取！”

劉隗急忙辯解道：“大司馬在長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門日益坐大，丹陽大王政令幾乎難出建康王府。且北僑南貉，肆意奪占田土，逼良為奴，建康幾無可用之兵，府庫亦空可羅雀，實在到了不下猛藥，則痼疾難瘳的地步了！

“當此之際，晚一日釋僮，則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將來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難以于江南施政，國家名雖全而實兩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風險，施此善政，以為朝廷收攏民心，整理田地、戶口，安收賦稅。倘若今日不為此事，或許將來大司馬只有發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該聽劉大連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關注的，只要你們別來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賊，一統中原之后，自可騰出手來，處理江南的問題。但如劉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勢日益兇險，就怕熬不到自己這慢郎中趕到府上，便要咽氣……難道自己將來只能如其所言，調兵渡江南下，殺得人頭滾滾，才能解決問題么？終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聽劉隗又說：“刁玄亮確乎操切，乃奏請于六州之內，遍行釋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將他勸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陽國內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釋僮客、奴婢數萬之眾，于其中選兵，五六千卒須臾可得。

“且丹陽國內，豪族并不多，也就紀（瞻）、薛（兼）等三五家罷了，名望雖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僑人于國中所置產業，于其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更加丹陽大王坐鎮建康，則于國內釋僮，阻力或許不大……

“乃自丹陽始，先釋僮而得兵，并增賦稅，則于明歲可望推行至吳郡、吳興國等處。如此徐徐進取，有望成功……誰想政令尚未下于吳興，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該輕輕搖頭：“卿等既然殺雞，則猴豈有不駭之理啊？”頓了一頓，又說：“且我以為，此必王處仲惡卿等執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機會，命沈充煽動周札，為其兵入建康創造機會！”

劉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復籌思，亦已明此……誰能想到王處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挾丹陽大王！”

裴該苦笑道：“卿等竟不識人間險惡，而仍以為王處仲是茂弘一般溫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損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產業的十之一二，彼也絕不肯與卿等善罷甘休！卿等誤矣，本當敷衍、羈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釋南人之僮客，則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驟起叛心，王處仲未必能為其奧援……”

劉隗無言可對，只是叩首道：“大司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確乎不謹，乃至于連累了丹陽大王，且愧對于大司馬所托……唯望大司馬懲處王處仲，解丹陽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該搖搖頭：“大連，卿亦當知，此非其時也。國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懲瑯琊王氏？且此番王處仲有丹陽王調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無從責難……”眼瞧劉隗眼淚鼻涕一大把，怪可憐的，便又婉言勸慰道：“不過，卿且放心，只待平滅羯賊，朝廷自會梳理江南之政，異日必為卿與刁玄亮平反。”

劉隗連聲道謝。裴該就問了：“則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劉隗道：“本欲前往洛陽，向朝廷申訴，但正如大司馬所言，非其時也。我只能暫且棲身長安，留此殘身，以待將來為刁玄亮復仇……還望大司馬垂憐、收錄。”

其實裴該原本對劉隗并沒有太好的印象，因為在歷史上，司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識人不明，先用刁、劉，后用庾亮，兩次想搞中央集權都失敗了，導致東晉就此徹底淪落為主弱臣強、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劉寄奴跳出來殺得人頭滾滾……他此前支持劉隗，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削弱瑯琊王氏的權柄，最好江左政權兩派內斗不休，那就不會再來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對于劉隗，純是利用。但今日聽對方所言，倒還并非刁協那般志大才疏，卻又剛愎躁進之徒，胸中頗有丘壑。實話說這次失敗，純粹是被刁協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實力甚雄，憑幾個書生之力，確實難以撼動啊。

既然如此，則劉隗貌似還算有用起碼有過執政地方的經驗，比自己從關西新召上來一些無名士人要強得多了。于是好言撫慰，即將劉隗留在身邊，并且嘗試如裴嶷所言，創建類似門下省一般的行臺機構。

當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門下，其署也不能叫臺或者省。按照舊例，諸公及開府位從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門下侍郎，以記事督方秘書監，但使兩者合并辦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擬、宣出，前者則主上下政、奏的審核。

此乃后話，暫且不提，且說裴該在收錄劉隗之時，還安慰他說：“王處仲自以為朝廷無暇南顧，彼乃可肆意妄為，我卻絕不能如其所愿……”

因為在得知事變之初，裴該便諷洛陽朝廷，下詔建康，給這件事定了性，說周、沈謀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務必將周札、沈充明正典刑，傳首洛陽。

詔命下到建康的時候，事變已經基本上結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劉，便命錢鳳前往叛軍之中，寬赦周、沈，命其退兵。本來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