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四十）不當皇帝的疑問

崛起之華夏 （八百四十）不當皇帝的疑問

訂代中國政治變革的重要內容之，就是結束傳統的君型瓦引川度。向現代立憲政治轉型。在從清末“戊戌變法”提出來的“君主立憲”理念以來，“君主立憲”被當時的一大批政治人物視為實現這一“政治轉型”的最佳途徑，而這個“君主立憲”的模式一開始也得到了滿清朝廷一定程度的認可。然而這項在很多中國人看來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卻因為康有為的急躁冒進而變的面目全非，最終淹沒在了“己亥政變”的血泊中，康有為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賠上了自己一個弟弟的性命）。

在后來的華夏共和國成立之初。“君主立憲”的論調暫時平息了數年。隨著“共和”初期中國國內政局的逐漸穩定，君主立憲度銷聲匿跡，但隨著華俄戰爭的勝利結束和中國政壇“元老政治”的結束。咖年年初，中國輿論界又有了君憲學說的身影。因為當時的華夏共和國政務院執政李鴻章重病纏身。一切國家事務基本上均由唯一的政務院參政孫綱主持，在很多人看來。這個被外國人在非公開場合稱為“副國王”的強權人物雖然沒有皇帝的名號，但手中的權力卻比昔年的清朝皇帝還要大。因此后人經過研究后認為，當時悄悄抬頭的君憲學說其實也是有一定的出現基礎的。

不過，當時輿論界主張君憲有影響的人物如楊度、古德諾之流。倒也并非完全為了迎合中國“副國王”的政治需要而提出來的君憲說。君憲論者們主要還走出于他們自己對中國政治問題的深玄理解。其實君憲說從來就沒有在中國政界銷聲匿跡，而且在中外理論界、思想界依然有大量的“知音”如身為政治學學者的古德諾，在其晚年的封筆之作《解析中國（舊7年中，依然堅持“君主立憲”是中國政治變革的最佳途徑，對于清末的君主立憲未能實現覺得非常“惋惜”他認為：“若非“己亥政變。的發生和俄國人的入侵東北地區，中國按理說到舊舊年就可以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而當時的學術界很多學者也都有類似的看法，認為晚清的“戊戌新政”是漸進式的現代化變革，如果沒有“己亥之亂”和俄國入侵的戰爭打斷，這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是有希望引導中國早一些時候走上近現代化正軌的。

主張君憲說的人認為，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避免政局動蕩，尤其是能夠避免流血、暴力、戰亂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現象。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積貧積弱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此類“非理性”政治現象將使中國國家長期陷入“治亂之世”的惡性循環而得不到穩定和發展。

加以近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頗為險惡，更加不容許長時期的政治動蕩。那么，為什么“君主立憲”有利于保證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理性有序”呢？君憲論者們所列舉的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國“國情”因為中國有著悠久的君主傳統，人民的“政治素質”不高，皇權思想、權威崇拜意識可以說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變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適應。而“君主立憲”則是最佳的過渡方式。楊度曾經說：“共和國主權全在人民，大權采于國會，若人民知識不及法美諸國而亦握此無上之權。則必囂亂糾紛，，不能圖治，反以滋亂夫欲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中國之所以不能像法國和美國那樣以“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是因為中國的“國民素質不及法美諸國唯有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古德諾也同樣認為：“中國數千年以來扭于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而由“，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他說如果當初中國不推翻清朝帝制，則在帝制下逐步發展立憲政治的效果將比“共和制”要更好。在他看來，中國實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險就是權力更替容易引發內亂，內亂往往最終導致最壞的政府形式即“軍事獨裁”的出現，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僅僅在于帝制可以使這個問題得到更加穩妥的解決。所以，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蓋中國如欲保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系觀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為易，以共和制行之則較難也”

后世的很多人認為，如果當時的“副國王”孫綱在李鴻章故去之后選擇自己稱帝，并開創一個新的漢人為君主的新王朝，并實行“君主立憲。的話，中國很可能在更短的時間里完成現代化國家的轉變，變的更加強大。

但讓后人疑惑不解的是，孫綱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堅決反對在中國實行帝制，他在當時雖然有這個力量，但終其一生他也沒有重新恢復中國的君主政治，留給了后人一個巨大的疑問。

后人試圖通過對歷史真相的研究來解答這個疑問。很多學者經過研究后認為，“君主立憲”作為立憲政治的一種形式，在近現代世界一些國家得到成功的實踐，典型者即如英國、北歐諸國和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國，它卻終究只是少數人士的政治設想，根本沒有實現。不過這并不能說明是君主立憲本身的錯誤。因為從理論上分析，畢竟君憲說的根本還是要在中國實現立憲政治。君主制不過是服務于這一目標的手段和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將君憲說簡單地等同于維護封建。比如州蚌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時。梁啟超就明確表示：只要國家政體是立憲政治，國體為“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并不重要，總之沒有必要在所謂的“國體”問題上折騰。這種看法應當說是比較理智、公允的。

如果人們肯定立憲政治是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正當方向，那么，需要研究的就不是君主立憲是否應當。而是君主立憲在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

后人經過研究后認為，“君主立憲”學說的致命問題在于忽視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立憲。與“君主。之間天然地存在著的內在的緊張與深刻的矛盾沖突。

持君憲說者同樣意識到在近代中國實行憲政殊非易事，而且最難的地方莫過于立憲之初，即憲政之何以創立。正如楊度所言：“難莫難于立憲之初，易莫易于立憲之后。創憲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車使入于軌道，其事至難;守憲政者，如以機器驅火車，使行于軌道，其事較易所以他們希望由一個類似德國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樣的“蓋世英主”出來為中國“手創憲政”。為此，他們不惜賦予這樣的“英主。以君主的權力，幻想其能“善利用其權力，有以迫促憲政之速成”。在楊度們看來，權力就像一種工具一樣，既可為善也可為惡，所以說“夫以行，適以疾國;以行立憲，乃以利國，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可見，君憲說論者是企圖借助于君主的力量來走立憲的“捷徑”以維持政局穩定，避免“暴力革命”等非理性現象。但如此一來就等于將立憲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所謂的“英主”的身上。楊度等就認為清末“成戌變法。建立君憲政治失敗的原因在于“有適宜憲政之國體（指清王朝的君主而不得實行憲政之賢豪。”嚴格地說，這其實不過是所謂“開明”的變種而已。早已背離了立憲政治的本義。

“開明”與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顯然格格不入，因為立憲政治的核心就是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制約和規范，立憲的君主是權力有限的君主，甚至干脆就是不管事的虛君。因此，君主立憲絕不可能通過一個權力無邊的君王來推行。而按照近代中國“君憲派”們的想法。則只能是由開明的君主來自我限制、約柬其權力，這不啻于緣木求魚。所謂以開明求立憲之論，其實是將立憲當作少數“政治精英”的“救世偉業。”骨子里依然是中國傳統的“圣賢政治”的思維。與真正意義的立憲政治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那些成功實現君主立憲的國家沒有一個是靠所謂英主來實現的，相反其君主總是處于消極地位。比如，英國近代君主立憲肇始隴年的“光榮革命。”而這次革命卻是一場由英國議會發動的更換國王的行動，國王在其中不過是政治符號而已，完全扮演著被動的角色;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明治維新”的“神話”中也同樣僅僅是充當政治符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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