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招安(四)

蚍蜉傳 32招安(四)

“先生來得何其遲也！”趙當世笑著迎上去，左右眼神示意，負責引人入室的周文赫會意，當即轉身掩門而出。 其時夜色已濃，但室內燈火通明，亮如白晝。姍姍而來的左思禮顯出幾分訕色，搓著手道：“小人但怕白日間語態多有冒犯，令大人不喜，此前實是忐忑。” 趙當世與他分別坐定，笑道：“先生有難處，趙某怎會渾然不知其意。此事還得先贊先生睿智，若非多次提點，以趙某之愚魯，恐怕當真郁壘難解。如今閑雜人等皆退散，只你我二人，正好暢談。” 左思禮慚道：“早知大人如此秀慧絕倫，小人就該更從容才是。”說著輕搖其頭，“看來左帥之言句句為實。”這時候，倒沒了遮掩，率先把話給說開了。 趙當世笑笑道：“果然先生是左帥的體己人。實不相瞞，趙某欽慕左帥神儀已久，只恨當初官賊殊途，難以相見。現先生在，可一解我渴。”旋即問，“但不知左帥說過些什么？” 左思禮道：“左帥曾說，放眼當今天下，能稱英雄豪杰者屈指可數。大明獨占七分，其余三分則散于四海。” 趙當世皺眉笑著說道：“以我大明江山之廣博、人才之繁盛，本該一囊宇內群雄，怎么居然也只能占有天下十之其七的英雄豪杰，敢請教另三分又作何解？” 左思禮答道：“左帥本人即是當是一等一的人物。他既有此格局，見人見事自不會像那些坐井觀天之輩。”說到這里，聲音一振道，“以左帥高見，此三分，兩分在于流寇，一分在于關外。”緊接著繼續補一句，“然而現下大人已然棄暗投明，貴為我天朝重將，那么論英雄豪杰，我大明可占八分，流寇、關外各占其一罷了。” 趙當世略略一想，道：“能得左帥青眼，趙某受寵若驚。然而既然說到了這里，便讓我猜上一猜其余二分的殊榮花落誰家。” 在左思禮微笑注視下，趙當世往下說道：“那關外的一分，不消說，定然是如今建奴偽帝了。他雖坐享老奴之成，但上位以來征蒙古、伐朝鮮、一統諸部，不斷開疆拓土甚至隱有與我大明分庭抗禮的氣勢，這般銳意進取的豐績，足稱英豪。” 左思禮應和道：“趙大人眼界不凡，小人佩服。這一分，的確無誤。” 趙當世又猜：“那么另一分，難道是......西營的八大王張副將？”他故意沒有說李自成，一來他知左良玉與張獻忠瓜葛較多，二來當前李自成在陜西的處境并不妙，恐怕在左良玉眼中，還不夠格。 但是左思禮卻道：“大人錯了。最后這一分，不是張副將，而是李闖。”并解釋，“大人難道忘了，張獻忠與你一起歸順朝廷，已不復為流寇。況且其人雖素稱勇猛，可在我左帥手下屢戰屢敗，全然無法入圍。而羅汝才、馬守應之流更不足道，是以流寇中唯有李自成，在左帥眼中可堪英豪。” 趙當世尋思：“張獻忠之所以為左良玉所輕，恐怕是因當初的殺兄之仇。但他既能縱覽全局，看出黃臺吉、李自成有成為天下人的資質，當真有些眼界。”左良玉目不識丁，也沒有煊赫的背景，能一步步達到今日氣象，自有其出類拔萃之處。只通過與左思禮的短短幾句交談，趙當世敢肯定，左良玉必是一個對形勢看得很清楚，且頗能順勢而為的人。和這樣的人打交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會簡單不少。 左思禮看著老實巴交，卻很健談，趙當世與他閑聊了將近有半個時辰，都不覺疲乏。到后來，隨著交流的深入，二人的內容漸漸轉向正題。 正題很簡單，僅半刻鐘不到，左思禮就將始末原原本本說了清楚。 原來這棗陽縣不單是個交通要衢，自然資源也很豐富，且不論縣內擁有面積廣大的膏腴土地，就縣西南的青山、黃土堰二地皆產銀礦，產量相當可觀。 然而正題的焦點，卻不在這兩處銀礦，而在鹿頭店。 “此二礦坑近些年已有枯竭之色，想來開采時日無多。誰料就在半月前，大阜山又新探出了銀脈，說是所蘊甚巨，如若開采，獲利可想而知！”左思禮眼光炯炯，說罷喟嘆一句，“怕真是龍興照拂，蔭庇此縣。”鹿頭店正東倚大阜山，與山中銀脈自也近在咫尺。 這么一來，趙當世算是明白了這左思禮的來意，十有八九是左良玉看上了大阜山的這處銀礦，想插一手撈些好處。 其實有明一代，對于采礦業基本是持消極態度。朱元璋甚至曾直截了當說：“銀礦之弊，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不可開。”所以明朝開國初期，涉及金、銀、銅、水銀等礦業基本照搬前代正常生產，并嚴禁民間私采，縱然是官府，也只“間或差官暫取，隨即禁閉看守”。洪武之后禁令方開始松懈，例如永樂、成化年間都來湖廣“大開礦采”。規模盛時，在武陵等十二縣即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所以湖廣采礦之業早有前例。當今律令廢弛，利益當前，左良玉敢以一武官身份犯禁，亦不足為奇。 “左帥國之棟梁、深明大義，自從軍至今，心中所想，無不是為百姓謀福祉、為朝廷分憂難。然而賊勢披猖，其余官將暗弱，左帥要以一己之力撐起我大明的半邊天又談何容易。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繼續保我明土之太平，不可無左帥，而左帥又不可無錢糧以資兵將驅使效力。因此特差小人來鹿頭店，為大阜山銀礦作計議。”左思禮滔滔而言，似乎在他心中，大明朝的天下全抗左良玉一人肩上，他看到趙當世不住點頭，心中滿意，轉言道，“然而左帥急公好義、周人之急的秉性世人皆知，而今貴營初來必定亟需軍資，他素敬大人為人，故而便也設身處地想到了貴營的難處。因此打算，將這銀礦之產出，與貴營相分。共得好處以資軍用，攜手匡扶我大明江山。”末了，更添一句，“若換作旁人，得不到他老人家青睞，是絕不可能得到這份照顧的。” 趙當世邊聽邊想：“這左思禮說得好聽，可剝繭抽絲不過是左良玉憂慮我進駐鹿頭店獨吞了大阜山銀礦的好處，才派這左思禮來提個醒。”但是，想到這里，不禁觸動了他這幾日一直在思慮的一件事。他為了這件事，前前后后與昌則玉、侯大貴等營中文武商談不下十次，至今尚未能定計。左思禮此來，正有不謀而合之意。 這件事，歸結到底就是一個字——錢。 從前趙營依舊為寇時，趙當世雖說也時常為錢糧問題所困，但總的說來，那時候部隊處在一個不停流動的狀態，對于軍資錢糧的短缺其實還比較好解決。無非就是多抄掠或者是暫時降低將士的生活成本，最最簡單的開源手段罷了。非常時節，營中上下對困境常心理準備，所以每每遭遇難關，咬咬牙都能挺過去，可是，這樣的情況，隨著趙營歸順朝廷，獲得了暫時的安定而不復存在。 錢糧使王來興與內務使何可畏曾給趙當世細細算過賬。 首先，這時節不論那些整日價蒼惶度日、飽一頓饑一頓的流寇，單論明廷普通野戰官軍的平均薪資水平，大抵可視作日銀三分加日米一升五合，若是馬軍則額外要加日銀二分、日草一束、日豆三升等等。 趙當世接受招安后，放言要“全軍同享富貴”，承諾先將兵士待遇與官軍持平，所以立下軍令，將軍資白紙黑字寫了下來，以安軍心。具體每名普通兵士日銀二分、日米二升，米按日給、銀按月結。這樣的條件，只要能堅持實現，其實比經常遇到欠餉缺糧的陜、豫官兵們要好上不少。 之所以要這么做，趙當世也是未雨綢繆。湖廣勢力紛雜，就看官軍中，表面其樂融融，相安無事，其實私底下互相攻殲、互撬墻腳的事從來不絕。倘在待遇上與別家營頭相去甚遠，軍隊的凝聚力可想而知。而且失去了以對抗官軍、劫掠屠城為的激勵手段，一旦兵士在艱酸的條件下倦怠，軍心很容易動搖，再想將一落千丈的失望重新振作，必然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再有一點，便是趙當世體恤兵士，他認為吃飽飯是兵將們天經地義應該享受的最基本權利，如果主帥連全營上下的溫飽都解決不了，那便不配統兵馭將，也沒資格奢望沙場折桂。簡而言之，他趙當世可以受委屈，趙營的兵“不能受委屈”。 趙營當前三軍一營，總計有一萬出頭的人，馬軍將近一千五百。縱然將這些人全算成是最基本的步兵，將米、豆等全都折合成錢，趙營每個月也要為這一萬二千人支付將近二萬兩銀子的開銷，依次一年下來，加上其他雜項開支，軍費會在二十五萬兩上下浮動。 趙當世還質疑這估算的準確性，何可畏拿出冊簿一項一項對給他看，他方才接受現實。 誠如前言論及，部隊一旦招安定下來，便失去了抄掠這么一項最直接的大頭經濟來源。趙當世才切身感覺到，要自己憑空拿出每年二十五萬兩的錢來，談何容易！ 錢的問題，在大明朝、在流寇以至于關外，廣泛存在。有手段的，比如張獻忠、左良玉這種，通過各種渠道補貼軍用；沒手段的，那就只能叫天叫地一無所應，乃至最終兵士嘩變，營毀軍散了。 此外，根據王來興與何可畏的交底，營中目前還存有糧草一萬五千石、錢五千八百兩，再怎么勒緊褲腰帶，也只夠支持全營兩個月頂多。 趙當世因此而愁。 解決錢糧問題也就成了趙營現階段的頭等大事。 幾次會議下來，營中高層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認為要解此燃眉之急，所賴的無非還是“開源節流”這四字真言。 先說“節流”，經過營中各派激烈的討論后，趙當世最終拍板定論，一萬兩千人，絕不是現在趙營能支撐得起的常備軍數目。就看左良玉，那般財源廣進，手中捏著的也不過五千來人，一如當初四川總兵侯良柱，把控了幾乎所有的川陜通路，兵也多不過五千。這當然一方面是怕人數過多引起朝廷猜忌，另一方面也著實是疲于養兵的負擔以及練兵的壓力。 按計劃，趙營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內，將野戰兵力逐步壓縮到五千到六千人，分別額度安排是無儔軍二千五百、效節軍一千五百、起渾軍一千、飛捷營五百，其余親養司、特勤司等等林林總總加起來一二百人不等。 “本想受了招安，就好過上逍遙日子，哪想到當了官，這手底下能使喚的兵馬，還少了去。”郭如克本就對招安有意見，這下更是不滿，私底下恁地牢騷滿腹。 他的想法并非孤立，兵越帶越少，營中軍將也有好些感到郁悶。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趙當世的觀點與他們不同。他從始至終都是精兵路線的堅定擁躉，偶爾順勢合營或者擴充都只能看作權宜之計。豢養龐大的軍隊，對后勤以及操練是極大的挑戰，趙當世腦袋很清醒，裹挾蟻附加剽掠的法子當流寇可以使，要定下來萬不可能。 他舉例子給郭如克等人，說若營中養十萬頭豬用以作戰，將會如何？結果自然是，既要面對戰場毫無疑問的潰敗，又要擔負巨大的錢糧壓力，一舉雙失，何苦而為。郭如克等若有所思，又聽他苦口婆心曉以利害，倒也不是不明事體的人，那些不忿的話便都收了回去。按他們所想，多少年同甘共苦都和趙營一起捱過來了，不差這一時。兵沒了往后做大做強可以再招，若趙營真給拖垮了，一切都于事無補。 再說“開源”。出乎趙當世的意料，這這一點上，何可畏胸中早有成竹。他主掌營中軍資，并牽扯營中錢糧、人事等諸多方面，在后勤這一點上思慮最多，對于這一塊的見解營中沒有一個人能出其右。 他為趙當世列舉了四項方略用以籌措軍資。 第一，屯田。這其實也不能完全算作他提出來的，自古屯田皆是利軍利民的善舉。西漢時晁錯、趙充國都提議過徙民實邊、戍耕并顧的舉措；東漢曹操在棗祗、韓浩等人建議下也以屯田給軍，首年即“得榖百萬斛”，后顧無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大力推行衛所屯田，所謂“寓軍于民”，其人更是得意道出“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的豪言。 回看趙營本身，朝廷既然接受了招安的請求，也不是只做些表面文章，多少還算厚道，給了一些實際的好處。其中就包括了棗陽縣鹿頭店西面的上好土地。棗陽歷經戰亂多年，百姓逃散、死亡多有，所以縣內缺人耕種的無主荒地多有。據諭旨上稱，劃給趙營自給自足的土地有二百頃，但何可畏實地考察過，估計真實面積為一百五十頃左右。 北方多旱作，南方多稻米。明季畝產產量最高的太湖流域，腴田能達熟一季收獲四、五石之上。江浙以及四川平均都在畝產三、四石，而湖廣素為魚米重地，尤其是東南逐漸轉以棉、麻等經濟作物為主之際，其地糧產更有較大發展。何可畏謹慎，保守估計，趙營的田畝產潛力最差也在三石。而以當前湖廣普遍一年兩熟、秋主春次的情況估計，秋作視為三石，那么春作產量為其一半，綜合計算下來，一畝每年可有逾四石的收成。趙營的一百五十頃每年總計能產出稻米總量當在十二萬石。 至于參與屯田的勞力，初步規劃，裁撤的兵力不遣散，作為主力屯田兵，而趙營的戰兵除卻日常訓練，也兼職耕種，如此一來，勞力綽綽有余，并不足為慮。十二萬石供給軍需、蓄為種子外，仍有結余，便可以外銷。只此屯田一項，就足以供養起趙營上下的米糧之需求。 然則何可畏精明，照他所想，棗陽可用土地甚多，偌大趙營只得區區一百五十頃忒無道理，他向趙當世提議去和棗陽縣交涉，至少要再索要一百五十頃好地。這件事趙當世還沒有合適的由頭，暫且按下不提。 第二，設卡。棗陽縣的交通地位不言而喻，即便戰亂時節，從河南、湖廣、陜西等地往來的客商行人依然不絕如縷。趙營既然駐守在鹿頭店咽喉要地，沒理由不從過路費上分一杯羹，況且何可畏托龐勁明查訪過，鹿頭店四面，光巡檢司設立的哨卡就有七八個。有趙營這座山壓在上面，巡檢蘇照必然會有所讓步。 在這一項上，何可畏的預期是每月先給個保底數字五十兩，每年即是一千五百兩，日后再視具體情況進行調整。數目雖不多，但蒼蠅再小也是肉，能有個入項終歸不是壞事。 第三，銀礦。不過此前因不知道大阜山的銀脈，所以何可畏的想法是從棗陽縣現有的兩個銀礦里盡量摻一腳。 然而現在有了大阜山，需得另當別論。總體看來，明代沿用前朝已成熟的吹灰法提銀，效率并不算高，元代有端州蒙山場，年產銀三萬五千兩為全國之冠，而明廷不重視礦業，以致天順四年全國銀產加起來也不過十八萬兩。由此可推知，無論左思禮再怎么吹的天花亂墜，大阜山的銀產量也不會高到足以支持趙營隨心所欲的地步。 第四，行商。這里主要指的就是四川沿口鎮的孔慶年。當初趙營協助孔慶年滅了其他幾家競爭對手，有此契機，孔慶年必當在這段真空時期全力以赴，將孔家的生意盡量鋪開。趙當世現階段還不打算找他，畢竟對方也是“百廢待興”，總得留些時間讓他發展整頓。但日后打算基本是以孔家為中轉，獲取川、滇的米與火器等等軍資用物。滇米之便宜，從徐弘祖所言“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可見一斑；而滇中又有交銃十分聞名，西南狼兵擅長用交銃，“精擅鳥銃，百發不失一”，也是補充趙營火器一個可選的來源。 雖有著孔慶年的幼女孔歆在營中為質，趙當世卻并不打算以此為要挾，成為孔家的吸血蛀蟲。畢竟互利互惠方能長久發展，竭澤而漁，不但耗死孔家，最終連累的還是趙營。趙當世與何可畏認為可以利用趙營駐扎在中原腹地的優勢，成為孔家在大江中下游的分銷商，這樣的話，趙營既能獲利，也可以反哺孔家，形成雙贏的局面。 另外前往東南方面的趙虎刀、杜純臣未有消息，暫不作考慮。 開源：屯田、設卡、銀礦、行商；節流：戰兵、屯田兵分離。這些便是何可畏數日來殫精竭慮的結果。 公正地說，除了他，營中確實再無人能著眼于趙營的實際，提出此建設性的建議。昌則玉、穆公淳等人固然才智過人，可術業有專攻，論及后勤，還是遜何可畏遠矣。趙當世直到這當口，才驀然驚覺，當初這個自己瞧不上眼的何可畏，當真是有著真才實學的干才，若沒他在趙營幕后攤派籌劃，很難想象只憑趙當世和一些門外漢，趙營的光景會是如何。再進一步說，趙當世承認，何可畏已經如同昌則玉、侯大貴等人一樣，成為了營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