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維新志士與革命志士（一）

赤色黎明 二十五 維新志士與革命志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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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南關起義對于孫中山來說是一件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1908年3月13日，孫中山第一次到了起義第一線。

他不僅在陣地為傷員包扎，并親手發炮，竟打得很準。孫中山慨言道：“反對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親發炮擊清軍耳！”當日下午，陸榮廷派一樵婦持函登臺，表示愿率600余人投入孫中山麾下，并告以清軍大兵來援，事急萬分，祈自重。

接到陸榮廷的信，孫中山立刻決定回河內籌款籌械，命黃明堂堅守5日，一俟餉械運到，便進取龍州。當晚，孫中山等下山回安南。7日，軍機處將失去鎮南關的廣西巡撫張鳴岐“交部議處”，又命他戴罪立功“即日克復”。清軍以4000人的兵力圍攻。當夜，曾經給孫中山寫信表示投奔革命的清軍統領陸榮廷帶領清軍向北臺猛撲，黃明堂堅持

日，槍彈告罄，于8日夜棄臺，退至安南燕子大山。孫中山從越南運送的槍彈在文登即被法國方面扣留。鎮南關起義遂告失敗。

在人民黨和光復會在長江中下游掀起革命風暴的時候，同盟會在中國南疆的起義旋起旋滅。張鳴歧保住了官位，陸榮廷則繼續“潛伏”在清軍中等待時機。同盟會試圖開辟局面的鎮南關起義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根本沒有掀起足夠的影響。

到了1908年4月16日，慈禧令人驚訝的向全國頒發了《欽定憲法大綱》，包括袁世凱與張之洞在內的幾個鼓吹立憲的重臣事先竟然沒有得到絲毫消息。與《欽定憲法大綱》同時頒布的還有討伐人民黨的公告。內容簡單明快，公告里重點批判人民黨“滅士紳，分田地”的惡行。認為人民黨匪幫罪不可恕，十惡不赦。清政府告知天下，人民黨分田地的契約完全非法，該契約毫無法律效力。一旦等朝廷消滅人民黨，尚在安徽境內以及逃到安徽境外的安徽本地士紳們將重新奪回土地所有權。

寫這份公告的讀書人很有想象力，由于人民黨的旗幟是紅旗，加上人民黨把滿清稱為滿清匪幫，所以公告中清政府將人民黨稱為“chi匪”。這個稱號也就成了人民黨在滿清公告里頭的標準稱謂。

陳克在交通不太方便的六安地區，他看到“chi匪”這個稱號的時候，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這可是當年黨的專用稱號。人民黨居然得到這個稱號，在陳克看來簡直是無上的光榮。不過黨中央貌似缺乏這種感受，中央的同志們二話不講寫了一份反駁的公告。內容無非是個罵戰。陳克在公告背面批示道：“以后這等問題黨中央自行決定即可，不過我建議不要罵戰。咱們人民黨從來都是被罵的對象，咱們就是在反動剝削階級的痛罵中成長起來的。敵人罵的越兇，說明我們干的越好。把精力放到土改上，只有和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才有真正的力量。”

黨中央的同志也就是一時氣憤而已，陳克不在的這段時間，同志們精神高度緊張。這么大的攤子，領導者雖然從陳克一人變成了五常委話事的機制，人

變多并不等于效率提高。能到黨中央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大事。現在根據地的范圍囊括了后世全部安徽地區。安徽位于華東地區腹地，與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相鄰。整個根據地地區分為16個地級市，62個縣。

陳克去六安市工作之前，留給大家一個核心工作，“在核心地區，至少要讓群眾全年每天能混個一干兩稀，一星期有一頓魚肉，平時有油鹽，一月能扯二尺布，每年能換兩件農具。”

根據地現在統計出來的人口有一千二百萬左右，實施了土改的核心根據地人口高達三百五十萬之多。“一干兩稀”的意思就是，早上和晚上喝粥，中午無論如何都得有干飯。這意味著，這三百五十萬人口，平均每個人一天就要吃掉最少一斤口糧。一年就按360天計算，核心根據地需要生產出十二億六千萬斤糧食，才能達成這個

核心根據地在平原地區，土地總量倒也不小，統計出來的開墾農田有一千五百萬畝地，如果每畝地平均畝產達到一百斤，就能完成這個目標。以鳳臺縣的經驗，農村水利的灌溉排澇體系搞好，強制性采用育種基地生產統一培育的優質種子之后，每畝地平均畝產都能夠達到280斤的產量。理論上是毫無問題的。唯一問題在于實踐中就全是問題。

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勞動力的匱乏。農忙時節到處缺乏勞動力，工業生產幾乎徹底停頓。去年的經驗就告訴大家，農閑時節工廠無法完全消化掉足夠勞動力。

在這番雞飛狗跳的計劃與調度中，有一個看似毫不起眼的消息被忽略了。兩江總督瑞方，浙江巡撫張勛，江南提督王有宏聯名上書，請求在江蘇試開議會，以觀后效。慈禧的批復這份奏折的速度極為快捷，奏折上用朱筆寫了一個

“準”。

袁世凱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仿佛頭上響起了晴天霹靂。死硬保皇黨張勛，現在成了憲政實踐第一人。最神奇的是，江蘇搞立憲，浙江巡撫張勛居然也能插一杠子。在兩江總督、浙江巡撫與江南提督聯名的奏折中。浙江巡撫張勛因為暫時沒有打回浙江的兵力，所以成了江蘇議會的籌備總負責。江南提督王有宏一個武官，當上了副手。江蘇議會臨時議長則由兩江總督瑞方大人充當。這三個鐵桿保皇派搖身一變就成了維新先鋒。

對于慈禧的政治手腕，袁世凱佩服的五體投地。慈禧把握住了當前的政治命脈，也就是說，士紳追求的是“維新”，而不是“立憲”。能富國強兵，在科舉廢除的時候，能讓士紳們有出人頭地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就是絕大部分士紳的想法。士紳們也根本不懂立憲與維新的區別，他們錯誤的把立憲當成了維新的全部。

與士紳的普遍追求不同，袁世凱統領的北洋集團所設計的“立憲”，核心是要建立“責任內閣”，而并非“立憲普選”。主推的那個“責任內閣制”，是對北洋集團量體裁衣搞出來的東西。若是袁世凱的“立憲方案”一旦通過，袁世凱就能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立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奪取了內閣各部人事權的北洋集團，也就正式壓倒了所有的政敵。所以，慈禧現在不搞責任內閣，而是推行了“皇權憲法”，可以說把袁世凱的如意算盤一舉給擊破了。

這等深刻的認知，以及機敏的應對，讓袁世凱對壽命將盡的慈禧真的是又敬又怕。

朝野對三個鐵桿保皇黨搞的立憲維新根本不看好。這三個保皇黨渣渣領頭的是滿人，另外兩個則是武夫出身。他們哪里懂什么“立憲維新”啊。

現實遠比想象更神奇，僅僅用了不到兩個月，江蘇的議會就開張了。這屆議會全程“江蘇過度議會”，每縣選議員三名，任期半年。主導下一屆議員選舉工作。

很多年后，在遺老們聯合編撰的《皇清立憲錄》一書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王有宏給了張勛看了一份立憲計劃。張勛看完之后遲疑著問道：“這是徽墨寫的吧？”

王有宏奇曰：“卑職用墨從不問來處，大人從何而知？”

張勛答曰：“墨有臭味。”

王有宏笑答：“不知墨從何來，能寫

即可。”

兩個武夫正經八百的討論起文具用品，本來就是奇事，為何要在這本為滿清歌功頌德的書里頭記載此事，很長時間內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寫書的人很懂得“為尊者諱”的原理，其實當日的討論根本就沒有這么文靜祥和。張勛指著王有宏的鼻子大罵，“你抄人民黨的人大選舉流程干啥？”

王有宏立刻回了一句，“難道抄北洋的不成？”

張勛一時為之氣節，其實這次的事情主推者是王有宏，而不是張勛與瑞方。而人民黨對于選舉制度從來沒有藏著掖著，王有宏得到這個流程不用花費什么力氣。

看張勛根本就不同意這個方案，王有宏勸道：“大人，人民黨奸惡之處在于他們選出的都是泥腿子。大奸大惡必有大智大勇。咱們雖然利用了這個規矩，可選出的都是士紳。江蘇亂黨多要依靠士紳，咱們把士紳攏在議會里頭，不比把他們推倒亂黨那里強么？更何況《欽定憲法大綱》主推的是忠君，按這組建起來的議會，想不忠君也不成。”

這種有禮有節的建議算是得到了張勛的默許，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張勛相信與人民黨進行了慘烈戰爭的王有宏絕非一個亂黨，而且張勛自己完全沒有組織議會的思路與能力。不過張勛敏銳的指出一條：“士紳們能不能當議員必須經過我和你的同意。”

王有宏答道：“天下皆知大人為人忠義，講義氣。上要報效朝廷，下也知取信百姓。若是立軍令而不守軍令，不如不立。請大人三思。”

張勛雖然沒讀過書，卻是個聰明人。他立刻就明白了王有宏的意思，郁悶半晌，張勛才答道：“就如王提督所言。”

臨時議員的選舉不是普選，而是推薦制。由各地有功名的士紳們開個會，然后推薦出德高望重的臨時議員。王有宏特別強調，選出的議員不得選舉有舉人功名的士紳。若是有了舉人的功名，只要肯花錢，早就能擔任官職。其實有錢秀才當官的也不在少

。王有宏的強調是針對那些無法出任官職的士紳發出的強烈信號。廣大的下一屆正式議員們也會從他們當中選出。

江蘇臨時議會的成立大會，“前臨時議長”，兩江總督瑞方在奏折里頭有著詳細的描述。“議會成立日，諸議員朝北而拜，恭祝太后老佛爺與陛下金體萬安。”“議員于臨時議長帶領下，誦讀《欽定立憲大綱》。”“第一日議會議題，商討討伐安徽chi匪之事。”

這都是面子功夫，士紳們身在地方，知道地方上的問題。效忠朝廷或許應該，不過士紳們既不懂打仗，也沒義務打仗。頭兩天敷衍了事之后，各種關乎地方上的議案紛紛開始出籠。在1908年，依附歐美帝國者的“劣紳”集團還沒有出現，討論內容完全圍繞地方士紳與百姓生計問題。土生土長的民間聲音，第一次大規模的傳到了滿清江蘇官僚集團的面前。

在繁忙的工作之后，王有宏終于有時間回到家里。他在書房里頭屏退了眾人。大家都知道王有宏這一年多來養成的習慣，讀書的時候是絕對不允許別人進門的。眾人都退的遠遠的，讓最近風光無限的王有宏提督靜下心來讀書。

仔細的查看房門關緊，王有宏從書架上拿下一套嶄新的易經。他本是個軍人出身，在軍旅中學了認

，卻絕對讀不懂這種高深的書籍。翻開漂亮的書匣。幾本嶄新的書里頭夾了一個翻看過多次的小冊子。

王有宏噓了口氣，打開了冊子。他很快就反倒了想看的那章，這是王有宏的手抄本，上頭第一段話是這樣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忠臣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忠臣是士紳的向導，在維新中未有忠臣領錯了路而維新不失敗的。我們的維新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維新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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