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城市風情之爭標弄潮

大宋私生子 宋朝城市風情之爭標弄潮

“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

這是金盈之《醉翁談錄》中的一句俗諺，說的是在這一天，村姑無老幼都入城玩耍，主要去處是金明池。金明池真有可以使“村里老婆”瘋瘋顛顛的魔力嗎是的，作為地處中原的城市中的一處園囿，它在平時大門不出未見過世面的“村里老婆”，也在一般的市民面前展現開來的，是個極其新鮮而又神奇的境界——

波光浪花，返照著矗立在水中的島上宮殿，亮晶晶，金燦燦。池中，龍舟昂首，小船簇擁，游艇徜徉，橋飛千尺長虹，柳絲拂水；岸上，樓閣巍峨，樹叢環繞，彩棚人聚，伎藝涌動……

看慣了負載糧秣舟楫的混濁汴河的雙眸，看到了碧澄澄的春波上浮動著裝滿大旗獅豹、蠻牌棹刀、神鬼雜劇的彩船；聽熟了夯歌野調、叫賣市聲的耳朵，聽到了吹打彈唱的裊裊顫音。更讓市民們心滿意足的是，他們耳聞目睹到了震地的鐸聲中，沖天的笙歌里，鮮新的寶裝錦繡中，耀眼的槍劍繡旗里，“真龍天子”翩翩而來……

皇帝蒞臨金明池，起因并非“與民同樂”，而是為觀“水戰”。金明池開鑿的初衷就是為此。據史載，金明池開鑿于太平興國元年（976），當時主要是為了建設一片較大的水城，安置神衛虎翼水軍，在每年的春夏之交操教舟楫。

在此之前的太祖趙匡，只能到“造船務”去觀習“水戰”，這是不能滿足以在馬上取天下而自負的皇帝的虛榮心的，故太宗動用了3.5萬名士兵鑿池，引金水河水貫注。為保證開鑿質量，太宗還特意賞予役卒每人千錢、一端布，并賜此池名為“金明”。

雍熙元年（984）四月，太宗駕至金明池水心殿，檢閱水軍，只見：“戰艦爭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必為回旋擊刺之狀。”太宗就此景對侍臣發了一通議論：“兵棹，南方之事也，今既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這一席話道出了開鑿金明池的真正意義。

金明池之所以開鑿成周約9里30步，池面直徑7里許的規模，正是為了能夠容盛巨大的軍事演習的陣勢。楊侃《皇畿賦》展現了這一場面：

命樓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憑欄檻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佽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之郎既眾，文身之卒且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黿鼉，勢震動于山岳，聲沸騰于江河……

這和真的水戰沒有什么區別，給人印象極深。長壽的袁在晚年時，就曾專門記錄少時在金明池觀看過的“水戰”：船舫回旋，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倏忽如神，有“令人汗下”的效果。

一味習水戰，以示武備，神經必然總是處于高度緊張狀態，這與北宋承平日久的氛圍很不協調。隨著盛世時光的推移，主張在金明池中演習水戰的太宗，也逐漸改變了初衷。淳化三年（992）三月，太宗又一次來到金明池，親手將一銀甌擲到波疊浪翻的池中，命令一軍卒泅入水里取上來，表演“競渡之戲”……

一貫以勇武著稱的太宗，開始在金明池波瀾間揮灑上輕松的一筆了。將太宗與太祖比較，太祖全是觀習“水戰”，太宗則于“水戰”演習間隙，設置點兒不僅能鍛煉體魄，又可調節情緒的“水戲”。這些“水戲”起初是滴滴雨露，積累變化，漸漸掀起了與“水戰”并肩競長的大浪，這在太宗以后的真宗時期尤為明顯。

大中祥符六年(1013)，真宗挑選在京諸軍中江淮習水之兵，別立水虎翼一軍，置營金明池側，按栻戰棹。也就是在此時，“水戰”記載已不見于史籍，“爭標”開始登場。“爭標”形式早在宋代以前就曾有過，僅說唐代，其程序和規則就已十分嚴整——

人們在水面的終點插上一根長竿，竿上纏錦掛彩，因其鮮艷，呼為“錦標”，競渡的船只以首先奪取標者為勝，故又稱之“爭標”。“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唐人的《競渡歌》可以使人想見“爭標”的神韻。宋代城市最早的“爭標”，是在咸平三年（1000）五月以“水戲”之稱進入史籍的：揚旗鳴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為標識，方舟疾進，先至者賜之。此后每年春季在金明池舉行不斷，而且每次是“縱都人游賞”。這就使“爭標”的浪花飛濺到普通的市民身上，吸引著廣大市民來觀賞這可以強身健體的活動，已遠遠超出金明池開鑿之初單純舉行“水戰”的意義。

從真宗幼時就喜好戰陣之戲，自稱元帥的嗜好來看，他檢閱的“爭標”，無疑帶有濃厚的軍旅競賽練力長速的色彩，這從真宗以后舉行的“爭標”都是軍士參與可以得到證明。但真宗同時也縱市民來游賞“爭標”。

據史載：朝廷預先在二月末，由御史臺在宜秋門貼出黃榜，告示廣大市民，允許士庶在金明池游行，嬉游一月，其他在東京的官司，在不妨公事的前提下，也可來金明池任便宴游。因此，金明池的市民非常多，以至有市民在金明池游玩時被擠得不知去向……

眾多的市民來到金明池，光看由軍士劃虎頭船、飛魚船、鰍魚船和反復進行三次的“爭標”，是不能勾起市民整日流連的興趣的，于是，“爭標”已摻入了伎藝表演的意味——

各種船只列陣比賽之前，均采取排為圓陣的“海眼”等舞蹈樣式。周密曾得到過的東京德壽宮二大帙舞蹈曲譜，其中就有“海眼”、“收尾”等舞蹈樣式，證明“爭標”船隊已運用了舞蹈化的表演。

最為重要的娛樂健身活動的節目之一是“水秋千”。在真宗時還未見有“水秋千”一說，歐陽修《越溪春》所吟詠的“秋千影里，臨水人家”，不知是否“水秋千”之先聲“水秋千”出現當在北宋中后期，在東京的陽春三月，“舉目則秋千巧笑”，蕩秋千這項體育活動已十分普及。金明池中的“水秋千”，就是在陸地秋千運動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的是，打“水秋千”的人，善習水性并敢于在高空中跳水——

在鼓笛的伴奏聲中，一個伎藝人，即跳水運動員，在豎立著高高秋千的“畫船”上，蕩起了秋千。只見他越蕩越快，越蕩越高，一直把秋千蕩到與秋千架相平，才猛地雙手脫開秋千繩，縱身飛向空中。瞬間，他在藍天白云間翻了個筋斗，像一只輕靈的燕子鉆進水面，漾泛了朵朵浪花……

這種運動把跳水和蕩秋千結合起來，相當于現在的“花樣跳水”，既驚險又吸引人。王珪在《宮詞》中寫道：

內人稀見水秋千，爭擘珠簾帳殿前。

看來在宋代初期皇家近臣也是很少見到這種絕妙的體育活動的。隨著宋代城市的逐漸開放，廣大市民卻可以看到

“水秋千”，這是強身健體運動的一大豐富，一大歷史性的進步。

由于這一運動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也贏得了許多名人的贊頌。像朱翌《端午觀競渡曲江》：

卻憶金明三月天，春風引出大龍船。

二十余年成一夢，夢中猶記水秋千。

時光雖過去了二十余年，但朱翌在夢中還懷念著“水秋千”，可見其獨特的魅力。元代仁宗時期的王振鵬，作了一幅《金明池爭標圖》，他用細如毫發的筆觸，描繪了兩只畫船上的“水秋千”：一人正蕩起秋千，向水面俯沖；一人正從秋千架上騰越半空，行將入水，姿勢逼真傳神……

這種“水秋千”，非經專門訓練不行，屬于頗具難度的體育運動。它的作用在于激勵和吸引更多的市民，參與到“爭標”這項運動中來。此類新穎的健身體育運動，在北宋中后期的城市里不斷涌現，像“水球”比賽活動。水球實質是陸地所踢的氣球，不同的是參賽者在水中用手輪流拋擲氣球，以距離遠近定輸贏。徽宗還特賦詩一首：

苑西廊畔碧溝長，修竹森森綠影涼。

戲擲水球爭遠近，流星一點耀波光。

詩中未標明是金明池，但這一“水球”競賽，顯然是在金明池具有體育運動性質的“水戲”啟示下開展起來的。

總的來說，北宋政府在東京的城西北角開“西池”而練武備，南宋政府則憑借臨安西面的“西湖”繼續這一傳統。而且，“西湖”規模要遠遠超過“西池”，因為它足足有三十余里，倘若畫壇巨匠張擇端活到南宋，他一定會揮起那支如椽大筆，畫出一幅比《西池爭標圖》(《金明池爭標圖》之別名)更豐富的《西湖爭標圖》來——

杏花初落，遍地緋紅；楊柳輕搖，飄飄蕩蕩。流鶯啼樹陰中，粉蝶戲奇花上。園林織錦，堤草鋪茵；浪涌霜雪，湖光瀲滟；疊清佳，山色溟濛。香車競逐，玉勒爭馳，沽酒樓前招過客；人如蟻集，船似橋連，畫船舉棹喚游人……

龍舟競賽在西湖中則變化成了：六條龍舟分為兩隊，向立于湖中一根掛著錦彩、銀碗、紙幣的“標竿”劃去，只見湖水騰波，條條龍舟如離弦箭，似翔躍魚，直奔“標”去!岸上，鑼響鼓鳴，管驟板急，成千上萬的市民們，以春雷般的歡呼給湖內競渡“爭標”的龍舟鼓勁，這種熱鬧繁華的景象一點不亞于金明池。詩人黃公紹也發出了這樣的歌唱：

望湖天，望湖天，綠楊深入鼓鼘鼘。好是年年三二月，湖邊日日看劃船。斗輕橈，斗輕橈，雪中花卷棹看搖。天與玻璃三萬頃，盡教看得幾吳。棹如飛，棹如飛，水中萬鼓起潛螭。最是玉蓮堂上好，躍來奪錦看吳兒。

從這首詩看出，在二三月春暖花開之時，臨安西湖天天舉行劃船比賽，這自然是與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有關，但也和臨安市民以此來健身有關。起于武備性質的劃船“爭標”，在臨安已徹底演變成了全民性的體育鍛煉活動，廣大市民成了體育鍛煉活動中的主角。

如果說“爭標”是宋代政府推行和提倡的一種官方體育活動的話，那臨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還創造了一種極其獨特的自娛自樂的民間體育活動，那就是每年一次的“弄潮”——

據傳，在戰國時期，錢塘江稱為“浙河”，是東南一大巨沼，西則迫江，東則薄海，不知所止，交錯相過。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后，就把他的尸體，拋到浙河里。伍子胥雖死，但豪氣長存，其尸體在江中隨流而興波，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依潮而來往，蕩激堤岸，此即錢塘江大潮了。

可是，那時卻沒有錢塘江“弄潮”的記錄。明清兩代曾有人提出“勾踐始為弄潮”和“唐朝人弄潮”的說法，根據何來筆者認為這是傳說附會之言，因為在有關錢塘江潮的記錄始見于典籍之后，一直到唐代，我們沒有尋覓到有關“弄潮”的點滴蹤跡。

后唐五代的梁開平年間，出現了這樣的情景：錢塘怒潮急湍，晝夜沖擊，版筑不牢。吳越王錢镠到“錢塘潮神”伍子胥的廟去禱告：愿鬼忠憤之氣，暫收洶涌之潮。然后，采取山陽之竹，用鴻鷺之羽為飾，以丹珠煉剛火之鐵做簇，造3000箭矢。又用鹿脯煎餅、時果清酒，禱告六丁神君、玉女陰神。第二天，為表示射蛟滅怪的決心，錢镠用500強弩手，以造好的箭矢射向勢不可擋的錢塘江潮頭，每潮一至，便射一矢。

這則出自《吳越備史雜考》一書的記錄是不可信的，然而它恰恰反映了宋代以前的人們對錢塘江潮無可奈何、誠惶誠恐的可憐形象。

其實依自然環境看，錢塘江之所以有大潮，是因為錢塘江入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而江身小，起潮時，海水從寬達100公里的江口涌入，受兩旁漸窄的江岸約束，形成涌潮。涌潮后又受江口攔門沙坎的阻攔，波濤后推前阻，漲成壁立江面的一道水嶺，潮頭自然要高，其來勢是很兇猛的——

海門方向，一條銀線似的潮頭，遙連天際，像萬匹白馬接云奔。人們遙觀那潮似千條玉練飛空，遠聽如千軍虎賁馳噪，那銀濤可以沃日，那雪浪可以吞天，迅速奔向人們跟前。近看，那潮頭恰似玉城雪嶺，聲如春雷滾動，千萬層碧波隨地翻滾，潮頭相撞，勢不可擋。其震撼激射，好似一條出沒波山浪谷間的玉龍，在戲水玩耍，又好似天上的銀河頓時變窄了，傾瀉到了人間!天崩地裂，水波轟震；怒濤驚豎，驟雨潑天……

更令人振奮不已的是，在這被范仲淹稱之為“堂堂云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的錢塘江潮上出現了弄潮者。那是在北宋初期，潘閬一組回憶杭州風物的《酒泉子》詞，有著這樣生動的句子——

長憶觀潮，滿郭人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萬面鼓聲中。弄濤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

吳兒手拿紅旗用腳踩水，在驚濤巨浪中旗尾也未沾濕，這種場景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蘇軾把這首詞抄寫在屏風上，石曼卿還請人畫了一幅《潘閬詠潮圖》。

但是弄潮者在北宋中后期，還僅僅是自發、零星的，而且它的出現遭到了嚴厲的斥責。治平年間，郡守蔡端明親作《戒約弄潮文》，認為“競作弄潮戲者”，只為“矜夸”，“永淪于泉下”，妻子孩兒去水濱痛哭，讓人于心不忍，故決定：“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這種來自官方的阻止和批評，是出自愛護市民生命，可是懲戒弄潮本身卻是不允許市民利用天賜良機進行體育運動。將此和南宋的弄潮相比，便會發現北宋在觀念上要落后于南宋。

以往的史家多注意臨安市民驕奢淫佚的一面，人們總是把這一時代和踏青求友、采摘新荷、丹桂飄香、瑞雪飛瑤聯系在一起。不錯，茍且偷安的南宋貴族，大肆建造園圃宮室，苦心經營秀麗的西湖，使臨安猶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絕色美人，淡裝濃抹，描眉理鬢，更顯得妖嬈嫵媚。然而，臨安市民卻也不乏粗獷豪邁之氣，那就是他們愿意投身于奔騰怒吼的潮頭中，把向公眾展示自己的體魄和機智當成最大快事。

臨安市民往往等不到八月十八日潮頭最為猛烈的這一天的到來，就成群結隊去錢塘江邊看潮游戲了。這時的潮頭已有了侵天浪的勢頭，只要人站在沙灘畔，片刻，潮水就會把人澆個透濕。有人專作一首《臨江仙》詞，嘲笑這些被潮水沖濕不得不去“下浦橋”下擠干衣裳的看潮人，說他們似地獄惡水池邊上的“裸體披頭鬼”。即使如此狼狽不堪，他們“入城里，烘好衣裳，猶問幾時起水”。

這首詞真是絕妙透頂，臨安市民渴望錢塘江潮的形象已躍然紙上，幾乎可令人觸摸。看潮人這等急迫，無非是因為他們尚未看到會使人毛發皆聳的那個場面：八月十八的潮景，那真是人間何事可爭雄!臨安市民更急迫的是，要早點看到偏偏要和天下奇觀爭雄的人，在錢塘江潮頭上的弄潮者——

弄潮者有數百位，個個披頭散發，頗具“斷發文身”潛入深海的古風。他們借著鋪天蓋地、既快又猛的潮頭沖上來，潮頭越大，他們越弄潮弄得歡，其速度，其力量，其膽魄，其驚險，比起現代世界上的沖浪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代城市的弄潮者較之現代世界的沖浪者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們一會兒用手，執大旗或小旗，一會兒用腳執紅、綠清涼傘，浮在潮面，騰身百變。有弄潮者，手腳并用，執五面小旗浮潮而戲弄。現代世界的沖浪者卻要借助著一葉滑板，在滔天巨浪中穿行，就其弄潮的能力來講，空手踏板的現代沖浪，明顯不如宋代弄潮自如和變化多端。

還有一些伎藝人，也躍入了潮頭，在浪尖上踏混木，表演水傀儡、撮弄、水百戲等。空手駕馭潮頭就很不容易了，還要迎著劈頭而來的潮水作出復雜的伎藝表演，更是難上加難!

“水傀儡”曾被楊侃稱為：“雕刻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沒。”驗之后來明代《酌中志》所敘的水傀儡表演則能讓人印象更為清晰：在一個長丈余，闊一丈，深二尺余的貯水的錫鑲方木池里，伎藝人在小彩樓中操縱一些約二尺有余，無腿足，青黃赤白，彩畫如生的輕木雕成的各色人像、物件，使他們在浮在水上的竹板上面游移動轉，玩耍斗戲。在如萬馬奔天、群鵝撲地的大潮中，手里操縱著各式水傀儡進行表演，這需要多高的技巧，多大的氣魄啊!

“水戲”的面目，則如宋代《五色線》所描述：張志和表演水戲，是鋪席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如刺舟聲，揮手以謝親賓，上升而去……這是伎藝人修練出來的在水中馭水而戲的功夫。又據南宋宮廷畫家蘇漢臣所畫《水戲圖》，上面有易恒題詩：

水戲新番小妓精，教坊初進未知名。

立機倒運飛丸起，絕勝銀盤弄化生。

從詩中可領略臨安水戲的絕妙境界，其難度更勝“水傀儡”一籌……

在弄潮時演出這些節目，更加激發了臨安市民觀潮的熱情。每當八月十八日潮來前夕，臨安內外，就像過節一樣熱鬧。首先是準備弄潮者所用的旗、傘，臨安專制旗、傘的市戶不取分文不厭煩瑣地忙碌開了。制旗分為紅、綠、雜、白等諸色，大旗則分成五六幅，小旗則分成一二幅。傘制成清涼傘、小紅傘、小綠傘。還有市民把竿子系滿繡色緞條，作“迓子胥弄潮之戲”中眩目的用具。

觀潮已成為全城市民有組織的、有規模的、不可或缺的民間自覺的體育活動。在八月十八日這天，從廟子頭到六和塔，綿亙三十余里的江畔，布滿了專為觀潮扎縛起來的彩棚、看幕，連一塊可以安坐的空閑地方也找不出來……

臨安政府不像北宋時那樣阻止吳兒弄潮，而是因勢利導，借弄潮而推助體育鍛煉之波瀾。皇帝與近臣這時也來觀潮，而且出動近千只舟艦，從西興、龍山兩岸排布開來，在潮頭來前，讓兵士在潮水上一會兒展旗，一會兒舞刀，一會兒弄槍。他們蹈潮水如履平地的水中武術，絲毫不亞于伎藝人表演的水傀儡、水戲。特別是水軍船只，重演了比金明池更盛大的水戰：數百艨艟，互相追逐，火箭群飛，陣陣轟響，試炮放煙，云火四起，滿江迷濛，“敵舟”蕩逝……這樣的一場水戰，消耗資金甚巨，全由南宋政府承擔。

臨安市民則承擔犒賞表演歸來的弄潮者的費用，即使不富裕的市民，也要端出豐盛的酒肉……每當弄潮者入城之時，也是整個城市沸騰之際，弄潮者高揚著手中未被潮水沾濕的旗幟，向市民們夸能，市民們也向弄潮者報以歡呼和鼓樂。在市民心目中，弄潮者是最有資格享受“最勇敢和最幸福的人”這一稱譽的。

宋代話本《樂小舍拼生覓偶》，寫的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發生的故事：樂小舍，一位年輕的普通的市民，在那四面涌潮、潮水最大的“團圍場”看潮。這里的潮頭，可以沖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幕，沖倒席棚”。市民喜將仕的女兒順娘正在此處，被潮水沖得“腳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離順娘不遠的樂小舍，早就仰慕順娘，因門第不配，未能如愿。當他看見順娘落入錢塘江潮來勢最猛的“團圍頭”中，便奮不顧身，“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正是由于樂小舍不會游水，但又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愛的人，因而感動了錢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沒有收去他們的生命，反而使他倆緊緊摟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廣為傳頌的美好姻緣。

這篇話本的意義已不在于救人，而是表達了市民階層所認可的一種新觀念：敢于到錢塘江潮中去弄潮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這一新的人生價值取向，甚至能夠體現在市民階層中的老太婆身上——

咸淳年間的一個中秋之時，臨安一位六十余歲的老嫗，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沖激吸收百余人，老嫗也在其中。一會兒潮退，獨送老嫗于江畔，老嫗竟然存活，只是全身皆濕，所佩《金剛經》卻干……

這一故事與樂小舍救順娘的故事互相映照，雖有神怪味，但透露出了一個轉型時代的氣息，那就是下層市民意氣風發地出現在最令人動魄驚神的體育活動領域中了，成為主人公。在筆者的視野中，宋代之前、之后，除寥寥幾首詩詞外，還找不見刻畫、歌頌弄潮市民的小說。

正因如此，《樂小舍拼生覓偶》才愈顯其珍貴，樂小舍從專為達官貴人表演取樂的弄潮游戲格局中掙脫出來，向世人表示了自強不息、身強膽大的健康搏擊情趣和心態，他不愧為弄潮運動中全新的市民形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弄潮鍛煉的形象。樂小舍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

——本章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師伊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