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六章 斯維爾德洛夫

北洋1917 第四百八十六章 斯維爾德洛夫

1918年7月14日20：40莫斯科克林姆林宮

在蘇俄中央委員會內，沉默寡言的捷爾任斯基難得主動開口，不過在眼前這個排排坐吃果果的關鍵時刻，這廝一張嘴差點沒把烏里揚夫給氣暈過去，蘇俄中央委員會主席鼻子里哼了一聲，臉色鐵青沒有說話。綠色無彈小說［］

這邊托洛茨基忍不住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你反映的這個情況我倒是不太清楚，斯維爾德洛夫同志，你是最高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又分管組織工作，你了解捷爾任斯基說的這個情況么？”

在座的蘇俄中央委員們的視線都轉到了斯維爾德洛夫身上，緊緊注視著這位在蘇俄中央委員會內以組織能力強，對干部和人事安排最熟悉的中央委員，捷爾任斯基在烏里揚夫同志面前，在蘇俄中央委員會的前途，都維系在斯維爾德洛夫的回答上了。

烏里揚夫轉過身，一臉嚴肅的望著自己最信任的親密戰友，只要斯維爾德洛夫嘴里蹦出半個對捷爾任斯基不利的回答，烏里揚夫就打算給契卡換一個領導人了。

再好的鷹犬，如果掌握在自己的反對派和競爭者的手里，那么就會成為埋藏在自己身邊的定時炸彈，絕對不能容忍，一想到自己對契卡和捷爾任斯基的信任以及縱容，烏里揚夫心里就隱隱作痛，如果捷爾任斯基真的約瑟夫私下有勾結，那么這兩個人都不能再用，這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損失將非常大。

代價大到可能現在羸弱的蘇俄中央都未必承受得起，烏里揚夫的視線在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臉上來回轉，心里卻希望斯維爾德洛夫說的話不會把捷爾任斯基打入深淵。

雅可夫·米哈依維奇·斯維爾德洛夫，于1885年俄歷5月23日（公歷6月4日）誕生在下夫哥羅德（現在的高爾基市）一戶破產的手工業家庭里。在蘇俄中央委員會里，33歲的斯維爾德洛夫是年輕而位高權重的一位中央委員。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工人運動正在興起，因此，斯維爾德洛夫很小的時候，就受到革命的影響，憧憬著投身于革命斗爭，以鏟除周圍那些專橫的、不公平的現象，1900年當雅·米·斯維爾德洛夫15歲時，由于他母親病逝，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他為分擔家庭的重擔而外出謀生，先后在堪那文和奇斯托波利作過藥店的學徒。

1901年在俄國工人運動不斷發展的形勢下，斯維爾德洛夫回到了家鄉投入了運動，并成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地下黨員。列寧創辦《火星報》后，他就把《火星報》的宗旨當作自己的箴言，用以指導自己的實踐。因此，他的活動曾受到《火星報》的關注和贊許。

1901年12月20日《火星報》曾報道說：“這位尚不滿16歲的少年革命家首次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知名”。斯維爾德洛夫受下夫哥羅德和梭爾莫沃黨組織的委托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所。1902年春為受監視的大學生柳里科夫的犧牲，組織了幾百名工人參加的政治示威。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他為維護烏里揚夫的綱領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而斗爭，在短短的幾年里他曾被沙皇當局多次監禁，經受了戰斗的洗禮，在斗爭中他逐漸成長起來。

1905年俄國爆發了革命，這年年底，21歲的斯維爾德洛夫被派往烏拉爾地區，加強那里的工作，以便促使黨的分散的力量統一起來。由于他的出色的活動，不僅使葉卡特林堡委員會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迅速改觀，而且他自己也成了那里工人所熟悉的組織者和演說家。

烏里揚夫對斯維爾德洛夫的初期革命活動和他的獻身精神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說當他還是一個青年時，“就全心全意地從事革命了”。

斯維爾德洛夫這廝也是個堅韌不饒的家伙，在沙皇時代長期的地下秘密工作中，先后十四次被捕，有十二年是在監獄和流放地渡過的。

雅科夫米哈依維奇斯維爾德洛夫的組織能力極強，這廝在十月革命期間八方聯絡，是他保證烏里揚夫的路線貫徹到全俄，讓各地蘇維埃統一行動。

革命成功后這廝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是蘇俄第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在蘇俄中央委員會內，斯維爾德洛夫幾乎能排到前三的位置，至少不會低于前五，無論是遠在察里津的約瑟夫還是近在跟前的捷爾任斯基，在黨內的地位都遠不如這廝。

在王庚前世，1918年8月列寧遇刺后由斯維爾德洛夫親自實踐“紅色恐怖”的方針，1919年斯維爾德洛夫突然去世后，蘇聯全體領導人大為悲痛，列寧在蘇維埃大會說：“斯維爾德洛夫不在了，對蘇維埃來說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們以后要另外組織一個幾十人的機構才能完成他一個人的工作”。

當然，在這個時空的1918年，烏里揚夫還沒有遇刺，甚至未必還會遇刺，而我們年輕的斯維爾德洛夫同志，更不會在青霉素的庇護下淪陷在西班牙流感的魔爪里。

事實上，1918年3月斯維爾德洛夫已經得過一次西班牙流感并在青霉素的幫助下康復，而痊愈后這廝體內西班牙流感抗體的存在，多數情況下西班牙流感將不會再對烏里揚夫這位親密戰友形成新的威脅。

見眾人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捷爾任斯基緊抿著嘴不吭氣，望著眼神中卻透著一絲希冀，斯維爾德洛夫撓了撓腦袋，有點為難的道，

“捷爾任斯基同志掌握的情況，我也有所了解，安德烈謝爾蓋耶維奇布勃夫同志是一位優秀的黨的干部，早年布勃夫同志在莫斯科、下夫哥羅德、彼得堡、薩馬拉等城市做黨的工作時，我和他有過多次接觸，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強的領導人。”

“斯維爾德洛夫同志，大家現在關心的是，布勃夫是否能勝任一個地區的軍事領導人的崗位，他和烏克蘭出身的那些優秀的紅軍將領，比如伏羅希洛夫和切爾納溫這樣的同志，是否能合得來，有沒有心存芥蒂或者結有宿怨，以至于得不到這些烏克蘭紅軍將領的支持？”

托洛茨基顯然把話題扯回了要害，都什么時候了可沒工夫聽斯維爾德洛夫談他自己和布勃夫的交往以及早期經歷，午夜12點前要決定的事情太多，烏法聯軍要是喂不飽，明天蘇俄紅軍和工人糾察隊就該豁出命準備保衛莫斯科了。

其實斯維爾德洛夫和布勃夫這倆人都是領導十月武裝起義的革命軍事總部成員，在十月革命期間可謂配合的相得益彰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當然，斯維爾德洛夫的黨內地位和中央委員會內的排名比布勃夫要高的多。

十月革命勝利后，布勃夫雖然被選為中央委員，擔任的不過是彼得堡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市火車站政委這樣的職務，而斯維爾德洛夫早在1917年4月的黨的全會上，就和烏里揚夫一起成為代表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并連選為中央委員，負責中央書記處和組織工作。

十月革命后，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斯維爾德洛夫被選為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17年11月8日（公歷11月21日）當選為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至于斯維爾德洛夫和約瑟夫同志的交集，則是因為斯維爾德洛夫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并在會上作了組織工作報告，之后，在1917年8月，他與約瑟夫一起被選入中央核心組。接著呢，又和捷爾任斯基等組成組織局。

所以約瑟夫同志也好，捷爾任斯基也好，其實和斯維爾德洛夫的關系比跟黨的領袖烏里揚夫要更緊密一些，因此，當今天加米涅夫和季維也夫趁著烏里揚夫被察里津的挑戰氣暈了頭的功夫，提出用布勃夫替換約瑟夫的建議時。

捷爾任斯基雖然最后一個發言，卻硬著頭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些都有之前的淵源在里頭攪合，當然，未必能算是捷爾任斯基和察里津以及約瑟夫同志私下有了溝通或者默契，只能算是就事論事提出的中肯看法。

實際卻卻提醒著斯維爾德洛夫，這布勃洛夫在蘇俄中央委員會內，那可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怎么能輕易讓他在察里津上位，更何況，本來布勃夫在主持烏克蘭的工作時，就和伏羅希洛夫他們鬧的不可開交。

斯維爾德洛夫當然看得出來，約瑟夫同志在察里津取得的一些成績，加上他個人的自我膨脹的催化，導致約瑟夫趁著蘇俄紅軍在烏法戰役的慘敗，妄圖挑起一場對蘇俄中央的質疑，并給烏里揚夫和蘇俄中央的權威帶來了巨大挑戰。

不過斯維爾德洛夫長期搞組織工作，知道在這個危急困難的關頭，蘇俄中央委員會能維持團結是第一選擇，不能維持團結，要分裂，也要講究策略，不能隨便就把競爭者的人給扶上了位，比如，用布勃夫取代約瑟夫，這辦法顯然對烏里揚夫和斯維爾德洛夫一派來說，不是個好辦法。

“那我就直說了，布勃夫同志的能力很強，但和烏克蘭地方部隊將領的配合協調上，的確有些問題，我覺得就算要調整察里津和南方面軍的領導層，布勃夫同志不是個最佳的人選！”

斯維爾德洛夫言簡意賅的一句話，封死了蘇俄中央委員安德烈謝爾蓋耶維奇布勃夫在察里津和南方面軍上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