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物辯

戰國野心家 第二十七章 物辯

在說論之前，就已經先說過不以利天下、利萬民這個準則來判斷，可是高個之人終究還是忍不住說了那番話。

最偽的偽善，也比惡更好。

因為偽善的存在意味著善戰勝了惡，成為人們心中的一個標準，所以才有偽善出現的必要。

此時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墨家學說如今傳播的太廣，儒學尚未在稷下學宮與五行天命陰陽之類的東西融合，不能被統治階層接受推廣，此時天下唯一的顯學只有二十年來不斷發展的墨家。

正因為墨家已然成為了唯一的顯學，所以墨家的一些評價善惡對錯的準則，已然在不經意間影響到了天下人品評政治的準則。

所以高個之人不能在索盧參面前理直氣壯地說自己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因為他已經受了這些學說潤物無聲的影響。

索盧參卻恪守著之前的準則，搖頭失笑道：“你之前已經說了，不以此論，我今日也不是來批判你的。只是，我想說，但凡做事，總要符合天志，你們這樣不談利與不利，終究是阻礙天下財富總和的增加的。”

這些東西早已經隨著《墨經》的傳播，有了定義，關于勞動創造財富的說法也已經頗為流行，尤其是富裕的經營性地主、商人、手工業者對此大為贊同。

因為只有這些道理是對的，商人、手工業者、經營性地主、作坊主才可以名正言順地反對貴族對土地的占據和特權。

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決定是否相信，而此時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正是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和新興地主所樂于相信的。

高個之人在上次與人相辯吃癟之后，就一直在思索怎么從根源上反駁墨家的道理，結合這些年的思索和見聞，當索盧參今日又提起什么天下財富總和的說法時，高個之士終于想到了反駁的說法。

于是他問道：“索盧參，現在墨家的道理，總結起來，其實無非四個字。”

“道法自然。”

“你們認為人的經驗、理性、推理、總結，可以知曉自然的規律、天下的規律、興衰的規律。只有知道了規律，法之，才能夠天下大利。是這樣的吧？”

索盧參覺得這話沒錯，點頭道：“是這樣的。”

高個之士大笑道：“那么，如果你們對于一些道理的推論是錯的，是不是指導的規律就是錯的？”

索盧參反問道：“什么規律是錯的？”

高個之士道：“勞動創造財富的說法，是錯的。”

“土地、稼穡、農耕，才是唯一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東西，勞動并不是。”

“財富是物，物的來源不是商業交通而是生產。所以財富的生產意味著物的創造和其量的增加。”

“你們認為，工商都是增加了社會財富的。實際上是不對的。”

“如工，手工業不創造物質，只是變更了組合和天底下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

“比如說，一團泥，你可以做成陶罐。但是，天底下增加了什么物了嗎？那個陶罐是泥做的，做成陶罐，這泥并沒有增多。這是改變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不能稱之為增加。”

“比如說，一張風箏。這風箏不過是布帛與竹片、棉線的重新組合。你可以做成風箏，也可以用這些布帛、竹片做成篩籮。所以，這是變更了物的組合，也不能稱之為增加了天下的物。”

“至于商，那就更不用說了，他什么都沒有創造，只是改變了原本的地、時，你不能說天底下的物增多了。”

高個之人說到這里的時候，已然興奮起來，覺得已經勝券在握，正該乘勝追擊之時。

這是一種經濟學觀點，起源正是戰國時代出現的“農家”，本質上也是對天地道理的一種探究，也是一種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重農輕商的理論基礎。

這種經濟學觀點經過千年的發展，在后世的法國大革命之前達到了頂峰，形成了重農主義這一學派。

學派存在的基礎，就是認為工商業沒有讓天下的“物”的總量增加，手工業本質上就是改變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或者是變更了天下已有之物的組合。

高個之人曾說過要反駁墨家的道理，就必須要釜底抽薪，今日所說的這些，似乎正可以從根源上解決。

他既要乘勝追擊，便提高了聲調，看著索盧參的眼睛道：“工、商都沒有讓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但是唯獨農耕稼穡，是讓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了。”

“我春天種下一粒種子，秋天可以收獲百粒。”

“我春日養殖了一頭牛犢，冬天牛犢長大增重。”

“可工商都不行。你做陶罐的，并不能讓陶泥的數量增加，只是改變了陶泥原本的形態。一斤陶泥做成陶罐，還是一斤，并未增加。”

“所以我說，天下財富唯一可以增加的方式，就是農耕。因而，從你們所謂的天下財富總和的說法上來看，我們在秦地做的，也是正確的。”

說完之后，高個之人一臉得意之色地看著索盧參，他覺得索盧參已經無法反駁。

如果這個不能反駁，那么墨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不符合“天志”的，至少是推論錯了天志。

由此，墨家的政策本身，就被墨家道義的“天志為規矩”所打敗，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圈。

似乎，唯一反駁的方式，就只能從“天志為規矩”是否一定合理上來解決了。

而且這個說法，此時聽起來的確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事實上，這種學派思潮，直到后世《國富論》和李嘉圖學派興起之后才逐漸被徹底棄用。這涉及到一些列的大部頭的、哲學和經濟學意義上的論戰。

然而索盧參卻淡淡一笑，說道：“你錯了。”

“最近一期的墨家的‘報’你看過嗎？適在泗上讓一個大布袋靠著熱氣載著人升到了空中，證明了氣是可以分出輕重的。他又做了一些‘實驗’，證明四周的氣，不是空的，而是有實體的，只是你我看不到而已。”

“而且之前也有一期，說了這么一個實驗，證明作物生長需要氣中的濁氣。濁氣是陽氣與炭燃燒之后產生的，可以讓澄清的石灰水變渾濁。”

“你也追隨過巨子一些年，知道巨子當年就說過，看不到的東西未必不存在。比如他老人家對于聲音的研究，認為聲音存在，但是看不到，而且可以影響到水震動、并且以此做出了守城時候聽敵人挖掘城墻的‘聽音甕’。”

“我在極西之地，聽一名叫德謨克利特的人說起過，他認為天下萬物都是由原子組成，這一點與適這幾年所說的一些東西是相似相同的。”

“農耕需要水、需要肥、需要氣，并不需要土，這也是幾年前的稼穡‘實驗’所證明的。”

“所以，農耕本身也并沒有讓天下的‘物’增加，只是改變了物的形態和組合。消耗了水、肥、氣，變為了果實。”

“這就像你說的，如果你認為捏陶罐燒陶的人，并沒有增加天下的物，那么你說的這個‘物’，不是陶罐、泥這樣的大物，而是極小的原子的物。”

“那么，種植農耕，難道不是和捏陶燒陶一樣嗎？把那些原子的物，變了形態和組合，把氣、水、肥變為了糧食，和你說的捏陶有什么區別嗎？”

“所以，你還是要多看看那些報啊，不要臆斷猜測，以為自己又知曉了天志！”

高個之人愣在那里，他平時也會經常看看墨家的報，但是這一陣著實太忙，根本沒有時間去看。

他又知道索盧參這人，雖然狡猾，但是涉及到道義上的爭論時，并不說謊，不由無可奈何。

看著索盧參臉上露出一種仿佛嘲諷一樣、讓他去多讀書多學習的神情，臉上登時一紅，訥訥道：“這……這……”

索盧參笑道：“你呀，你要是想要從根源上反駁這些東西，需要證明一件事。不是靠辯術去辯論，而是你只要證明氣無重量、氣是虛空、作物生長不消耗水、肥即可。”

“然而，巨子當年也說過。同一件事，或是、或非，不能既是、又非，這是墨家最基本的說知之理，這個你不會不懂吧？”

“現在適已經論證了‘是’，那么也就不可能同時是‘非’，所以你不可能從根源上反駁這些道理。”

“你以為那些延續了十多年的‘報’，僅僅是為了讓市井之人覺得神奇、像是戲法嗎？”

“也不枉你跟隨巨子求學多年，雖然二十年前叛墨而出，可是那些道理你不該忘記啊。陶罐是陶罐，陶泥是陶泥，你不能夠說陶泥就是陶罐。”

“如果你要是認為陶泥就是陶罐，那么就可以認為，糧食就是水、肥、氣。”

“你連墨家辯術的基礎都忘了，也難怪你忘了巨子的義，而求個人的欲利。”

這一番話說完，對面兩人的臉色更紅，低頭不敢與索盧參對視。

索盧參嘆息一聲搖搖頭，說道：“如今墨家的學問，已經完善，你們用這些臆想的學問去攻訐，那不就像是當年巨子所言的用雞蛋去碰石頭嗎？”

“要么，你們就不要說什么利天下、天志規矩。你們這么做，為了不過是個人的私欲，卻偏偏要扯什么利萬民、天志規矩，難道不是自取其辱嗎？”

“你們呀，這是在戰場上逃走，卻不知道羞愧，反而非要說自己逃走是一種英勇，這才是可笑之處啊！”

幾句話懟的兩人不能反駁，無言訥訥。

墨子曾言，天下萬物的本質本源，都是相通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句話是沒有錯的，尤其是在這場索盧參與的這場爭論更是展現的淋漓盡致。

自然科學、哲學、經濟學，在某些層面上是相輔相成的。

正如當年重農學派的基礎就是認為農業是唯一可以增加世界的“物”的人類活動。

這個學派徹底倒臺，源于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在之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發揚光大后徹底沒有了信徒。

然而這個學派原本可能不出現，因為拉瓦錫證明了“質量守恒”是在1777年，真正發展并且完善、被天下人所接受更是要到一百年后。

假如質量守恒學說早數百年出現，那么重農學派的根基也就垮掉了，因為在質量守恒的宏觀概念和微觀概念下，農業并沒有增加“天下的物”，那么這個學派的物質基礎就不會存在。

經濟學概念能夠反駁的東西，有時候也可以用自然科學來反駁，天下的思潮就是這樣的神奇，而往往這種反駁竟是致命一擊，釜底抽薪。

抽象的思維，必然源于物質的基礎，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當物質基礎改變，一些理論還未發揚就已經成為了臆想，不可能被天下士人學說門派接受。

天下的制度，也必然源于物質的基礎，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所以墨家這些年一直在悄悄改變世界的基礎，以鐵器牛耕火藥，來瓦解世卿貴族存在的物質基礎，等待著天下基礎成熟，然后再做他們想做的事。

慢慢的做，等水到渠成。而不是先挖渠，等待水來。

如今這水，還不夠大。

而這水，正在逐漸漫漲，正如自然科學和平等博愛等思潮源于“文藝復興”的基礎，既有復興，必然可知在復興之前曾有過湮滅和消亡，所以才能稱之為“復”興。

如今諸夏之地，也正是百家爭鳴將起之時，若不曾湮滅，又何必“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