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國人的留學歷史

穿越之紅警抗戰 第三章:中國人的留學歷史

番外篇，

1847年，先驅容閎遠渡重洋赴美留學，帶回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夢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國留學人員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個末滿19歲的中國青年，在廣州的黃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號（Huntress）專向美國運載茶葉的帆船，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

帆船在大洋的驚濤駭浪中顛簸了整整98天，終于在1847年４月12日駛進了當時只有二三十萬人口的紐約港。三年后，那位中國青年考人了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對中國人來說仍充滿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陸之后的第八年，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留學生。

那個青年人名叫容閎（）。

容閎，1828年11月17日生于廣東的南屏鎮。那里離澳門不遠，是中國最早受到西方傳教士文化影響的地區之一。容閎六歲時，就曾跟隨一個傳教士的夫人讀書，后因學校停辦、父亡家貧而輟學。１２歲時，他到了澳門，進入當地的瑪禮遜教會學校（）學習。

瑪禮遜學校是為紀念傳教土瑪禮遜博士而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日在澳門創建的。1840年鴉片戰爭后，學校遷到香港。校長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個美國人，耶魯大學1832年畢業生。據容閎后來回憶，勃朗先生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教師。他“性情沉靜，處事靈活，彬彬有禮，為人隨和，且多少帶點樂觀主義精神。他熱愛自己的學生，因為他了解學生他們為了掌握知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費心血去教育他們。教學上，他別具天賦，釋物說理，清楚明了，簡潔易懂，從無學究氣。”

容閎入校學習時，全校已有了五個中國孩子，容閎是第六個學生，也是年紀最少的一個。孩子們在學校上午學習算術、地理和英文，下午學國文。容閎在那里讀了六年書。

1846年８月的一天，一個決定改變了容閎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來到班上，告訴全班同學，因為健康緣故，他決定要回美國去了。他說，他想帶幾個同學跟他一起走，以便他們能在美國完成學業。如果有誰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話，勃朗先生說，請站起來。

這時，全班死一般寂靜。

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接著站起來的是一個叫黃勝（）的孩子；然后，又有一個叫黃寬（）的孩子也站了起來。

晚上，當容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母親時，母親哭了。那時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著生離死別。但母親最終還是同意了，讓自己孩子由海角遠赴天涯。

四個月后，容閎和黃勝、黃寬一起在黃浦港乘上了那艘駛向美國的“亨特利思”號帆船。

那時候，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正在開創歷史。

到了美國不久，黃勝因病于1848年秋回國。兩年后，黃寬亦轉往蘇格蘭去學醫，只有容閎一人留了下來。1850年，他進入耶魯大學，并在那里完成了學業。

1854年冬，容閎歸國。他不僅帶回了一張耶魯大學的畢業文憑，而且還帶回了一個夢想——一個日后影響了幾代中國青年命運和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夢想。

“在大學的最后一年，”容閎晚年時回憶說，“我已經初步想好了我將做什么。我堅信下一代的中國青年應當能有機會受到我所受到過的教育，而通過西方的教育，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這一目標的實現已經為我一生事業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帶著這個夢想，容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充滿了戰亂、貧窮、愚昧的祖國。為了這個夢想的實現，他奮斗了整整一生。這使他不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生，而且成為中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真正開創者。

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容閎了。在這一百多年之中，中國人記住了許許多多顯赫一時的權貴，記住了許許多多戰功卓著的將軍，記住了許許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卻少有人記住這位默默為中國留學事業開創道路的先驅人物。

然而，縱觀歷史，容閎一生的作為對日后中國社會變化的影響之深遠，是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真正相比的。

容閎，可以說是中國的哥倫布，他不但“發現”了美洲，使中國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無知也不是自卑恐懼的心態來看待“中央帝國”之外的世界；而且，他還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陸”，使他們終于有可能在中國文化傳統之外看到另一種人類思想的閃光。

容閎所倡導的留學教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而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1863年，容閎有機會結識了曾國藩。他多次游說這位當時清廷中最有權勢同時也最有遠見的人物來實施他的留學生派遣計劃。

1870年，曾國藩終于被容閎說動，同意領銜上書，奏請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學習。一年之后，曾國藩去世。留學生的派遣成為他充滿矛盾的復雜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項業績。

當年整個留學計劃分四年進行：每年選30名12歲到15歲之間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學期限為15年。15年后，每年分30名回國。

容閎被任命為“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監督。他負責招選了第一批幼童。當時，出洋留學如同探險，生死難料。報名的人遠不如今天這樣踴躍，招生頗為不易。內地招生不足，只好到開化較早、得風氣之先的沿海一帶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來自廣東。而幼童的家長還必須具結，保證：“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畢，容閎先期赴美，安排幼童們在美國的生活和學習。

1872年８月11日，30名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國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郵船，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個容閎幾乎完全憑著個人的努力創造出的“歷史的奇跡”。

當那些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國幼童們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城市的街道上時，許多美國人誤把他們當成了女孩子，常常會好奇地跟在他們后面大叫：“看，中國女該！”，弄得那些中國幼童們很不好意思。

但是，這些聰明的、頭腦還未被“四書五經”完全禁錮住的中國男孩子們很快就適應了美國生活。他們被分配到美國人家里生活，異國自由獨立的空氣激發起他們久被壓抑的童心。他們脫下了長袍馬褂，換上美式服裝，有的還大膽地剪掉了辮子。他們迅速學會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騎腳踏車，有人甚至敢于用拳頭和人較量。

這些事情立即在容閎和翰林出身的“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之間引起激烈爭執。容閎同情幼童們，認為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結果；而陳蘭彬則指責容閎在偏袒縱容，他絕對無法容忍幼童們的那些“自由化”的變化。在他看來，孩子們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種悖逆。

容陳之爭執反映出了兩人留學觀念上的根本沖突。容閎認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學生們具有一種有別于中國傳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陳蘭彬則把幼童們的變化視為是西方教育對純正的中國思想的一種“污染”，他認為必須采取防范措施，不然這些中國幼童就都會變成“洋鬼子”了！

陳蘭彬的擔憂不是一點沒有根據，但這只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擔憂。中國人內心深處向來懷有一種恐懼，害怕自己或別的同胞變成“非中國人”。這種恐懼多少植根于中國人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又因近代中華民族飽受欺辱的經歷而染上一層民族主義色彩。它長久纏繞著中國人的心靈，蒙蔽著中國人的理性。

1875年，陳蘭彬調任駐美公使。繼任的人名叫吳嘉善。

吳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閎曾與他在上海見過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共事幾年后，容閎對他的評價是：“此人應置于瘋人院或白癡院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嘉善原是遣派學生留洋一事的堅決反對者，如今卻彼委任為“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來管理留學事務。

吳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們謁見時不行跪拜之禮而勃然大怒，接著，又責容閎縱容學生。最后，他干脆與陳蘭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末堅……實易沾其惡習”而建議從速解散“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聲稱：“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1881年９月６日，對留美的中國幼童來說，是一個極為悲憤和憂傷的日子。清廷決定招回幼童，幼童們被迫中斷學業，全數“遣送回國”。其時，大多數人學而未成。60多人中斷了在大學的學業，許多人還在中學學習。１２０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學學業的只有兩人。

中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夭折了。

盡管被迫中斷在美的學業，這批留美幼童中最終還是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鐵路、煤礦、電訊、外交、海關、新聞等專業人才。他們之中有設計建造京張鐵路的詹天佑，負責勘探建設唐山開平煤礦的吳仰曾，擔任過電報總局局長的唐元湛，以及曾任總理的唐紹儀和曾任外長的梁敦彥。

幼童全數撤回之時，官吏出洋考察之風漸興。光緒十三年（１８８７）總理衙門訂出了出洋游歷人員章程十四條，規定：五品以下官員出洋考察，除報銷車、船費用外，每月另有二百兩白銀的津貼；而且，不但可以雇請一個翻譯生，還可以帶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則以三年為限。

這種攜員帶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緒二十六年，外務部又上一奏章，稱：“近年出洋學生……多不習外國語言學問，……廢時靡費，莫此為甚”。至于奏章上去后效果如何，史書末載，不得而知。

近代史上，中國政府第二次有計劃地大規模向海外派出留學生，是本世紀初的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

1900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北京爆發了“庚子之亂”。當時，幾十萬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入京圍攻各國使館。不久，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棄都而逃。

1901年，李鴻章被迫與各國簽訂恥辱的“辛丑條約”，同意向十四國賠償白銀四億伍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庚子賠款”。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并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雙方協議，創辦清華學堂，并自1909年起，中國每年向美國派遣１００名留學生。這就是后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從全國招考庚款留學生。當時對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曉國文、英文外，還須“身體強健，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８月舉行的，630人應考。先是初試，考國文、英文和本國史地，取６８人；再復試，分別考物理、化學、博物、代數、幾何、三角、外國歷史和外國地理諸科。連初試帶復試，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錄取了４７人。

這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同年１０月赴美，赴美時，另外加上了３名貴胄子弟，共５０人。他們所學專業大多是化工、機械、土木、冶金及農、商各科。后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0年８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試仍分初試、復試。初試先考國文、英文，其中國文試題古色古香，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而英文試題則頗為時髦：“借外債興建國內鐵路之利弊說”。復試則考了西洋史、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幾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應考，最后錄取了７０人。

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后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５５名。同榜中還有后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

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學生，一共有６３人。

三批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為中國培養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中的許多新學科的創建者大多來自這些留美學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覆滅。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民國時代。

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計劃也因這一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而又一次中斷。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

與此同時，自1912年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漸漸形成了。由吳敬恒、蔡元培、汪精衛等人組成的“留法儉學會”，利用當時法國因歐戰而急需勞工的機會，組織中國青年赴法，以工求學。勤工儉學的計劃立即得到了青年們的熱烈響應，赴法人數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國學生已達2000多人。

從２０年代中到３０年代末，中國社會在經過近百年的戰亂之后，終于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

1928年８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留學事業再一次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從當年政府留學生派出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這種沖擊的強烈程度。

從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自1932年起，留學人數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達到高峰1033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宣布了留學限制的暫行辦法，留學人數立即銳減，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５７人。

1942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政府開始放寬留學政策。先是廢止了留學限制規定，然后在1944年舉行了英美留學獎學金考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1946年７月，舉行了全國公費留學考試。一時應考者多達4436人。而這一年，留學總人數也已回升到730人。

但是，緊接著，中國又經歷了另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就要開始。

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近代留學的歷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嘆。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因清朝統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毀于一旦；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發而被迫中止；30年代的留學事業又備受戰爭的沖擊。近百年的留學史幾乎沒有多少風平浪靜的時候。

其實，一百多年來中國全部近代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艱難的歷史進程幾乎每隔十年就要被農民起義、外敵人侵、政變、內戰、革命、政治動亂所打斷一次。我們中華民族幾乎從來沒有十年以上的安穩時間去認真而持續地做任何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