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城市風情之晨景

大宋私生子 宋朝城市風情之晨景

當晨光還在城市臉龐上閃動，巷陌里已傳來了鐵牌子的敲打聲了——

來自寺院的行者、頭陀，一手執鐵牌子，一手用器具敲打著，沿門高叫著“普度眾生救苦難諸佛菩薩”之類的佛家用語，同時，以他們平日練就的念佛的嗓音，大聲地向坊里深處報告著現在的時辰……

起初，報曉的本意是教人省睡，起來勿失時機念佛。這樣，行者、頭陀們在日間或當月，過節時便可以上門要相應的報償了：施主將齋飯、齋襯錢賜予他們。由于行者、頭陀所具有的喚醒癡迷的本色，加之他們每日恪守時間準確無誤，日子一久，行者、頭陀便成了職業的報曉者了。

這種職業的報曉者，甚至還從東京、臨安等中心城市走到村路之上，陸游詩便是證明：“五更不用元戎報，片鐵錚錚自過門。”所不同的是在大城市中的報曉者，還擔負了向市民報告當天氣象的任務，晴報“天色晴明”，陰則報“天色陰晦”……

天氣的預報，表面看去是提醒市民注意冷暖，未雨綢繆，實際是受商品市場利益驅動的一種別致的服務。“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臨安的這一俗諺，非常形象地道出了任何輕微的服務性工作，都是要付以金錢的。

宋代木人報時圖

那么，在報曉的同時兼報天氣，自然要增加酬勞的砝碼，這是可想而知了。這就如同東京乾明寺的尼姑，也將自己刺繡物件拿到大相國寺市場上出售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臨安的天氣預報是非常準時的，無論風雨霜雪，報曉者也不敢稍有延誤。

說到報曉的行者、頭陀，使人不禁想起錢鐘書《管錐編》中所述：中世紀歐洲盛行的《黎明怨別詩》，說的是：報更夫或望風的友人代報曉雞，使情侶自酣睡中驚起。如果將此與宋代城市報曉者相比，顯見，中世紀歐洲的“報曉催起”，多為“私情幽媾”，而宋代城市的報曉者，念佛色彩漸褪，喚市民早起投入市場洪流的意識增強——

因為自宋以來，城市的功能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漸由政治、軍事中心轉向商業中心，以至各地的城市構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商業市場，其中，東京、臨安以其首都地位而獨領風騷，成為一個大市場。

這個大市場的晨景究竟如何從宋話本中得知：在臨安候潮門外，才到四更天，就有“無數經紀行販，挑著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閑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

這像大戰前的寂靜，但已為正式開始的早市準備了華彩樂章。我們還可以從《清明上河圖》中再找到印證，這幅長卷的起首部分也是：早晨，樹木夾峙的郊野小路上，兩個人，一前一后，趕著一隊五匹馱載著煤炭的毛驢，向汴城走來……

《清明上河圖》中的城門口景象

這是宋代城市每天醒來的第一序曲，它透過這晨景勾勒出了中國古代城市和發達的郊區相結合布局的特點，在宋代筆記中就有許多這樣的記載：每天一大早，東京南熏門外都有驢馱著麥子，成隊絡繹而來……

它標示出發達的郊區承擔著向城市輸送生活物品的任務，聯系《清明上河圖》中汴河虹橋上下的五頭背馱著圓滾滾的糧袋子的毛驢，更可看清這一特點。這種喚作“馱子”的毛驢，是東京早市不可缺少的。

這些驢馱子馱載著的各式貨物，不僅僅來自郊區，還有來自遠方的兩浙布帛、廣東珠玉、蜀中清茶、洛下黃醅……又將都市作坊生產的和鋪席出售的各樣物品，如墨、筆、旗幟、香藥，馱載到四方，我們仿佛看得見在這驢馱子背上馱載出的一束束轉運貿易的歷史新曙光……

與驢馱子的橐橐蹄聲交相呼應的是汴河舟楫的舵、櫓擊水聲，舵、櫓攪碎了倒映在汴河上旭日的光影，攪碎了汴河堤岸酣睡市民的夢境……一艘艘滿載各種貨物、糧食的船只，自汴河駛來，駛入東京——

像輸血一樣，將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姜桂藁谷，絲帛布縷，鮐鯫鮑，釀鹽醯豉，米麥雜糧，一一輸入東京，可以說，無所不有，不可殫紀，這才使東京變得無比鮮活。

從史籍看，東京經濟的生命線為汴河，每年從這條河運來的江、淮、湖、浙數百萬石米，及至東南物產，百物重金，不可勝計。東京的糧食和使用的各種物資，主要依靠汴河船只運輸的供給。

從《清明上河圖》的右面看去，有一艘停泊在汴河岸邊的貨船，役夫正從船上往岸上背糧袋子；在另一端的一艘貨船上，幾個役夫也正在船上往下扛貨物……這是繁忙的汴河運輸的一個縮影，正是從這里，市場交易的帷幕才逐漸拉開……

倘若站在汴河之畔高處一望，就會看得更加清楚，汴河集中著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客、貨、漕、渡各式船只，船板交錯，重疊釘成，船首采用壓水艙式，即利用船首甲板的一部分，敞艙使水流由此自由通過。

船尾有可調節往后作縱向上翹的平衡舵，船中桅桿底座為人字形，根據需要可放倒或豎起，并用數十根繩索支張予以定位。船上居室、貨艙齊備，有槳有櫓，其櫓甚長，八人齊劃方行。

劃櫓的船工，一側四人前傾，一側四人后仰，抬頭低首，各具神態，齊心合力，用勁搏浪，使我們從他們身上受到一種勃勃的生命力量的感染，這確實是東京早晨最為動人的一幕。

當我們將目光從早晨時的汴河繁忙運輸景象，轉入汴河岸上，從東京城內最早開市的地方開始，我們就會看到早晨的“人力市場”，在每一街巷口處，都圍聚著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中間有木竹匠人、雜作挑夫、磚瓦泥工、道士僧者……

這些“人力”們，一個個伸頸佇立，只盼著來人呼喚。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絕早出來出賣其勞力，就是因為在大城市里，集中著一大批百萬巨賈、封疆大吏、權威勢要、衙門官署……這就需要一個龐大的人力市場為他們服務。

而每天早晨就是這些達官貴人選擇這些“人力”的最佳時候，更準確一點說是低級市民們，在等待著高級市民的雇傭。在雇傭者與被雇傭者雙方之間，活躍著經紀人。如政和年間在東京為官的王安國，

其兒媳婦有身孕，要找奶媽，有一女儈向他介紹：有一死去丈夫的女子，要求出賣自身，于是，王安國用三萬錢將那女子買來當奶媽。無獨有偶，政和八年（1118），湖北的孟廣威，其夫人生一男孩，急找奶媽，而且要找姿容美麗者。孟請來“牙儈”，提出這一要求。許多牙儈一并努力招募，才找來這樣一位符合孟廣威所提標準的奶媽。

以上兩條史料中的女儈、牙儈均為經紀人之別名，它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人力早市所擁有的商業經濟背景，即雇傭者與被雇傭者都要依靠著主持商品性質的交換而從中獲得酬勞的經紀人。

這就表明了人力市場已具有相當濃厚的商業性，從人力市場包容對象來看，女儈的出現，已經是大量的婦女涌入頗具商業色彩的人力市場的一個信號，可見其廣泛性、經常性和一定的規范性。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的人力市場上的低級市民們，支撐起了宋代城市的生活基礎，在早晨漸次展開的紛紜熙攘的城市畫卷中，放眼望去，到處都可以看到這些“人力”們忙碌的身影——

鋼鐵作坊里，馬上要送到針鋪的針灸用針、縫衣刺繡針，及剪刀、鍋釜、耕具、利刃，迎著熹微的晨光而射出清光。雖然天色尚暗，但“般載”、牛車已停在機坊、織坊前，來搬運女工們制出的供應市場的精美布匹了。大道一旁，工匠正在為一爿即將開張的大店緊張扎縛一平面作梯形的檐子，每層的頂部都結扎出山形的花架，其上有鳥獸等各種飾物，檐下垂掛著流蘇的彩樓歡門。

作為一種新穎商品的紙畫兒，上面有人，有山，有花，有獸，有神佛，此時在大街上也擺成了琳瑯滿目的長廊，等待人們購買。

自五更就響起的油餅店、胡餅店的搟劑、翻拍，節奏不斷地與桌案輕輕交談，遠近相聞，為市民傳遞去趕早市的訊音。

客店燈燭還未全熄，窗欞已被又一批來貨賣的商販之聲推開了。寺廟的早禱磬鼓還沒有敲，鷹鶻店出售的鷹鶻已被挑選者驚醒，發出了鳴叫。健步如飛的菜農的擔子上閃爍著露珠的晶瑩，閃花了來買新鮮蔬菜市民的眼睛。開門的浴池散發著濃濃的香氣，與不遠處的香藥鋪席上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緩緩飄逸。青衣素裹、白發蒼蒼的婆婆步履從容，笑容可掬，沿街拍打著那高大的朱門，向顯貴之家兜售珍珠。

是勞作奔忙的市民，使城市沸騰了!他們，有木匠、銀匠、鐵匠、桶匠、陶匠、畫匠，有箍縛盤甑的、販油的、織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貨藥的、賣香的、磨鏡的、鬻紙的、賣水的、賣蚊藥的、賣粥的、賣魚飯的、鬻香的、販鹽的、制通草花的、賣豬羊血羹的、賣花粉的、賣豆乳的、貨姜的、販鍋餅餌蓼的……

千差萬別、填塞街市的眾多的市民，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奔向晨光中的市場。

當幞頭鋪擦洗的大字招牌被朝陽鍍亮，當染店又一匹新花布擺上柜臺被朝陽染紅，當拉貨的太平車輪被朝陽飛速地閃耀，當朝陽走入紙坊為金紙銀紙抹上一束光澤，當朝陽開始逡巡在色彩紛呈的果子行，當朝陽照射在尼姑的繡作上升起一片暖意，宋代城市數百個行業，隨著趕早市的市民洪流一齊“亮相登場”了，其數量為洋洋大觀410余行。

這是遠比宋代以前任何一個時代城市商業都豐富的行業的集中展示，這也是不弱于宋代以后的時代甚至遠比民國時期的商業都豐富的行業數目。宋代城市的商業已形成了龐大的網絡，這一網絡是由點面結合而構成的，點即是深入坊巷、遍布全城的各種商肆，面即是鋪店林立、位于全城中心地區的商業區。這種點面結合的商業布局，是一種較早較新的營業方式。

市場既有特殊的商品，也有一般的商品，還有零售商品等等，出售這些商品的早市鋪席，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主要有——紙札鋪、桕燭鋪、刷牙鋪、頭巾鋪、粉心鋪、藥鋪、七寶鋪、白衣鋪、腰帶鋪、鐵器鋪、絨線鋪、冠子鋪、傾錫鋪、光牌鋪、云梯絲鞋鋪、絳結鋪、花朵鋪、折疊扇鋪、青篦扇子鋪、籠子鋪、銷金鋪、頭面鋪、翠鋪、金紙鋪、漆鋪、金銀鋪、犀皮鋪、枕冠鋪、珠子鋪……小的如針鋪、顏色鋪、牙梳鋪、頭面鋪，大的如動輒以千萬計的肉市、菜市、米市、花市、珠子市……只要有用，就可設置。甲市鋪席兼批發性質，就是故楮羽毛這類貨物，在臨安也有“鋪席發客”。所以，全國各地的諸行、鋪席買賣商販，都紛紛到臨安來“侵晨行販”，利用早市來批發貨物，以便進行自己一天的生計。許多鋪席之所以在早市上一現，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原因也就在于此。

盡管早市是在早飯前這一段時光，但可以說白日所有上市的商店鋪席均在早晨的市場上一一展現了。像臨安的陳家畫團扇鋪，顯然是陳姓者以畫團扇而出名的鋪子，它很可能是陳畫家根據市民需求在團扇上作畫，因其畫技卓絕而贏得了贊譽，遂做此賣團扇生意的。

這也說明了宋代城市的早市經營者，已具備很強的品牌意識，一旦經營狀況看好，就以自己姓氏或特征命名設店。這樣的商家相當之多，如東京的丑婆婆藥鋪、潘家黃耆圓、余家染店、王道人蜜煎、李慶糟姜鋪……

臨安的雙條八刬子店、李官人雙行解毒丸、許家槐簡鋪、朱家裱褙鋪、張家金銀交引鋪等等，其中久經時間檢驗而享盛名的名牌店鋪亦不在少數。像東京大相國寺的書鋪，經營者都是些有很高鑒賞眼光的版本專家，他們不僅售書，而且集編輯、刻印、出版、發行于一身。

實際上，這樣的書鋪，在臨安早市上并非一家。如賈官人經書鋪、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太廟前尹家書籍鋪、陳宅書籍鋪等。它們都是非常有名的批發兼零售書鋪，在臨安書業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從遺存的這些書鋪所販賣的書籍來看，都有品牌的標明，如尹家書鋪所出書均記有“臨安府經籍鋪尹家刊行”等字。各地書商、書販、好書者蜂擁于早市書鋪，多是慕類似尹家書鋪大名而來的，而各家書鋪在早市批發零售書籍，在宋代城市中營造了一片書香的天地……

臨安早市上的精神商品可謂既佳又多矣，物質方面的商品在早市上也是可與之平分秋色的，像在早市上批發零售的溫州漆器鋪，自東京到臨安，始終在早市上都穩穩占有一個位置，這顯然是由于漆器有著非常好的銷路的緣故。

1959年，淮安出土的北宋紹圣元年（1094）楊氏墓葬中有七十余件漆器，如八棱形漆盒、葵花瓣漆碟、漆碗、漆盤、漆缽，其中就有“溫州□家造”、“杭州胡家造”等黑書銘記。杭州出土的宋代漆碗、漆盤，也都在外口下朱書“壬午臨安府符家真實上牢”的銘文，于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東京、臨安早市上批發零售出去的溫州漆器是很多的，這是由于市民階層生活需要所形成的，也是與溫州漆器的制造精美分不開的。高濂在《遵生八箋》中為此贊嘆宋代漆器道：刀法之工，雕鏤之巧，儼若畫圖。這道出了宋代城市早市上的漆器鋪歷久不衰的一個原因。

的確，任何一種商品倘若沒有精美的外觀是很難打動顧客的，而這一點在宋代城市商品買賣中是特別講究的，每一種商品都是竭力美化，只求吸引市民購買。這就使人想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那種特殊的叫賣時的吟唱——

在描寫宋代城市生活的作家的筆下，外地到臨安來的人，見到頂盤挑架、遍路歌叫的商販，無不認為稀奇。這又使人想起英國著名作家阿狄生所寫《倫敦的叫賣聲》中的一段話：

初來乍到的外國人或者外地鄉紳，最感到吃驚的莫過于倫敦的叫賣聲了。我那位好朋友羅杰爵士常說，他剛到京城第一周里，腦子里裝的全是這些聲音，揮之不去，簡直連覺都睡不成。相反，威爾·亨尼康卻把這些聲音稱為“鳥喧華枝”，說是這比什么云雀、夜鶯，連同田野、樹林里的天籟加在一起還要好聽呢。

兩相比較，何其神似!不過阿狄生所寫的是18世紀的倫敦叫賣聲，這顯然比11世紀的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吟唱水平要遜色得多。這種歷史的巧合，標示出了宋代城市發展遠遠領先于西方城市的發展。從宋代城市早市上叫賣商品的吟唱，我們難道感受不到宋代城市早市商品發展的程度嗎更不要說宋代市民是將早市上的叫賣聲，當成一種藝術景致來欣賞的，這遠比18世紀倫敦關于叫賣應不應該和如何去叫賣的爭論先進得多，文明得多。據宋代《事物紀原》說：出賣商品的吟唱“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以此我們可以去觀察四月東京早市上的賣花吟唱：

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

唐五代《賣花聲》曲調，為雙調，平聲韻，前后片各五句，共54字。北宋的張舜民曾以《賣花聲》曲調創作過兩首詞，這個曲調很有可能與宋代城市早市上的賣花吟唱接近。換言之，《賣花聲》詞至少在體制予賣花吟唱以很大影響。現無《賣花聲》的音韻詞調流傳下來，但從孟元老傳神的刻畫中，已經可以領略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這種賣花吟唱的獨特魅力了。而且孟元老在描寫東京“天曉諸人入市”時，曾用“吟叫百端”來形容東京早市上的吟唱景象，這種景象一定是十分熱鬧而又十分生動，所以到元代，有人寫了一出《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專用大段篇幅來記述宋代城市早市上水果商販的吟唱，足見當時商販為推銷商品而吟唱不絕已是早市上不可缺少的一景。

——本章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師伊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