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8 關中新法

漢祚高門 1238 關中新法

行臺典儀尚未完成，但隨著江虨等人抵達長安之后，各項政令的頒行便如火如荼的展開。

關中雖然舊為天府，但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動蕩，制度早已經蕩然無存。最基本的一點甚至就連各級郡縣疆域、籍戶等各種圖籍都無一所存，而這些便是實施統治最基礎的資料。

秦末劉邦兵入咸陽，唯獨蕭何謹記這一點，將這些珍貴的資料保存下來，這才給了日后的楚漢爭霸夯實一個深厚的基礎。

雖然此前桓宣行入長安時，也曾在這方面努力搜集過，但收效實在甚微，甚至于就連一些中朝的舊籍都多有遺失銷毀，而早年無論是漢趙還是羯趙，在這方面的建設更是幾近于無。

所以想要在關中建立起有效的統治，可以說是要在一片白地中從頭營建。行臺之所以派遣李充擔任京兆首長，就在于李充不獨只是一個刑名之才，除了酷吏的一面之外，在各種典章制度的建設上也有著非凡的造詣。

當世雖然主調仍然混亂，天下多有稱孤道寡，但若言及興治于廢土，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無論任何一個政權都遠遠比不上洛陽行臺。

而這些才能也非憑空得來，無論早年在淮南，還是之后于中原，直至于河洛創建行臺霸府，李充等這一批人也可以說是從微時磨練，直至如今已經有了施政天下的閱歷積累。

江虨抵達此境，主要是為安撫人心。所以在到達長安之后，首先便是邀見三輔諸多鄉戶時流，這其中最頂尖的一批尚在洛陽行臺未歸，但剩下這些也都是關西之地的中堅力量。

待到這些人齊聚于長安，江虨首先便傳達了編撰《關中門第考》的意圖，先彰顯華族冠帶榮光于此。

這一舉措，也獲得了眾多關中時流的擁戴，他們之中未必家家都是傳承悠久、舊譽濃厚的世族人家，但分別心是人人都具有的。關中久來胡戎雜居過半，這些晉民人家也想通過這一件事將自身與胡夷區別開來。

而且這是由官方主持編修的典籍，政治意義不可忽略。就算這個門第考并沒有太多的特權搭配，但只要各家門戶能夠得列其中，最起碼可以保證他們族人人身安全，不會被列作清算的目標。若是行臺朝令夕改，連這種施政執法的權威都沒有，那就實在太可笑。

所以對于這些久承禍亂的關中民戶而言，門第考的編撰還并不能讓他們第一時間聯想到借此加入行臺統治團體、成為特權階級，而是一層保證人身安全的護身符。

至于江虨主持這一樁事務，許多人在了解到其人家世之后，也都很快便接受下來。江虨在關中雖然無有盛譽，遠遠比不上王師那些戰功赫赫的將領，但其父江統在關中卻享有著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會如此，自然是江統那一篇《徙戎論》。《徙戎論》書成還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間，氐酋齊萬年作亂關中之后，那時關中局勢還未完全崩壞，但當中所蘊藏的隱患也已經端倪盡顯，江統此策雖然痛陳利弊，但是可惜當時中朝諸王忙于權斗作亂，根本無暇搭理。

《徙戎論》所言諸多，其中尤以關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禍虐害的過程中，不乏時人深痛如此安邦國策不能執行，以至于天府、黃泉混淆于一，因此對江統其人也多有追緬懷念。

江虨得于賢父舊譽的加持，本身又有行臺作為堅強后盾，常年專事此類事務，因此很快便在關中時流群體中營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對這些關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藹可親，令人信服。那么另一個李充則就實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為隨后的封錮令便是由李充頒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來，便表現出一種酷烈執法的姿態。其人調遣長安駐軍近萬，親自下場帶領軍隊驅逐長安周邊山野澤塘附近的游食并鄉戶，短短旬日之內，違禁受監者便達于數千之眾。

而整個京兆局面，也因此變得風聲鶴唳、幾至道路以目。要知道關中久亂經年，墾桑之數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夠謀生物資，樵采漁獵是非常重要的謀生手段。特別一些鄉戶塢壁為了能夠達到堅守目的，往往也要選擇依山傍水所在。

封錮令的頒行，可以說直接將關中民眾賴以生存的資源砍掉一大塊。所以這些關中民眾如何反應，便也可想而知。

為了配合封錮令的執行，駐于關中的王師也將戒備等級提到最高，郭誦親自作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騎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異常集聚的民變趨勢，俱都第一時間予以鎮壓。

這也多多得益于王師西征過程中的強勢，許多京兆鄉豪塢壁被摧毀，部曲多離散，即便是再作鄉勢串聯，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師迅敏的動員力度和反應速度。

眼見通過民變的手段不能阻止行臺這項政令的實施，許多鄉士便結伴前來長安請愿，痛陳關中鄉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錮，生民必將貧困潦倒至死。

而這些請愿也談不上是什么私謀，因為的確是道出了關中一部分實情。關中鄉情久來如此，一時間強令如此大規模的改變，騷亂是無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對于這些請愿的人，李充同樣也不客氣，規模但凡超過百人，不問請愿內容為何，直接擒拿監押。

這些鄉士們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們不能集結聚攏成勢，單純靠鄉民們自發的組織，即便有些騷亂，但也不足糜爛成為大的動蕩。

而且酷烈執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動編戶的制度實施。關中制度已成廢墟，郡縣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慣常的思路之中，想要盡快恢復秩序，則就必須要仰仗地方鄉戶的配合。

這也是為何胡虜久虐關中，關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的存在就是胡虜統治手段的一種輔助和補充。通過對他們施加羈縻與剝削，效率要遠勝于針對生民個體的掠奪。

但是行臺對于關中形勢討論已經良久，早已經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鄉里宗族這樣的基本行政和人倫單位，既然短期內不能整合起來，那么就區別于此創立一套新的制度，而這一套制度核心名為“鄉社”。

將鄉民編戶，集結成社，百丁為一社，三社為一鄉。一丁便是一個獨立的納稅和服役單位，就是一戶人家。換言之，一社為百戶，一鄉則為三百戶。

搭配鄉社制度的還有囤儲制度，五尺為一垛，五十丈為一倉，百五十丈為一庫。一垛對應一丁，生民勞作產出存儲于垛，垛半歸倉，倉半歸庫。

這既是鄉民生產組織，也是賦稅收繳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無論倉垛都是可以眼見的具體容量單位，能夠最快速的將概念建立起來。

這些制度的頒行，首先要建立在對人身的絕對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軍隊也早已經將基礎鋪墊起來，那就是長安周邊多達幾十萬的難民。

因為法令簡便且易于操作，所以單憑李充帶來關中的幾百名吏員，在極短的時間內，便于長安周邊整編出多達七百余社的鄉民，這就意味著增加了七萬多戶的在籍生民。即便是最基本的戶眾為三，也意味著多達二十余萬的民眾被納入統序制度中來。

與此同時，長安周邊杜陵、灞上等各地倉垛俱都拔地而起。有了確實可見的存儲單位的建筑，生民最核心的目標便是填滿這些倉垛，而不再是追求那些飄渺不可見的所謂權宜。

鄉社這樣的基本行政單位確立起來之后，各種配套的生產、徭役等各種政令便都有了立足的基礎。鄉社各以干支為編號，粗分陰陽，隔望日服役，朔日而止，陽戶隔朔服役，望日而止。

一個望朔周期便是三十天，換言之就是六十天為一個周期，每隔四十五天，鄉戶便要承擔十五天的徭役。

這樣的賦稅和徭役強度不可謂之輕松，畢竟關中久來殘破，想要重新恢復元氣，單純仰仗輕徭薄賦、與民無爭則實在遙遙無期。更何況目下的關中周邊兵患不可謂之輕松，仍然需要頻頻征戰，掃滅四方之敵。

但其中一個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簡便、易于操作，而且杜絕了征索掠奪無度。再壞的制度都比沒有制度要強，只要這個制度能夠快速確立其權威，指導生民的生產和生活，就能讓世道快速安定下來。

人心思定，哪怕后世民智普開，一座房子能夠給人帶來的穩定指數仍是無可比擬的，甚至有人甘于為之背負一生都償還不盡的債務。

更何況行臺這一套制度得以立足，首先要提供基本的人身保障、財產保障、基本生產資料的分配等等。而且其中還有一樁最大的福利，那就是入社之民不必承擔兵役。

關中雖然民風悍勇，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戎旅的經驗，讓普通的民夫負責作戰的任務，以行臺目下和未來所需要面對的征伐作戰任務，這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屠殺。所以在兵役方面，行臺是需要更多的精于搏殺的職業軍人，而非再去消耗本來就已經非常匱乏的生產人口。

職業軍隊的維持并不輕松，所以也就需要更加龐大的生產力基數。基本的生產制度和規模建立起來之后，再通過選募丁勇構建起軍隊的梯隊補充。

社民籍田，賦稅繳半。若能募勇入為軍戶，籍田便可轉為業田，繳稅三成，同時還搭配各種軍功免稅的政令。通過這種階梯差別，可以刺激起整個社會的尚武精神，再也不復淪為胡虜魚肉的凌辱對象。

關中各種制度政令快速創建起來，也讓桓宣得以抽出更多的精力，開始創建軍府。

其中郿城便被選作攻略隴上的大基地，先以庾曼之入駐五千人馬并搭配一萬役卒經營創建，而沈云則以奮武搭配揚武軍精銳，于九月發兵西進隴道，討伐隴上一眾雜胡部落并諸多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