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權衡(一)

蚍蜉傳 13權衡(一)

吳三桂先祖本居南直隸徽州府，世為商賈，后遷至高郵州。其父吳襄早年販馬為業，因知明廷在遼東開設馬市與蒙古、女真等部落交易，遂北遷并定居廣寧前屯衛中后所。天啟二年，吳襄中武進士，調往時任廣寧中軍游擊祖大壽麾下統帶馬軍。

祖大壽先祖為南直隸滁州人，與高郵州相近，宣德年間北調寧遠衛世籍軍戶，家族興旺為遼東望族。祖大壽的祖父祖仁萬歷年間當上了援剿總兵，其父祖承訓曾任遼東副將，先后為遼東總兵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效力，戰功彪炳。因受家族蔭庇，祖大壽本人在泰昌元年出仕，僅比吳襄早一年，卻在當年便就任靖東營游擊，次年改任廣寧中軍游擊，與吳襄相識。吳襄知祖大壽背景雄厚，曲意逢迎，且吳襄本人武藝精熟、頗通文墨，亦得祖大壽器重，兩人遂為知己。其時吳襄恰巧發妻亡故，祖大壽便將妹妹嫁給吳襄續弦，成為親戚。不過吳三桂與其兄吳三鳳皆為吳襄發妻所生，故而實則與祖家并無實際的血緣關系，反倒是當下與吳襄一同留在北京的小弟吳三輔才算真正流著祖家的血。

崇禎元年，祖大壽飛速晉升為遼東前鋒總兵并掛征遼前鋒將軍印，吳襄雞犬升天，步步高升，僅過了三年亦升為總兵。祖大壽通過將自己的幾個妹妹嫁給諸如吳襄、裴國珍等實力派軍官或地方豪強，漸漸將遼東軍政掌握在祖家手里。吳家作為祖家在遼東的重要盟友，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外來戶迅速興起，一躍成為遼東的頂級權貴。

吳三桂少有膽勇，精騎射，讀詩書，不及二十便中武舉，初為吳襄營內游擊。崇禎七年吳襄因赴援山西失利被罷黜，吳三桂于是主要依附祖大壽。崇禎八年，年僅二十三歲便累功授遼東前鋒右營參將。崇禎十一年，因抵抗清軍侵犯有功，再升遼東前鋒右營副將。次年，洪承疇調任遼東為薊遼總督，為拉攏當地軍官，與遼東巡撫方一藻、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等聯名奏請朝廷拔擢吳三桂為遼東團練總兵。朝廷當時對洪承疇寄予厚望，配合度極高，所請無不允，吳三桂由此以不到而立的年紀便位列大明正派總兵的行列，稱為一時之奇。崇禎十四年，松山堡之戰明軍大敗，吳三桂突出重圍撿回條命。戰后朝廷論罪，王樸以“首逃”之罪論死，馬科、王樸、唐通、白廣恩等均受貶秩，吳三桂亦受降職處分，仍守寧遠戴罪立功。真算起來，其實在眾多罪將中論罪最輕，這大抵也是朝廷忌憚吳三桂背后的吳家、祖家在遼東的勢力使然。到了崇禎十五年，祖大壽降清，吳三桂則訓練出新兵萬余，加上舊有部曲超過四萬，成為繼祖大壽之后遼東明軍頭號人物。

本年，吳三桂不過才三十三歲，就已是權重一方的平西伯，比同樣年輕有為的寧南伯趙當世還小三歲，走在堅實的山海關南翼城衙署回廊內，陳洪范心中都不禁泛起久違的緊張情緒。

有明一代視山海關為北直隸東端咽喉要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鞏固關防。至如今，山海關早不是單純的一座關卡，而是一道從北部山區往南綿延近四十里而至海濱、阻斷東西方向的防御體系。其最北端為坐落在牛心山的一片石關，向南沿著山脊輾轉，分別有寺兒峪關、角山關、月城、旱門關、山海關、圍城、寧海城等城關各掐險要，以城垣相連。其中鎮守大道的山海關構造尤為復雜，更由關城、北翼城、北水關、西歲城、東羅城、威遠城、南水關、南翼城等復合組成。

唐通不熟悉山海關地理，所部兵馬又遠少于突然襲擊的吳三桂，自然一觸即潰，倉皇逃竄到了北方的一片石關附近。而吳三桂在奪回了山海關后，分兵駐防各城關，自己率本部駐扎在關城南面的南翼城。

陳洪范與趙元亨隨吳國貴趕了一日路，在臨近傍晚終于到達了南翼城并得到了吳三桂的接見。吳三桂是后輩，陳洪范沒見過面，脾氣秉性也不了解，正盤算著待會如何說話，前邊吳國貴突然停步，站在一間房的門口道：“陳公，到了。”

“有勞了。”陳洪范深吸一口氣，四平八穩轉進門，步入堂內。

天色雖暗，但大堂燭火通明，上首處是一張巨大的猛虎撲兔圖，圖旁分別掛著對聯，右聯上書“前驅皆大將，列陣盡元戎”，左聯上書“夜出榆關外，朝看朔漠空”，其實是一首詩，陳洪范知道是前朝戚繼光鎮守北疆經過山海關時所作。

堂中負手背立著一名中等身材的戎裝漢子，聽到吳國貴的聲音，慢慢轉身。陳洪范定睛瞧去，燈火之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頗為秀氣的面龐，皮膚白皙而無須，但劍眉星目抖擻有神，倒令原有的一股文秀被凌厲的銳氣沖開，兩下相合更顯意氣風發。

“陳公，吳某恭候大駕多時了。”那戎裝漢子嘴角微咧，拱手道。

“平西伯百忙之中還抽空相見，陳洪范深感榮幸。”

“不忙不忙，吳某晚輩，能得陳公大駕臨門，高興還來不及。”吳三桂笑吟吟扶著陳洪范相對坐下，兩人各捧一盞熱茶相敘。趙元亨坐在陳洪范身邊，吳國貴則叉手跨立在吳三桂椅后。

“陳公的事，國貴大略都與我講了。”看得出來，吳三桂并不像嘴上客套的那樣不忙碌，聊不兩句就開始主動切入主題，“陳公說福王在湖廣？”

“是的，老福王害于李闖之手，世子德昌王按制襲爵，現居襄陽，由寧南伯趙提督周護。”陳洪范沉聲道，“北都淪喪，皇帝大行，太子、兩親王下落不明，福王監國名正言順，寧南伯、靖南伯、左平賊并陜西孫督師等都贊同此議。”

趙當世準備擁立朱由崧監國的計劃陳洪范早就聽說了，但事要成行有兩個條件比較苛刻，一個是順軍攻破北京，一個是崇禎帝以及比朱由崧更有資格繼承大統的太子與兩名親王都無法脫身。陳洪范起初對趙當世的這個計劃可行度并不是特別看好，誰知事情的發展一如趙當世預料的那樣進行，陳洪范驚詫之余都不禁懷疑趙當世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本領。而今面對吳三桂，陳洪范雖然并不清楚趙當世那邊將朱由崧監國的事推行到了哪一步，但對外講場面話，只要在合理的范圍內，自是要盡量把己方的情況往好了說。包括朱由崧即將監國、孫傳庭也支持此事等等均是他臨時搬出來加強說服力的說辭。

寧南伯趙當世、靖南伯黃得功、平賊將軍左夢庚、督師孫傳庭，即便吳三桂久在遼東，聽到這些人的名頭也如雷貫耳，曉得這些人倘若聯手，所擁兵力土地足為大明半壁。

陳洪范靜靜等著吳三桂反應，然而等了良久，換來的卻是輕輕一嘆。

“實不相瞞，陳某此來，受了寧南伯之托，邀請平西伯共扶江山社稷。”陳洪范忍不住道，“福王一立，四海人心瞬定。文武齊心，大舉反攻闖逆，恢復國土、奪回北都，指日可待。到那時候，平西伯立下復國大功，分茅裂土、出將入相豈在話下？”

吳三桂沉吟不語，反而像個孩子將左手遞到齒邊，輕輕咬起了指甲。

陳洪范不解吳三桂為何不回應，朝吳國貴看看，卻聽吳國貴道：“陳公，福王之事八字還沒一撇，咱們這山海關的局勢，可容不得一絲一毫的耽擱了。”

“正有一問。”陳洪范應聲道，“前幾日在北京及通州、玉田等地風聞平西伯不日將率大軍去北京面見李闖，怎么半途而廢了？”

吳國貴笑道：“陳公希望吳爺扶立大明江山，吳爺這么做，豈不是正中陳公下懷嗎？”

陳洪范搖著頭道：“北都變起突然，人人都有躊躇難定的時候。北京上到閣老下到曹吏，無人不投闖以圖富貴。吳爺不明形勢一時動搖，亦是人之常情，并沒什么好羞恥的。但吳將軍說的好，山海關的局勢確實容不得耽擱，吳爺若不想出個萬全的法子，勢必將招致闖逆的大舉進攻。大丈夫能屈能伸，暫且歸順闖逆，在陳某看來，不失一個以退為進的好策略。”

“以退為進的好策略？”吳三桂眼皮一抬。

陳洪范點頭道：“不錯。遼東不比湖廣、陜西等地官軍相連互為支援，困守一隅，獨木難支。暫時投降闖逆，保全軍民，臥薪嘗膽，待來日良機再揭竿而起，是最明智之選。”接著佯裝訝異，“難道以吳爺睿智，早前進京不是這么打算的嗎？”

吳三桂輕咳一聲，突然慨然道：“當然！闖逆謀害先帝，與我吳三桂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豈能真心屈居他下，受他驅策！”

陳洪范撫掌贊道：“吳爺忠肝義膽，陳某敬佩萬分。”又道，“是以陳某才會對吳爺突然回師山海關大惑不解。唐通雖不足道，但是闖逆的走狗，吳爺趕走了他，蟄伏大計不就一朝付之東流了嗎？”

“嗯......”吳三桂重重地呼了口氣，欲言又止。

陳洪范接著道：“驅走唐通向闖逆宣戰，雖為壯烈之舉，卻實非長久之計。”

吳三桂雙眉微聚，道：“那么陳公以為該怎么做才是？”

“無他，卑顏厚禮，向闖逆請罪。”

吳三桂嘆道：“決意回攻山海關時，我就沒想過再屈膝李闖了。”

陳洪范疑惑道：“恕陳某冒昧，吳爺究竟為何臨時改變主意，冒這大險？”

吳三桂躊躇再三，陳洪范正色道：“吳爺但說無妨，陳某對天發誓，若事后將吳爺所說的話向外人透露半個字，天打五雷轟。”

“唔......”吳三桂呷口茶，對吳國貴使個眼色。

吳國貴見狀，呼喝一聲，登時間，堂內所有婢女仆役盡數退去，連帶將門也嚴嚴實實地合上。空蕩蕩的堂內唯有燭火搖曳，顯出幾分沉郁。

“陳公，我吳三桂敢做敢當，既然選擇了這條路，也沒什么好隱瞞的。”吳三桂眼神炯炯，“與闖逆決一死戰，實迫不得已。”

“愿聞其詳。”

“先前闖逆派使者招降，封官許愿并答應我保有軍隊，我便有忍辱負重之心。怎料行至豐潤縣附近，忽聞闖逆在北京大肆拷掠官紳劫奪財產，端的是滿心震駭。想我關遼兵馬自上而下，多在遼東有產業，若依闖逆這個做派，恐怕今日投了他，明日就將一無所有。”

遼東為九邊之一，與其余邊鎮本無太多異處，只是在前遼東總兵李成梁任上逐步開始地方軍閥化，內中一個最顯著的標志便是大到總兵、小到守備，人人都開始自養家丁為砥柱。

家丁古已有之，一直以來并不成規模，但嘉靖年間由于北寇南倭禍亂不短，少數家財豐厚且畜養有較多家丁的軍官逐漸發現家丁在戰斗中的勇悍遠超營兵或是旗兵，遂開始有意識地擴充家丁數量。直到嘉靖朝馬永因畜養家丁“獨雄于諸鎮”而升任遼東總兵后，其他軍官亦爭相相仿，不斷增加畜養家丁。

家丁的來源龐雜，多為套丁降夷等精猛之輩，為保持家丁的強度，軍官們會優先給家丁配給最好的武備，連例銀也是普通兵士的數倍不止。如此一來，本身素質優異又有豐厚供養的家丁所具備的實戰能力自非戰技低劣、缺餉少糧的普通兵士可比。然而家丁因是軍官私募，故而不在大明軍籍之列，養費由軍官自籌。軍官為了維持一定量的家丁，不得不廣開財路。虛造兵冊領朝廷餉銀用于養家丁只能算是常規操作，但凡有點能力手段的軍官都會把手伸向兼并軍屯田地、壟斷邊貿市場等方面。這便直接導致了遼東軍隊軍官利用職權之便插手當地政商，權力越大插手的力度就越大，攫取的錢財就越多，就能畜養更多的家丁鞏固自身勢力，成為一個閉環。

嘉靖中期之后的中級軍官大多都能畜養三五百家丁，可家丁的待遇也隨著時間推移水漲船高，以至于一名家丁一年糧餉折銀需耗四十五兩，幾乎相當于一個正七品知縣的年俸。此外軍官用于交際打點也需銀錢，只靠吃空餉等手段仍然入不敷出。于是軍官們又想出了新的法子斂財，比如經常出塞搶劫蒙古、女真部落的錢財、牲畜、馬匹等；私自擴大朝廷賞賜養廉田的規模；借錢給家丁然后家丁以戰功或戰利品抵債的“準折之法”，諸如此類等等。更無良或是沒有門路的，則干脆鋌而走險，“出邊趕馬，以圖印賣”、“殺良冒功、虛報戰功”，總之百計增收。

畜養家丁的風氣在萬歷朝達到鼎盛，僅當時遼東總兵李成梁一人畜養的家丁就達到了三千余。遼東一鎮，各級軍官的家丁數量便達八千余人，占鎮內駐軍的十分之一以上。這些家丁的確戰力不俗，無論對上蒙古還是女真部落，小規模激戰大多能打得有聲有色，甚至壓過一頭。只是一旦出現區域大規模的征戰，家丁的數量劣勢就會暴露出來，軍官帶領賬面可觀的部隊作戰，卻只有十分之一二能有效擊敵，其余大部分都是被盤剝到無以復加的士氣戰技低迷的兵馬。強弱兩級相去太遠，自是無法保持穩定的作戰水準，這倒能算作明軍通常慣于小規模戰斗，大規模集團作戰就一塌糊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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