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放手

明鄭之我是鄭克臧 524.放手

視察完了淮北的防務，鄭克臧又渡過淮河視察了淮南煤礦的開采情況。淮南煤礦出產的主要是主焦煤、瘦煤、貧煤、肥煤和動力煤，但是這個時代無法用量化的指標區別各種不同的煤炭并將其分門別類的適用于各種用途。

為了不讓動力煤影響焦炭的冶煉，鄭克臧也只是命令粗粗的按照煉焦結果將明顯是動力煤的品種區分出來，至于瘦煤、貧煤、肥煤、主焦煤、1/3主焦煤卻無法進一步辨認，好在這些煤種都適用以煉焦，因此便一股腦的列入焦煤的行列后為官屬冶場所采用小說章節。

不過鄭克臧并不專門來看這些不同種類的煤炭的，他之所以來看淮南煤礦主要是看兩個亮點。其一是礦坑軌道的應用，其二是蒸汽抽水機在礦井中的作用。

礦坑軌道就不用說了，這個應用不但大大提高了煤炭運輸效率不說，更降低了礦工的工作量減輕了其健康受損程度。至于蒸汽抽水機嘛，則使得原來無法利用的礦井煥發了生機，提高了礦藏的利用率，使得礦場經營更有利可圖。

蒸汽抽水機的主要發明者是格致院從英圭黎請來的工程師托馬斯紐科門和其助手蘭利，至于另一位蒸汽機的發明者托馬斯薩維利雖然被華夏的巨額資助給打動，但最終考慮到路途過于遙遠而沒有前來華夏。

紐科門抵達華夏后用了三年內復制了他在英圭黎時的設計，然后根據最初設計發明了大氣式蒸汽機，當然大氣式蒸汽機是極其原始的，因此在華夏匠工的參與下，隨后改進的火神式蒸汽機采用了飛輪、曲軸、聯桿做的旋轉運動程式，從而告別了原始的往復運動方式，使得蒸汽機的效率將更高、機械占地面積更小。

雖然紐科門和蘭利因此分別獲得開國侯、開國子的功民爵，協助的華夏匠工也多有賞差，但有著另一時空記憶的鄭克臧并沒有因此而滿意，所以內廷很快開出了世爵的賞格，藉此要求格致院進一步改善蒸汽機的熱效率和維修性能。

正當鄭克臧看著這些吐著蒸汽的怪物遙想多鉚鋼蒸的時候，一個噩耗傳了過來：“蘇州踹匠叫歇（罷工），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北伐亟待籌措用度，這個時候是誰在扯朕的后腿！”

鄭克臧直覺是北面搗了鬼，因此他立刻責令職方司和軍律司對此嚴查。

幾天后，他抵達安慶，詳細的報告來了：“啟稟圣上，蘇州踹匠叫歇主要還是經濟糾紛。”

執掌樞密院軍律司的鄒書英原原本本的報告道：“所謂踹匠其實就是織布染色的工人，其工作的作坊被稱為踏布行，因為踏布的動作形同踹蹬因此踏布行又稱踹行，這些工人因此又被叫踹匠。根據清虜蘇州織造的檔案，康熙三十年，蘇州就有踹行三百家，踹石八千塊，踹匠九千余人。而根據鹽鐵衙門蘇州工商所報稱，截止到今年六月，踹行的數字增加到五百家，踹匠的數字逾二萬五千余人。”

鄭克臧靜靜地聽著，就聽鄒書英繼續道：“踹匠多由工頭從江淮、浙西雇傭而來，每染一匹布，踹匠只能獲得一百余文的收益，雖說如今海貿大盛，棉布出口暴增，踹匠的收益也有保障，但與之付出的辛勞卻不相應，所以踹匠們經常一起要求增加報酬，只是布商認為自己已經跟踹行和工頭約定貨價，踹匠不向自家東主爭取加薪，布商要求加價于情于理不合，因此不愿滿足踹匠的要求，既然要求無法滿足，踹匠們就紛紛相約罷工叫歇。”

“只是罷工叫歇嗎？”鄭克臧突然插了一嘴。“打砸市面沖擊官府的又是誰！”

鄒書英恭聲應道：“圣上所言甚是，踹匠以蘇州工商所偏袒布商大戶為由，沖擊官府，卻有禍亂之嫌疑，只是棉布出口關系到朝廷利稅，卻不好遙遙無期的耽擱下去”

“好了，鄒卿，這事不是你該過問的。”鄭克臧冷冷的教訓道。“且退下吧。”

鄒書英嚇得冷汗直流，忙不迭的跪拜告退，等他退下了，鄭克臧瞇起眼睛想了想：“要挾，天下出棉布的也不是蘇州一地，再說朕最不怕的就是要挾。”

喃喃的說了幾句，鄭克臧放聲命令道：“來人，著刑部徹查此事，緝拿背后唆使之工頭。”

鄭克臧明白的很，鄒書英有幾句話根本只是說了一半，踹匠的薪資低是不假，但踹行是不是沒有賺到錢呢？工頭是不是沒有從中分潤呢？很明顯，整個故事里只有最后一個環節是遭到了盤剝，至于其他且不說是不是賺的腦滿腸肥，但至少是小日子不錯。至于踹匠們不去跟雇主、工頭討價還價偏偏去找八竿子打不到的布商的麻煩，其背后的黑手已經不辨可知了。因此，打蛇要打七寸，這些人絕對不能放過。

武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鄭克臧回到武昌，此時關于蘇州踹匠罷工一案的審判結果已經出來。大審院江南行省分院派出審判團于蘇州宣判，踹匠罷工騷擾市面沖擊官府罪名成立，為首十四人及背后唆使之工頭十一人流放南洋，其余無罪釋放。隨即，鹽鐵衙門蘇州工商所秉承上意宣布，踹匠薪資過低乃是禍亂之源，著踹行增加踹匠計件薪酬每匹六十文，至于因此增加之成本由踹行和工頭自行承擔，并于來年與布商議價時，雙方分擔。

事情看起來就這么平息了，但十二月二十日，宮中突然傳出詔書褒獎廣東“東家行”、“西家行”制度，稱其“不使君上分憂、堪為勞資典范”并勸諭天下商賈伙徒“悉效仿之”。

詔書一出，天下聳動，不知情者紛紛去信廣東詢問什么是“東西行”制度，隨后才知道所謂“東家行”顧名思義是資方的同業組織，與之對應的“西家行”自然是工人組成的勞方行會。不過“西家行”還帶有一絲工會性質，有短時失業救濟、傷病救濟、蒙學夜校等互助慈善的內容存在，更重要的是，東西家行還是勞資雙方關于薪水問題談判的平臺。

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這么一來，官府便從勞資雙方的對立中超脫出來，成為雙方談判的監督者和最后仲裁者，不勞有激起民變之虞；而就勞資雙方來說，上會館總比直接“齊行叫歇”乃至“聚眾毆搶”要溫和得多，也不至于出現必須官府介入鎮壓的失控沖突。

武成六年三月三十日，華夏鹽鐵衙門以部門令的形式正式頒布《東、西家行行事范則》，從而從國家政策角度確定了華夏國內商業自治的基礎，從而使得民間社團這一歷朝歷代嚴防死守、嚴禁“結黨營私”的政策開始走向消亡。

當然相比頗有身家的東家行眾人們，對于以無產工人為主的西家行，華夏官府的控制更為嚴格，不但鹽鐵衙門在西家行有公董監事，而且刑部也會在西家行設置眼線“明晰動亂之本源，以備隨時根除之”

除了鹽鐵衙門的《東、西家行行事范則》以外，度支衙門稅務司還以“工頭攬活、居間抽分”有偷逃國稅之疑為由禁止華夏境內重新出現包工頭，“今后但凡雇傭伙工，只準通過西家行進行，所雇名單亦需備份呈報，唯學徒除外”

為了避免因為包工頭消失而導致用工荒，華夏學部還根據鄭克臧的暗示頒布部門令勸諭東家行和西家行共同創辦工商職業學校，定期下鄉招募學徒，“雖云不授圣人大道，但也可明白文字、算術，知曉工商技藝，以為實用”

正是因為華夏政府在工商業上的放手，以及一系列配套的重商政策，到了武成六年底的時候，華夏的商船已經出沒在北起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婆羅洲，西抵緬甸、天竺的廣大地域，再加上泰西各國的商船往來，華夏商品已經廣泛的占據了上述地區各個國家的市場，出口稅已經超過了田賦的一倍以上，成為華夏朝廷北伐的源動力。

在出口稅快速增加的同時，國內商業市場也由于人口正增長的開始得到了明顯的開拓。

當武成六年的財政年度結束后，度支衙門驚喜的得到了第一個來之不易的黑字。雖然還有許多欠賬要補，雖然地方財政還有許多省份入超，但是財政好轉已經躍然紙上了，由此鄭克臧的再次北伐進入了倒計時。

不過，武成六年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過去的。是年年中江西田籍舞弊案爆發，不良鄉紳買通胥吏修改田畝等級，利用良田與棉田、桑田不同的稅基之差謀取暴利，最終連上帶下一共流放四百余人，可謂震動全國。

武成六年八月，贛南冒籍功民案被揭露，利欲熏心的地方士紳賄賂巡檢司及農林所官員，將非功民田冒稱功民田，藉此偷逃田賦長達七年之久。結果涉案的三任地方官吏及士紳三百五十余人，以動搖國本為由悉數流放金蘭。

“贛南案”又一次給鄭克臧敲響了警鐘，使他明白，他所努力完成的一切，不過才剛剛走完了第一步，遠沒有到功成名就馬放南山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