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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之文豪崛起 460【扒電車公司的黑底】
“聽廣播嘍!”
“聽廣播嘍!”
民國時期的老百姓,晚飯吃得很早,不等天色黑盡就已經吃完了。原因很簡單,天黑了需要點燈,要么費電、要么費油,早點吃飯能夠省下一筆可觀的支出。
每當到了天黑之際,天津的底層百姓就端著小板凳外出,來到附近的店鋪聽廣播。這是他們難得的休閑娛樂時光,帶著勞累一天的疲憊,聽幾段相聲、聽幾段京劇、聽幾首流行歌,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
袁三兒帶著去年剛娶的小媳婦,樂呵呵來到巷口的雜貨鋪,這里門口坐滿了人,從臺階一直延伸到街邊。兩邊則是賣麻花、糖堆兒、瓜子、糖水的攤位,經常有人買上些吃食,小攤生意還算不錯。
自從日本在天津挑動暴亂,天津的經濟大受打擊,底層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袁三兒雖然舍不得花錢,但還是對老婆說:“鮮兒,你要吃瓜子兒還是麻花兒?”
鮮兒瞅著零食攤咽了咽口水,笑道:“費那個錢干啥,聽聽廣播就得了。我現在懷著孕,留著錢給咱們的孩子,以后供他讀書不是更好?”
“就是懷孕了才要多補補,”袁三兒不等妻子反對,就走到瓜子攤前,掏出兩枚銅板說,“稱些瓜子兒。”
“好嘞!”
攤主也不嫌錢少,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盤里,挑挑揀揀,揚著秤桿說:“秤旺著呢!”
袁三兒連忙托著衣擺接瓜子,獻寶似的捧回去給媳婦兒:“鮮兒,快嘗嘗,這瓜子兒可好吃了。”
“嗯。三哥,你也吃。”鮮兒的俏臉笑開了花。
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一段廣播、一把瓜子,就足以讓他們對生活感到滿足。
“久大精鹽,中國馳名品牌,遠銷南洋的國貨驕傲!”
“一碗喉溫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程裕新茶號天津店隆重開業,正宗徽茶老字號,胡適先生喝了都說好。”
足足播了三分鐘,有人抱怨道:“現在這廣播,真是越來越多了!”
旁邊立即有人反駁:“人家周先生開廣播公司,免費給你聽曲兒聽相聲,還不許別人打?”
“就是,這多點才好。要是接不到,廣播公司關門歇業了,大家伙兒上哪兒聽節目去!”眾人紛紛附和。
如今天津的廣播公司主要有兩家,除了周赫煊的中華廣播外,上海那邊也來天津開了分公司。但老百姓還是更愛聽中華廣播,一來大家念舊,二來中華廣播的節目更有意思。
結束后是一段京劇選段,袁三兒樂呵呵聽著,不時看看身邊的媳婦兒,感覺生活充滿了滋味。
突然,廣播里傳來陌生而熟悉的聲音:“聽眾朋友們,大家好,現在是《晚七點閑話》時間,我是主持人周赫煊……”
“嘩!”
店鋪前的人轟動起來,他們雖然只是小老百姓,卻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辦廣播且不說了,去年周赫煊運了好幾船的糧食來天津,發往北方的各大災區,那可是引起了大轟動,人人都說周先生是活菩薩。
“這回值了,周先生親自做廣播!”
“人家可是大學者、大人物,居然還來給咱們這些湊悶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聽山東的親戚說,那邊已經有人給周先生立長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劉瞎子說,周先生是文曲星轉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還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學念書,中午有糙面饅頭吃。那小子不僅長得壯了,學問也見長,報紙上的字兒都認得。”
只聽周赫煊的聲音繼續從收音機里傳出:“從一月份開始,天津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無疑就是電車漲價的事情。今天我們專門請到幾位嘉賓,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清華法學院長陳岱蓀先生,歡迎陳博士來中華電臺做客!”
陳岱蓀說道:“大家好,我是陳岱蓀。”
周赫煊又說:“還有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國際知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歡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聽眾朋友們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繼續說道:“最后一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清華政治學系教授張奚若先生。張先生你好!”
張奚若說:“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張奚若。”
三位嘉賓介紹完畢,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白領中產階級,都對這個節目肅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學的博士、碩士啊,平時很難見到的,能聽他們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開始說到正題:“張教授,你對天津電車漲價風波怎么看?”
張奚若道:“這漲價漲得毫無道理,我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以天津普通人的經濟收入,跟電車公司漲價之后的票價,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實上,天津的電車票價,這十年來連續上漲好幾次,已經比北平的票價都搞出12。”
周赫煊又問陳岱蓀:“天津電車公司這次漲價的理由,是說自身虧損嚴重,只有漲價才能維持運營。陳博士,你是研究經濟、金融和財政的專家,你來說說詳細情況吧。”
陳岱蓀侃侃而談:“天津電車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電車在1906年正式運營。電車公司每年收益穩定,早在1912年就已經收回全部投資,剩下這30年的收入都屬于純利潤。到去年為止,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的毛利潤已經接近400萬元,他們不可能會虧本。”
周赫煊問道:“400萬元的毛利,那很多啊!這些錢都進了電車公司的口袋嗎?有沒有給天津政府上稅?”
陳岱蓀解釋道:“電車電燈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錢,不叫稅,而叫報效費,去年的實際報效數大概為12萬元。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電車經過租界時,需要支付給各租界一筆‘通過費’。單是去年支付給法租界的‘通過費’,就高達74萬元!”
周赫煊總結道:“也即是說,比利時人在天津開電車公司,只給天津市政府上稅12萬元,卻給法租界繳了74萬元的過路費?”
“是的,就是這樣,”陳岱蓀說,“電車公司交給各租界的過路費,加起來每年大概有160萬左右,但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卻只有12萬元。”
周赫煊問張奚若:“張先生,這符合常理嗎?”
張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惱怒道:“這完全是不講道理的做法!電車屬于公共事業,電車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間,這些空間都是屬于全體天津市民的。不僅如此,電車還經常撞傷撞死百姓,給老百姓的出行帶來了人身危險。因此,電車公司作為補償,不能收取過高的票價,同時還應該給政府納稅,用來改善市政環境和市民生活。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憑什么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公司,正常繳稅只有12萬元,卻給各國租界上交160萬元的過路費?純粹是欺負人!”
以前老百姓只覺得電車漲價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現在聽幾位學者教授講道理,瞬間明白其中的內情,一個個氣得破口大罵。
“太埋汰人了,哪有這樣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堅決不坐電車。”
“誰說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還不給他們錢!”
“漲價,漲價,天天漲價。自打我記事起,電車公司已經漲了五回票價了。”
只聽周赫煊繼續說道:“難怪天津的各國領事,都電車公司漲價,原來他們是一伙的。電車公司漲價越兇,各國租界的收入就越多,這是合起伙來欺負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嗎?”張奚若道,“否則日法意三國領事,又怎么會急沖沖地給政府發外交照會,都是利益使然。”
陳岱蓀還說:“我必須先講清楚一件事。當初清政府和電車公司簽訂的合同,確立了電車公司的經營范圍,電車公司只能在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范圍內運行,剩下的電車路段都屬于非法經營。據我所知,后來擴建的電車路段,并沒有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也正因為如此,電車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才會那么少。”
“呵呵,原來是非法運營的啊,”周赫煊笑道,“我聽說電車公司干這種違法的事,還不止這一出。”
張奚若說:“是的,由于乘坐電車必須用銅元買票,這就是電車公司成為天津最大的銅元兌換商和周轉商。由于大量銅元囤積,他們從1920年開始,就把這些銅元高價出售給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運到日本制造軍火武器。”
周赫煊氣道:“也就是說,日本關東軍侵略東北所用的槍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銅元制造的?”
陳岱蓀說:“確實如此。電車公司這種做法,不但在實質上了日本侵略中國,還致使大量銅元外流,擾亂了中國的金融市場。天津市政府雖然一再嚴禁銅元出口,但電車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卻沒停止,銅元走私一直在悄悄進行。”
說到這里,正在聽廣播的天津百姓都氣炸了。
“原來電車公司這么壞,跟日本人勾結在一起。”
“以后千萬不要坐電車,咱們投的每一枚銅元,都是在給日本制造槍炮啊。”
“再坐電車就是賣國賊!”
“咱們去把鼓樓周圍6里以外的電車軌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沒有給政府上稅!”
“對,馬路是大家的,憑啥給電車公司用了還不交稅?”
“打倒電車公司,打倒賣國賊!”
天津的電車漲價風波,瞬間就提升到救國的高度。
當南京政府派來的專員抵達天津時,他面臨的是天津全行業罷工罷市,市民和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游行,各大報紙把電車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凈凈,老城區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外的電車軌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稱“反電車救國運動”,或者叫“四四愛國風潮”、“四四天津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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